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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榮幸這次因為〈終生為真理──年度歐洲記者敦達爾〉這篇文章,受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香港記者協會及香港外國記者協會合辦的第22屆《人權新聞獎》(Human Rights Press Awards)肯定,獲得文字及印刷組—評論這個項目下的優異獎。

人權議題並非我一開始預計評論德國事務的方向。我不是媒體人,新聞自由議題亦非我原來關切的重點。獲得人權新聞獎的肯定,實非意料內事。但,其實也不能全說是意外,這個專欄試著從文化與思想的脈絡討論德國社會,而思想的自由正是我書寫的核心關懷,圍繞著思想自由的人權、新聞自由、言論自由與民主政治的關係,也很自然的成為這個專欄的重點。我沒有刻意這麼寫,但卻自然而然的、或者說不得不走向了這樣的寫作方向。

幾年前《天下雜誌》邀請我開始寫這個專欄時,我猶豫了一陣子,最後下決心的原因是,這是一件必須做的事,是對我的國家、也對華文世界有意義的事。當時我想從對德國新出版品的介紹與評論,描繪德國與歐洲社會歷史與現狀;也想從思想、哲學、語言、文學與文化角度剖析德國──要理解德國,這是必要的道路,一切略過這條道路的理解,都太過迂迴也失真。當時華文世界裡能滿足我期待的作品實在太少,只好自己來寫。

我認為理解德國有其必要,但我不是個德意志主義者。德國有其強大,有其長處,但也有其自身待解的問題。我們不必要、也不可能完全擁抱這個國家,但應當理解這個國家(同情性的或批判性的理解都好),一來德國的發展道路、結構制度、思考方式確實有值得我們參酌學習處,而它在世界歷史中犯下的那麼多錯誤,其反省與克服的方式,也對於其他國家如何朝向一個更好的未來提供了線索。

而作為歐盟最強的國家之一,作為美國長年來的盟友,德國也不能迴避世界問題,必須提出自己的答案。台灣身為德國長年來的民主及法治價值盟友,更有必要理解德國的現狀,許多德國面臨的問題,換了主角與配角,也會是我們的問題。而台灣的問題,也有越來越多德國人關切,因為這個時代,我們都在某意義上站在一起。

因此我觀察德國,卻又不只觀察德國,我看的也是這個世界,以及自己的國家。德國是我的「方法」,而這篇得獎的文章,也是一個切入今日世界、回應今日問題的方法。

新聞自由度不斷下降

那篇〈終生為真理──年度歐洲記者敦達爾〉,要回應的是一個什麼樣的問題?一位土耳其記者,遭受監禁、暗殺、噤聲的威脅,流亡德國,又能成為什麼樣處理我們問題的「方法」?

今年4月底,無國界記者組織網站發佈了2018年全球新聞自由指數(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隨之在網站上公佈了幾個關於新聞業的數字,可以看出我們處在一個什麼樣的世界:

2018年迄今5個月,被殺的新聞記者有24人,被殺的公民記者6人,被殺的記者助理2人,被囚禁中的新聞記者176人,被囚禁中的公民記者126人,被囚禁中的記者助理15人。

而2017年,被囚禁的記者、公民記者、媒體工作人員總共有326位,54位被綁架,2位失蹤,65位被殺害;從2013年到2017年,被殺害的專業記者,共有1,035人。

幾乎從有新聞業開始,權力擁有者、非法利益獲得者就對批判性的新聞記者沒有好感,但這些年來殘暴血腥的趨勢更加明顯;此外,從2018年全球新聞自由指數也可看出,許多傳統上被認為是民主的國家,其媒體的重要性不斷被挑戰,再加上極權國家對媒體的侵害,全世界的新聞自由度不斷下降中。

在這個排名裡領先的一如往常是北歐國家,北韓中國等國家的媒體運作環境也一如以往的令人失望。值得警惕的是,在一些老牌民主國家裡,民選的政治領袖也跟極權國家一樣敵視媒體,無國界記者組織便明白指出川普治下的美國,新聞自由度下降到第45名。這位跟媒體始終打不好關係的總統,稱記者為「人民公敵」──這個詞在蘇聯獨裁者史達林那裡也曾經用過。

那些在暴力威脅下的記者

辱罵記者是一回事,這是長年來的現象,可是訴諸肢體的暴力甚至血腥手段則是更令人憂心的發展。除了前述讓人怵目驚心的數字外,還有更多的例子可以看出目前情況之嚴重。

2017年10月16日,馬爾他著名的揭弊調查記者Daphne Caruana Galizia在離開自家、發動其租來的汽車時,汽車爆炸,家人只能從殘骸碎片中勉強指認她的遺體。她生前因為揭發太多弊案,樹敵無數,背負著42件民事訴訟及5件刑事訴訟,迄今無法查出是誰設置了汽車炸彈。

斯洛伐克記者Ján Kuciak今年2月與他的未婚妻在自家中慘遭槍殺。Kuciak是斯洛伐克有名的調查記者,《巴拿馬文件》全球揭秘工作,他也參與其中。他的調查報導方向都與政府貪污腐敗有關,揭露許多情節重大的跨國政商不法勾結,可以想像他是許多人的眼中釘,其中包括得罪義大利黑手黨組織。去年他就收到威脅信,因此申請警方保護,可是警方最終還是無法保住他的性命。

今年2月底,殺手闖入他的家中,對著他與他女友Martina Kusnirova的頭部胸部連開數槍,當場斃命。這個殘暴無比的謀殺案使斯洛伐克全國震驚,民眾上街遊行抗議,要求新聞自由以及反對貪污,3月開始也在全國各地上街悼念庫奇亞克。總理費格不得不開記者會,在鏡頭前擺出百萬歐元,大動作徵求破案線索。歐盟對這個案子大為震驚,派出代表團到斯洛伐克調查本案。目前仍未破案。

被授予歐洲年度記者榮銜的敦達爾,所面對的也是生命威脅,在法庭外兇手光天化日下行兇未遂。他被迫流亡德國,至今必須與家人分離,一切代價,只為了寫出真實的報導。他的命運突顯了這個時代要說出真話不只困難,還極度危險。

寫作那篇文章時,我心想,自己何其有幸,生活在一個能夠自由寫作、無須畏懼身家性命危險的國家。這原是每個人的基本權利,可是在自由國家住久了,常會忘記這基本權利多麼珍貴。然而轉念一想,其實身為台灣人,也不全然能稱自己何其幸運,能夠生活在言論的地方並充份享受思想自由。三個字說明了我們的處境:李明哲。

沒有記者的記者會

前一陣子上映的《郵報:密戰》這部電影,描述媒體與國家之間的衝突關係,片尾引用了布萊克大法官之言:「美國開國元勳給予新聞自由必須有的保護,使其在民主制度履行重要義務,媒體應為人民而非政府服務。」

那個衝突發生在上世紀的70年代,而這麼多年來,媒體確實也在監督政府、推動民主化及守護民主化成果上,發揮了不可取代的重要功能。然而,這幾年來民粹與右翼思想、政治勢力的抬頭,壓迫著媒體的行動空間。記者挖掘真相的任務受到阻撓,也不只發生在未民主化、或者民主不夠穩固的國家,在老牌民主國家裡,新聞自由正一點一滴流失中,我們可警覺到了嗎?

我想舉一例,說明德國的情形。

德國八卦娛樂媒體《圖片報》(Bild Zeitung)在本年4月時,追問德國另類選擇黨(AfD)布蘭登邦議會黨團主席Andreas Kalbitz與激進政治勢力的關係。根據《圖片報》的調查,Kalbitz曾經與極右派政治團體「死忠守護家園德國青年」(Heimattreue Deutsche Jugend)過從甚密,3月份時,第一電視台「對比」(Kontraste)節目公佈了一張照片,他在「死忠守護家園德國青年」的營地裡現身,這個畫面引起全國熱議。

為什麼引起爭議?「死忠守護家園德國青年」擁護新納粹意識形態,行事激進好戰,是德國情報機關憲法保護局長年觀察的極端組織,前內政部長Wolfgang Schäuble曾以該組織致力於培育新納粹幹部、並吸收青少年成員、灌輸種族主義納粹思想為由,宣佈禁止該組織,並獲聯邦行政法院支持。

「死忠守護家園德國青年」是內政部合法註冊的人民團體(e.V.),在高度強調集會結社自由、且亦自豪為一個人人參加社團、有強大市民社會的德國,解散禁止一個社團並非小事,可見該組織威脅憲政秩序之嚴重。而另類選擇黨已是議會內的民主政黨,卻與新納粹組織牽扯不清,自然是媒體窮追猛打的議題。

現年45歲的議員Kalbitz,因為其政治立場不斷受到媒體質疑,其早年寫的文章,更是直言無諱其相當右傾的態度,《每日鏡報》(Der Tagesspiegel)甚至稱,他在邦議會裡早有「小希姆勒」(kleiner Himmler,比喻他是執行宣傳任務的納粹高層Heinrich Himmler)之稱。

今年4月中,《圖片報》的記者Michael Sauerbier在布蘭登堡邦議會另類選擇黨黨團舉辦的記者會上,針對另類選擇黨與新納粹的關係提出了尖銳的問題。另類選擇黨怒斥該報的問題「毫無水準」(Fragen unterhalb der Gürtellinie)。

5月8日,在另一場記者會上,另類選擇黨黨團發言人表示:「今日的記者會,《圖片報》記者不許發問。」這個態度,顯示了政治人物面對不喜的媒體時的抗拒態度,引起了現場所有媒體的反感。那個《圖片報》被抵制的時刻,所有記者都站了起來,離開現場,以無聲的抗議方式表達對《圖片報》的支持。沒有人因為同業被禁止發問而高興,他們知道,今日是《圖片報》,明日就是他們自己。

這場記者會,因而成為一場沒有記者出席的記者會。坐在台上的幾個政治人物,以及台下空蕩、只剩下椅子的會場,形成一個強烈的對比畫面,足以作為今日新聞自由的象徵。

新聞自由的挑戰也來自民粹

《圖片報》並非嚴肅報紙,其獲利雖高,但在讀者以及同業心中的形象不甚佳,「屍體」加「肉體」的圖片四處可見──該報曾經每日頭版都刊登一幅上空女郎照片,長達28年時間無一日間斷,可見其風格。可是,再怎麼不討喜的媒體,都不該被噤聲;更何況,這個不討喜的媒體,追問的是政治人物是否涉及危及民主憲政秩序之極端組織活動這樣的公共議題。禁止媒體在議會的記者會上發問,明顯不符合德國憲法第5條對新聞自由的保障:

人人享有以語言、文字和圖畫自由發表、傳播其言論的權利,並擁有無阻礙地以通常途徑了解資訊的權利。新聞出版自由及以廣播電視電影報導的自由,必須被保障,不得審查。

布蘭登堡邦議會議長Britta Stark譴責剝奪記者發問權利的做法,認為這並非民主。而該邦記者協會也發表聲明表示,禁止記者發問是「對於新聞自由嚴重的侵害,完完全全無法接受。……今日在場的記者離開了現場,我們讚揚,並請求我們的會員們,只有在每一位媒體同業都擁有發問權時,才參加另類選擇黨所舉辦的活動。」

雖然,媒體同業及其他政黨幾乎無例外地選擇站在《圖片報》這邊,然而,在各媒體此新聞的留言區中,可以看到無數支持另類選擇黨的留言湧入,大讚這就是對付「謊言媒體」的正確態度、只有「爛好人」(Gutmenschen)才會同情這樣的媒體、《圖片報》對另類選擇黨的窮追猛打顯示了這正是一個嗜血的醜聞八卦報(Revolverblatt)……。這些留言可以看出,對於新聞自由的挑戰,不只來自權力擁有者,也來自民粹的怒火。

自由的人,自由的思想,必須被保障

是時候再思考新聞自由對我們的意義了。首先我們必須自問,想生存在什麼樣的政治制度與社會中?我想生活在其中的,是一個權力受到監督的國家,是沒有人能夠為所欲為的社會,是人們有機會獲取一切必要資訊、以做出成熟政治判斷與行動的社會,是我們能夠爭論、而非以情緒或意識形態甚至暴力對待不同意見者的社會。而這一切,都需要媒體能夠發問,能夠批判,能夠提醒權力擁有者:你所做的一切,都有我們以及我們的讀者在看著。倘若沒有了新聞自由,那麼結果就是反過來,權力擁有者會告訴我們,老大哥監視著、管控著每個人,因為沒有人看著老大哥。

還是得再提及我無比喜愛、多次引用的一段話。那是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在審理《明鏡週刊》事件被控叛國時的知名判決文,大法官們如此定義媒體與民主關係:

一個自由的、不受公權力影響的、不屈服於審查制度下的媒體,是自由國家的基石。特別是一個自由的、定期出版的政治媒體,對於當代民主不可或缺。公民要作出政治決定,必須獲得詳盡的資訊,也必須知道他人的意見,並加以作出衡量。媒體必須維繫這樣永不停止的討論,必須創造資訊,自身也必須採取立場,在公共爭執中作為確立方向的力量。

我盼望每一個媒體都這樣看待自己的功能,我盼望生活在擁有這種媒體的民主國家中。

另外,新聞自由也攸關言論、思想、乃至個人生活方式的自由。新聞的自由(Freiheit der Presse),其實正是自由的新聞(Presse der Freiheit),是為了「自由」而報導、而評論;只有保障新聞媒體能夠自由地研究、提問、報導、評論,我們才能生活在自由的政治制度中,才能擁有真正的自由;我們想讀的,不是國家想讓我們讀的。自由的人,自由的思想,必須被保障,不得審查。

這也是敦達爾作為一個記者的使命所在。詩人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在《寫給一位年輕詩人的信》(Briefe an einen jungen Dichter)中,這麼談寫作的原因:「您得研究讓您寫作的原因;您得檢視,是否在您內心深處滋生了什麼東西,您必須坦承,是否您會願意,在被禁止寫作時不惜一死。」這段話正可以形容敦達爾,他不惜冒著牢獄之災與生命危險,也要報導真相,也要護衛搖搖欲墜的民主成果,也許唯一的原因只是:他願意在被禁止寫作時不惜一死。

評審團們以人權新聞獎肯定我的寫作,但其實,真正應被肯定的是仍流亡德國的敦達爾,以及所有仍被迫生活在箝制思想與寫作自由國度中的人。我閱讀敦達爾的專欄與自傳,記錄他的命運,與這樣追求新聞自由的人站在一起,因我也願自己是自由的人。倘若我是他的同業,在他被剝奪了發聲的自由時,我也必站起來,離開沒有他的記者會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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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出生,苗栗、臺南長大,臺北求學,後移居臺東。在臺灣跟德國讀外交、哲學及政治。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治歐陸思想史。2018年以〈終生為真理──年度歐洲記者敦達爾〉一文獲得人權新聞評論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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