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文《書籍雜誌》（Bücher）雙月刊2019年的6月／7月號中，有一篇文章〈危險的翻譯〉（Gefährliches Übersetzen），值得介紹。作者是也從事翻譯工作的依娜．普菲澤（Ina Pfitzer）。她認為，創作者身處的危險，總是成為焦點，所以國際筆會有「監獄中的作者」、「危險中的作者」以及「流亡中的作者」等等計畫，而無國界記者組織也很關切新聞人士的報導自由。但是大家都忘記了，除了作者，翻譯者也可能身處危險中。
她提到幾個因為翻譯而遭受迫害、甚至身亡的例子，但是描述稍嫌簡略。這裡再多花點篇幅，談談這些「危險的譯者」。
1.佛克爾－利伯斯金德（Meta Forkel-Liebeskind, 1765-1853）
佛克爾－利伯斯金德出身書香世家，父親為哥廷根大學教授，與其他4位同為大學教授家庭的飽讀詩書女子，一同被世人稱為「大學之女」（Universitätsmamsellen）。
「大學之女」是時代的奇蹟，居然在那個時代，同時在哥廷根大學誕生這幾位才華驚人的女子。作家克雷斯曼（Eckart Kleßmann）便曾經著書《大學之女：在洛可可、革命與浪漫主義之間的5位啟蒙女性》（Universitätsmamsellen: fünf aufgeklärte Frauen zwischen Rokoko, Revolution und Romantik），講述這幾位生長在女性無機會受到好教育時代的奇女子。「大學之女」之一正是一位知名譯者：卡洛琳．謝林（Caroline Schelling）。她原與耶拿大學教授奧古斯特施萊格爾（August Schlegel）結婚──其弟就是浪漫主義知名詩人施萊格爾（Friedrich Schlegel）──，夫婦兩人並合譯莎士比亞多本著作，以及其他重要文學作品。
後來，哲學家謝林到耶拿任教，卡洛琳認識了這位小她15歲的天才洋溢的哲學家謝林，兩人彼此相愛。奧古斯特也知道這樣的感情關係，但仍是容忍，幾年後才離婚，卡洛琳便正式與謝林結婚。即使她的兩任伴侶都是耀眼的天才，但是她自己還是散發自己的光芒，除了譯作，也出版許多文學評論。
而另一位「大學之女」佛克爾─利伯斯金德亦是譯者，她翻譯數十本法文與英文書，其語言天賦極高。其中一本最重要的思想著作，是美國政治哲學家湯瑪斯．潘恩（Thomas Paine）的《人類之權利》。
當時的封建時代沒有出版自由，當然也沒有真正的人權，所以這本倡導人權的書是禁書，譯者佛克爾─利伯斯金德必須匿名。
《人類之權利》的完整標題是《人類之權利：回答柏克先生對法國大革命的抨擊》（Die Rechte des Menschen: eine Antwort auf Herrn Burke's Angriff gegen die Französische Revolution）。英國政治思想家柏克（Edmund Burke）在法國大革命發生後，立即於1790年寫了一本《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潘恩讀後深感不贊同，遂寫成這本簡短而論戰性十足的小冊，強調人免受君主政權統治的權利，鼓吹建立民主共和。可想而知，此立場不符當時德國帝國及舊大陸其他仍無共和之處的政治受益者利益，君主貴族深怕革命思潮從巴黎擴散全歐，譯者及出版社害怕受到迫害是預料中事。
2.廷達爾（William Tyndale, 1494-1536）
廷達爾是英國神父，流亡期間花費多年時間翻譯聖經，但與教會權威版本不符，遭到迫害，被囚、被刑求，最後被燒死。
他最終沒有完成其聖經翻譯，但是後來英國的欽定版詹姆士王聖經（King James Bible），就是建立在他翻譯的成果上。
3.多雷（Étienne Dolet, 1509-1546）
他是法國人文主義者，也是另一位被燒死的譯者。因為他翻譯經典的方式違背了宗教禁忌。
4.五十嵐一（Hitoshi Igarashi, 1947-1991）
五十嵐一是日本伊斯蘭研究學者，魯西迪《撒旦的詩篇》日文譯者，被不知名兇手刺殺於筑波大學內。該書義大利文譯者及挪威的出版商也險遭殺害；荷蘭文譯者必須依賴警方保護；而土耳其譯者住處遭受縱火，雖然存活，但無辜受牽連死亡的有36人。德文版一開始無人敢譯，後眾人組成「第19條」（Artikel 19）出版社，群譯並出版該書。
該出版社名字來自《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9條：「人人有保持意見不受干預之權利」，以及，「人人有發表自由之權利；此種權利包括以語言、文字或出版物、藝術或自己選擇之其他方式，不分國界，尋求、接受及傳播各種消息及思想之自由。」
5. 索依絲（Rita Seuß）
伊朗裔作者哈家齊恩（Roya Hakakian）的德文譯者之一臨時打退堂鼓，退出翻譯工作；另一位譯者索依絲（Rita Seuß）被問及為何仍能堅持下去，她說：「我沒那麼害怕。或者說，我比較天真。」
6.阿爾雷納伯（Hani Al-Renab）
敘利亞作家阿爾雷納伯翻譯以色列作家達揚（Yael Dajan）的作品為阿拉伯文，因而被逐出作家協會，並被大馬士革大學解職。
7.波拉克（Martin Pollack）
這位奧地利譯者被波蘭禁止入境。2016年，維也納的波蘭文化中心因為其批判性的文字，宣佈中止與波拉克的合作計畫。
8.阿爾帕依（Necmiye Alpay）
這位土耳其語言學家及譯者，和德籍記者與譯者托魯（Meşale Tolu），在2016年土耳其「政變」後，因為協助反對陣營媒體的工作而入獄，國際筆會致力營救中。
托魯因為任職德國媒體，被警方任意逮捕（罪名是涉嫌參加恐怖組織以及協助散佈恐怖組織文宣），在德國引起極大騷動，政界、人權組織及媒體使出一切努力交涉營救。在我寫這篇文章時，托魯已暫被釋放，但仍須面對土耳其法院的審判。她在被釋放返德後，於2019年5月出版了一本書《我的兒子留在我身邊：作為政治人質監禁於土耳其監獄，以及為何這尚未結束》（Mein Sohn bleibt bei mir: Als politische Geisel in türkischer Haft - und warum es noch nicht zu Ende ist），講述她在土耳其以及獄中的經歷、新聞自由的危機、以及所有政府批評者的受迫害情形。她筆調嚴厲地批評，土耳其的法治國原則幾乎蕩然無存。
但是這本書不只是控訴之書，還是希望之書。最令我感動的段落是，托魯被關在女子監獄，許多她的獄友們都因為同樣的政治原因受迫害，但是在獄中，她們沒有放棄希望，反而相互扶持，例如，托魯不放心自己的兒子無人照顧（托魯的先生在她被捕前幾週也被土耳其警方逮捕入獄），決定將他帶入獄中。在獄中，獄友們一起照顧這位小朋友，為他張羅食物，在黑暗中總有人為他人點起火把。
在自由閱讀的此刻，別忘記那些承擔風險的名字
以上這些名字只是因翻譯而受害的名單中的極小部分。書本傳播思想，雖然可以作為政治教育的工具，但也是植入批判思想的種子來源，權力擁有者對於書本，向來小心戒慎，而轉渡不同思想世界的譯者，更常常成為當權者心頭之患。
歷史上許多威權政體，都查禁不少翻譯書，而無數譯者或者必須面對思想言論警察的迫害，或者必須使用假名，或者出版社將譯者移花接木。台灣在白色恐怖時期，以違反出版法及戒嚴法為名查禁許多譯作，並使得許多譯者或流亡海外，或為此入獄，甚至喪失性命。無數相關案例，賴慈芸的《翻譯偵探事務所》一書整理得相當完整，值得參考。
這些「危險的譯者」之事蹟，說明翻譯確實危險，他們一方面因為將危險的思想引渡入另一種語言，而挑戰了既有秩序，發揮危險的功能；另一方面也因為這種顛覆角色，散播著對於當權者來說是危險的文字，將自己置放在危險之中。生活在民主世界中的譯者及讀者是幸福的，不需害怕因言賈禍，而我們能自在翻譯、自由閱讀的此刻，也應記得那些曾經因為翻譯喪失性命、失去自由的名字，或者根本無法見世的無名氏們，以及那些今日仍然身處極權政體監控下的翻譯者們。這些人，不只跨越語言疆界，也跨越政治疆界，在黑暗歷史裡冒險傳遞人類文字及思想，體現了《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9條的真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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