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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事實說話:移工真的搶了你的工作、用了你的健保嗎?

既然聘僱移工更貴、更麻煩、還有語言溝通及文化差異的障礙,為什麼台灣的工廠老闆仍舊不得不依賴這群勞動力? 既然聘僱移工更貴、更麻煩、還有語言溝通及文化差異的障礙,為什麼台灣的工廠老闆仍舊不得不依賴這群勞動力? 圖片來源:Yi Chuan Hsueh/Shutterstock

近期,台灣社會又開啟了一場「移工論戰」。社群平台的留言區裡,雇主與移工權益保障團體各自僵持不下,爭議的核心是:移工薪資是否應與基本工資脫鉤?移工是否過度佔用了健保資源?

在這場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迷霧中,輿論高度兩極化。支持脫鉤的一方認為唯有壓低移工成本,才能保護本國勞工的競爭力;反對者則高舉人權旗幟,強調同工同酬的普世價值。

然而,若我們暫時放下情緒,冷靜審視台灣勞動力市場的結構,便會發現:脫鉤政策恐怕並非保護本國勞工的靈丹妙藥,反而可能是一帖加深產業危機的鴆毒。

移工真的比較便宜嗎?3K產業的真相

以長照領域為例,目前台灣看護工的每日薪資約在2,800元至3,000元之間,月薪換算下來高達84,000元以上。相比之下,外籍家庭看護工的月薪雖約為20,000元,但加上雇主負擔的健保費、就業安定費以及伙食與住宿成本,每月的實質開銷約落在35,000至40,000元之間,其費用未包含仲介費。

雖然外籍工作者可能帶來語言溝通、文化習慣與宗教信仰的磨合挑戰,但因為聘僱外籍看護的薪資總成本還不到本國看護的一半,且能提供24小時的待命彈性,多數家庭在經濟考量下,還是會選擇移工。然而,這種「便宜」在產業類移工身上卻完全是另一回事。

2026年的台灣,本國勞工與產業移工的法定基本工資同樣是29,500元。兩者的薪資成本看似一致,但雇主在移工身上額外承擔的隱形成本,卻讓天秤產生了傾斜。

首先,除了雙方都必須繳納的勞健保費用(雇主負擔部分約在3,000至4,000元不等)之外,聘僱移工的雇主每個月還必須額外繳納一筆2,000元以上的「就業安定費」給政府。這筆費用對聘僱本國勞工的雇主來說,是完全不存在的支出。

更沉重的負擔在於管理與生活成本。聘僱移工,雇主在薪資之外往往還需要負責或補助移工的住宿、膳食。這些林林總總的行政與生活開銷加總起來,每個月至少增加數千元。

也就是說,聘僱一名領取基本工資的本國勞工,雇主的總成本(薪資加上勞健保)大約落在32,000元左右;然而,聘僱一名同樣領取基本工資的移工,薪資、勞健保、就業安定費、膳宿費等加總計算後,實質總成本會突破34,000 元甚至更高。

這樣的數據比較,直接戳破了「移工比較便宜」的幻象。這也帶出了一個更深層的議題:既然聘僱移工更貴、更麻煩、還有語言溝通及文化差異的障礙,為什麼台灣的工廠老闆仍舊不得不依賴這群勞動力?

這說明:問題的核心不在於薪資高低,而在於「勞動力供給的斷層」。

為了保護本國勞工,勞動部設有嚴格的門檻:產業類雇主必須先聘雇一定比例的本國勞工,才能聘用外籍工作者。目前的規定是1:5,也就是每聘雇1名移工,企業內就必須先有5名投保勞保的本國勞工。而且在招聘外籍工作者之前,必須先在國內招募數日,確定無本國勞工應徵後,方能向勞動部申請引進移工的招募函。

然而,政策上的保護機制在現實環境中往往顯得無力。一位經營餅乾工廠的老闆無奈地分享,即使他將起薪提高至36,000元,高於基本工資近2成,依然無法留住本國年輕人。原因不在薪水,而在於環境:烤餅乾的現場必須緊鄰數百度的高溫爐火,為了維持烘焙品質,空間內無法安裝冷氣。

這類被稱為「3K產業」(辛苦Kitsui、骯髒Kitanai、危險Kiken)的職位,在台灣已面臨結構性的缺工。當代本國勞工在教育程度提升與職業選擇多樣化的背景下,對於勞動環境的要求已大幅提高。即便將移工薪資脫鉤、降低,本國勞工也不會因此「回流」到高溫、高壓的生產線。可以說,脫鉤政策不僅無法保護本國人,反而可能因為降低移工的勞動條件,導致更嚴重的缺工荒,進而衝擊台灣的中小型製造業。

脫鉤政策不僅無法保護本國人,反而可能因為降低移工的勞動條件,導致更嚴重的缺工荒,進而衝擊台灣的中小型製造業。圖片來源:Ricky kuo/Shutterstock

移工占用健保?明明不常看病卻被排斥

另一個延燒已久的戰場是健保。有些人認為移工佔用了台灣的健保資源,甚至主張應排除其投保資格。然而,實務觀察卻顯示出完全不同的樣貌。

許多東南亞移工在母國的生活經驗中,受限於醫療資源短缺或看診費用高昂,養成了極強的「自我藥療」習慣。感冒發燒、腸胃不適或輕微外傷時,他們的第一選擇往往不是去診所排隊,而是服用從家鄉帶來的成藥。這也經常引發了勞資關係中極其尷尬的「裝病爭議」:一名移工因重感冒無法起床工作,服用自備成藥後請假,但因為沒有就醫,自然拿不出就醫證明。在雇主眼中,這被解讀為「逃避勞動」或「裝病偷懶」;在移工眼中,則是「我不舒服,卻不被信任」。

這種信任危機,往往源於雇主對東南亞醫療習慣的不理解。移工之所以吃成藥,可能是為了省下掛號費,也可能是因為語言隔閡,讓他們對台灣醫院感到恐懼。

另外,來台灣工作的移工年齡往往落在20至40歲,正處於壯年,其健保使用率遠低於高齡化的台灣本國人口。他們繳納的保費,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支撐了台灣健保體系的財務平衡。若將其排除在健保之外,一旦發生重大職災或傳染病,雇主將面臨更大的醫療負擔風險,社會也將承受更大的公共衛生壓力。

最令人感到矛盾的,莫過於台灣制度對「資深移工」的排斥心理。許多雇主抱怨移工缺乏技術、溝通困難,但當這群人經過多年磨練,終於融入社會、掌握核心技能時,現行體制卻因年限限制或社會偏見,不鼓勵他們長期留在台灣。這種「招訓而不留」的模式,讓台灣雇主陷入「永遠在訓練新手」的惡性循環。

政府雖然推出「移工留才久用方案」,但民間仍存在一種聲音:「他們不是台灣的一分子,不該享有長期居留權!」我們一方面渴求穩定的勞動力,另一方面卻在心理上將他們視為「隨拆隨丟」的零件,而非活生生的人。這種矛盾心理,正是台灣勞動力政策難以前進的主因。

移工並非掠奪者,而是撐起台灣基礎產業、照顧台灣高齡長者的夥伴。當我們放下「脫鉤」的敵對思維,試著理解彼此背後的文化差異,並建立更友善的留才制度時,我們才能真正解決缺工難題。唯有讓這群支撐台灣的「異鄉貴人」獲得應有的尊嚴與保障,台灣的經濟發展才能在尊嚴與正義的基礎上,持續穩定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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