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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腦腐蝕」成為2024年牛津字典代表字!數位環境下我們的腦內危機

你是否曾滑過一段又一段影片,回神時卻只剩空虛感?牛津大學出版社2024年度字詞「Brain rot」揭示了這種現象──過度消費瑣碎內容對大腦的腐蝕。 你是否曾滑過一段又一段影片,回神時卻只剩空虛感?牛津大學出版社2024年度字詞「Brain rot」揭示了這種現象──過度消費瑣碎內容對大腦的腐蝕。 圖片來源:Gladskikh Tatiana/Shutterstock

你是否曾經一不小心就花了好幾個小時在Instagram或TikTok上,毫無意識滑過一段又一段的影片?當你回過神時,是不是有種「時間消失」的空虛感?

最近,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宣布,經由超過3萬7千名專家和公眾票選後,「Brain rot」當選為2024年度代表字,揭示了這種現象或許比我們想像的更為普遍。

「Brain rot」指的是「大腦腐蝕」。牛津大學出版社將這個詞定義為:「一個人精神和智力狀態惡化,特別指過度消費瑣碎且沒有挑戰性內容的結果」。

在每一天都離不開科技產品的今日,「失去深度思考能力」這件事,不再只是個人問題,而是普遍存在的集體危機;其不僅是令人感歎的結果,背後更涉及不同階級接收資訊的能力落差,更與我們「注意力」默默變成平台競逐的商品,息息相關。

本文將從「資訊不平等」和「注意力經濟」的角度切入,探討大腦腐蝕的結構性問題,並提出「數位排毒」及「平台監管」的重要性。

階級讓資訊的取得產生落差

許多研究指出,階級會影響大眾的飲食,進一步造就了個人健康,網路資訊的取得也是。

數位時代下,資訊並不會平均散播給每一個人,而會受到教育、經濟等因素的影響。高學歷、高收入水準的階級,往往能夠並有能力跳脫演算法的箝制,接觸更完整、更準確、更有深度的資訊,例如付費新聞、專業研究報告和高品質的講座分享。

反觀,教育管道稀缺或經濟處境較差的群體,既不便接觸前述通路,被迫只能選擇反覆轟炸的娛樂內容,甚或有意無意流出的錯誤資訊。

大家可以回想新冠肺炎期間,台灣的教育現場面臨大規模的停課,師生瞬間被迫共同塞進「線上教室」面面相覷;不過如同《報導者》的深入探訪,因為經濟與數位落差的緣故,偏遠地區的學童不見得都能好好上課,或是被抓去田裡幫忙農務,或是家中硬體設備並不足以順暢連線。

這樣資訊取得的不平等,經年累月後,也逐漸奠定個人對世界的理解能力,甚至讓腐蝕性的內容,大量流向某些不易取得多元精緻資訊的一方。

在種種關鍵決策時刻,無論升學、就業甚至選舉投票之際,群體之間也較易因資訊掌握度的不同,深度思考的可能性有別,作出迥然不同的決定,分配到不同資源──這態勢也可能會拉開貧富差距,再次讓後代面對「階級的惡性循環」。

對於那些教育資源有限或經濟條件較差的人來說,他們不容易接觸到高質量的資訊,往往只能接觸到反覆播放的娛樂內容,甚至可能接收到錯誤的資訊。圖片來源:Nicoleta Ionescu/Shutterstock

注意力經濟更加深了大腦腐蝕

所謂注意力經濟,是指用戶的注意力,成為平台和廣告商爭奪的核心資源。社交媒體、影音平台和遊戲應用,都會希望透過大量數據分析,用最精準的方式吸引用戶的注意力,並將之轉化為商業價值,打造更多付費訂閱,或待價而沽等有需要的廣告商上門競標。

如同亞馬遜自己在推銷廣告業務時提到的:「為什麼注意力經濟對廣告主來說很重要?由於注意力短缺……更重視實際被看到和聽到的廣告,而不只是簡單地購買或提供廣告曝光數。」

平台千方百計把「注意力」商品化,這樣的過程除不斷侵蝕消費者的時間與專注,個人自主性也會因「情緒、認知和行動」都默默落入平台操控,而一點一滴失去。

以社群媒體為例,平台總期待用戶延長停留時間,也就盡可能推送更多刺激感官的內容,如短小的搞笑影片、情緒化的貼文、甚至是充滿政治攻防的破口大罵。這些內容固然牢牢所住了用戶的注意力,卻也同時削弱了用戶的心神,讓他們慢慢喪失對複雜議題的思考能力。

這種現象毋寧形成一種「數位剝削」。平台和廣告商利用大家的注意力,換取許多金錢,卻也讓用戶慢慢在快速、淺薄的內容當中,點滴失去獨立思考、深度閱讀和長期專注能力,最後導致不少人對社會議題的認知,僅能停留在「新聞標題」的層次。

於是,當整個網路環境被碎片化的資訊填滿時,社會的長期發展也必然受到阻礙。

平台和廣告商利用大家的注意力,換取許多金錢,卻也讓用戶慢慢在快速、淺薄的內容當中,點滴失去獨立思考、深度閱讀和長期專注能力。圖片來源:Nicoleta Ionescu/Shutterstock

數位排毒與平台監管的必要性

個人層面,可以透過「數位排毒」來反制。這是指短期中斷數位設備的使用,讓我們重拾現實生活的專注。例如,每週安排一段不使用數位設備的時間,或者設定每天僅有幾小時的使用限額。這樣的改變,能讓大腦暫時「休養生息」,重新掌握時間和注意力。

然而,數位排毒的效果依舊有限,因為它只能讓個人得到喘息,並無法讓數位平台忍住不要發動各種數位剝削。因此,這時就很需要公權力介入,藉以對抗世界各國同時面對的平台霸權。

換言之,基於資訊不平等與注意力經濟的負面影響,市場失靈的結果就有公權力介入的需求。以下是幾個可能的調整方向:

  1. 1透明化演算法

    要求數位平台公開演算法運作機制,提供用戶更多的監督機會,或內容選擇權。例如,允許用戶關閉個人化推薦功能或選擇不同類型的內容排序方式。

  2. 強化數據隱私保護

    加強保護用戶的數據隱私,從源頭防堵平台與廣告商,過度剝削用戶數據的動機。

  3. 推廣數位健康教育

    幫助用戶了解大腦腐蝕的影響,認識注意力經濟的運作,並學習如何合理安排數位生活,增強抵抗數位剝削的能力。

  4. 稽查不法與不實言論

    為兼顧言論自由與網路自由,可先鎖定特定領域的不法言論,適當規範平台管理責任。例如針對選舉的不實抹黑,設計檢舉與法院審查下架機制,讓投票場合回歸到政策對決。

  5. 提升資訊平等

    這步是要確保高品質的資訊能夠普及化,例如資助公/私新聞機構,降低高品質內容的接觸門檻,讓不同群體都能享受到優秀內容,不讓大腦泡在腐蝕性內容之中。

結論

大腦腐蝕的形成,並非單純個人意志力的問題,而是數位經濟下的結構性挑戰。

資訊階級化和數位剝削共同作用,使得許多群體陷入碎片化資訊的陷阱。要解決此一問題,既需要個人相約來努力數位排毒,也需要公權力的介入,以立法緩解「資訊不平等」與「注意力經濟」的負面影響。

當我們一起重新審視數位平台的角色,並試著共同討論如何監管之際,或許才能真正擺脫大腦腐蝕的陰影,恢復我們本來對資訊時代期盼的理性與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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