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觀察

楊安澤啟示:傳統社福、無條件基本收入與「自由紅利」

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初選競爭者楊安澤提出「自由紅利」,獲得相當多的矚目。 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初選競爭者楊安澤提出「自由紅利」,獲得相當多的矚目。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今年3月,我隨同基隆市長林右昌率領的市府團隊訪美。此行第一站與紐約台僑進行座談,席間一位僑領用手比著他西裝上的胸章:「我現在幫楊安澤Andrew Yang助選。他參加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初選,也是我們台裔。」

當時楊安澤還沒沒無聞,我乍聽也不以為意,以為又是政治版的「台灣之光」,「台灣人挺台裔」之類的套路。

事後證明我錯了。雖然楊安澤是一介政治素人,但迄今仍在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初選競爭行列裡。他的支持基礎與族裔無關,而是因為他那充滿爭議的殺手級政見:自由紅利(Freedom Dividend)。

AI不該是讓你失業,而是讓你過得更好的工具

楊安澤的自由紅利主張很簡單,凡是年滿18歲的美國公民,每人每月無條件發放1,000美元。

聽起來很瘋狂,對吧?在台灣的政治脈絡下,楊安澤的主張很容易被人聯想到(福利)政策買票。實則不然。楊安澤的自由紅利乃時下備受討論的無條件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即便是烏托邦構想,都值得討論。

楊安澤的思考脈絡是,隨著人工智慧科技(AI)的發展,勢必會排擠更多的勞動力,因此大量失業無可避免,低勞動參與率也將成為常態。面對這樣的新趨勢,傳統的社會救助、失業職訓若非無力因應,便是無濟於事,而無條件基本收入所允諾的生存權保障,就是最佳解方。

至於無條件基本收入的財源,楊安澤也有所回應。針對壟斷性巨富企業,例如Facebook、Amazon、Google等提高稅率;以及徵收附加消費稅,都是增加財源的途徑。

有趣的是,無條件基本收入的導入,也可能會優化政府支出結構。例如,因失業、貧窮所引發的醫療成本與犯罪成本,將隨著無條件基本收入的保障(免於恐懼)相對降低。政府支出此消彼漲,但效用不同,更促進了社會整合,而非擴大社會隔離。

那麼,看似「政府大撒幣」的無條件基本收入,對經濟會造成什麼影響?楊安澤也解釋,當每位公民拿到這筆現金後,終究會進行一定額度的大眾消費,進而活絡總體經濟。

另一個話題是無條件基本收入對於社會不平等的矯治效果。過往許多研究指出,相較於美國資產調查式(又稱殘補式)的社會福利,普及性社會福利更能縮小社會不平等。質言之,無條件基本收入乍看大開方便之門,但這種普及性福利的優勢在於,它既簡化了行政成本,又避免了制度邊緣者的求助無門。英國知名導演肯洛區(Ken Loach)的近作《我是布萊克》(I, Daniel Blake),不就描述了當貧困小人物陷入龐大官僚體制與層層SOP時,歷經百般挫折而不可得,最後連尊嚴都受創的情境?

不是不工作就有錢,而是從工作中解放

無條件基本收入從民間倡議、某些地方的小規模試點實驗,再提升到美國總統候選人的政見,已經是能見度的極大提升。但今年10月,在基隆舉辦的一場無條件基本收入座談裡,我特別強調了楊安澤所帶來的政治轉譯能力。

就一般人的常識,「工作」與「收入」是連動的因果關係,若無工作,何來收入可言?本質上,無條件基本收入意味了「無工作也有收入」,但這卻可能會讓很多人的認知邏輯斷了線。

楊安澤的高明之處在於,他捨棄無條件基本收入這個概念,而重新命名為自由紅利。

首先,自由紅利的命名,避免了「有工作才有收入」的認知爭議。其次,自由紅利這個概念還可以指向某種解放意涵。如果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已經隨著科技革命而到了減少工作,甚至是無需工作的地步,為何人們還要陷入「為工作而工作」的無奈窠臼?

這就是楊安澤所說的「人性優先」(Humanity First)。和上一個世紀人們恐懼匱乏,擔心挨餓受凍的情形不同;在一個科技進步,物質豐裕的新社會裡,人們應該勇於想像,如何透過前瞻性的制度設計,讓人在免於飢餓之餘,積極追求自我實現。而每人每月1,000美元的承諾,意味了人有機會擺脫為工作而工作、為了怕挨餓而不得不屈就低薪或無意義勞動的窘境,這難道不是一種解放?難道不是一種從被迫勞動的壓力裡釋放出來的「自由紅利」?

這種從(被迫)勞動裡解放出來的時間,也正是閒暇(schole)之所在。史坦丁(Guy Standing)在《不穩定無產階級》這本書裡寫道:「閒暇,同時具備休閒與學習兩種含義,而且必須參與城邦(polis)生活才能擁有。古希臘人認為知識來自於慎思、安靜以及參與。亞里斯多德相信,正確的閒暇必須以某種程度的懶散(aergia)作為必要條件。」

必須提醒的是,無條件基本收入儘管窺見了一個新社會的胎動,但生活的不虞匱乏並不能直接化約為生活的充實豐富,物質豐裕還需要文化性的革命作為配套。當無條件基本收入實施後,我們可以想像兩種可能,一種是按亞里斯多德所說的,免於物質匱乏所迫的人們,得以過渡(恢復)成真正的共同體公民,以閒暇作為公共參與的沃土,成為名符其實的自由公民;另一種則是更優渥的物質條件帶來更多的個人主義消費,更多的私領域玩樂與縱慾。

如果我們真的想把「自由紅利」緊緊握在手裡,那麼每人每月1,000美元所應兌現的,應該是第一條路,即人人有意識地承擔起更積極的公民責任。

(本文稿酬捐贈基隆市社會救助金專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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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子弟。在台中拿到學位,曾在桃園、台南執教;意料之外,又轉軌進了台北,成了商務業界一員。人生下半場,跑道再換,回歸故鄉,進入公部門,與公務員、社會弱勢與勞工一起走踏北境港市。論及個人,邊界屢換,難以歸類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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