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年74歲的荷蘭趨勢專家Li Edelkoort住在巴黎50年，以2024年奧運城市巴黎做為25／26的秋冬趨勢主題。被海明威形容是一場「流動的饗宴」的巴黎，其「流動性」至今依然受到Edelkoort青睞，成為2026春夏趨勢主軸。
保護主義讓眼界變窄、設計尺寸也縮小
時尚趨勢是依據時代情況自然出現的趨勢現象，是一種觀察，而不是完全人造的商業考量。因此，Edelkoort的趨勢分析往往從時代社會背景開始，她的2026春夏預測也不例外。
全球政治趨向保護主義，包括美國總統川普在內，許多國家的新領導人正在引入某些保守派的價值觀，包括歐洲的極右派，似乎複製了歷史上二戰前的部分傳統思維，並滲透到更廣泛的文化中。這幾年流行的街頭服裝也看起來更傳統，服裝與配件尺寸由大變小，與美國川普反全球化的眼界一樣，愈傳統、愈窄小。
政治走向極端化，連帶影響了性別差距與財富落差。除了歐洲極右翼的囂張行徑外，川普2025年4月大幅調高關稅，帶來全球震撼，也讓整個世界籠罩在一種「爆發邊緣」的氛圍下。看似隨時都會爆炸，卻不知會從哪裡開始、程度與影響又如何。因此Edelkoort為2026春夏提出「流動性解剖」（Anatomy of Fluidity）這個主題。
解剖一：抽象的趨勢，如何具體化成商品？
Edelkoort 說明，「流動性」這個概念本身就是流動的，可以依據設計師或品牌所採用的方法和資訊，打造或拆解成不同方案。比如以「飽和社會」（saturated society）為靈感，以舒適的服裝、柔軟的剪裁做為表達方式，輪廓會讓人聯想到蛋白酥皮，配色方案則融合中性和諧色調；其次是帶有流動感的織物與薄紗，她稱為「塑形物質」（moulding matter），以麵團狀的可塑形式為代表，配色方案是溫暖的色調，一種「敏銳但不犀利」（sharp but nonchalant）的溫度。
流動性這個概念本身來自社會學，與現代性有關，齊格蒙包曼（Zygmunt Bauman）在1999年提出的「流動的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根據人類行為以及人類與科技的互動，已大膽推測出未來將出現不同行業領域及品牌間的跨界合作、消費線上化等現象，如今一一驗證。他在2015年時接受柏林雜誌「032c」專訪談時尚，「032c」形容「這位社會學家手持鏡子，映照出我們的世代」。
時尚從來就只會超前，何時落後過？不需給自己一次就完全看懂時尚哲學的壓力，但若是具備一些，它能夠提供一種更容易看懂時尚產業運作的視角。
解剖二：從秩序到流動，建立聯繫卻不發展關係的時尚跨界
包曼曾提出理論表示，現代的人建立聯繫（connection），但並不發展關係（relation）。兩者的區別在於：若是一個不高興，聯繫可以隨時斷掉就好（disconnect），但是關係一旦發展，卻是不可逆的。這與當代時尚界興起的跨界、快閃合作模式不謀而合。大家各自發展自己的特色，短期聯繫，接觸到不同的客群；但大多不會走到沒有對方就經營不下去的地步。流動（liquid）取代秩序（solid）、短期取代長期、資方不再流行長期投資，而勞方也不能只再靠著單一技能走天下。
包曼對社會的觀察，將人對感情與物件的依戀畫上等號。他曾比喻：「開始一段關係需要雙方的同意，但結束時只需要一方就可以。結果導致伴侶雙方持續活在害怕被對方拋棄的恐懼中，怕自己變得像是一件過時、不再流行的外套那樣，被扔到一旁。」
包曼的後現代主義告訴我們，「到最後，消費者本身也成為一種商品：消費主義的文化特色之一，就是從別人得到壓力，也讓人感到需要成為別人的壓力。你得用市場學的手法，把自己推到市場上。」
解剖三：談時尚、趨勢膚淺嗎？其實這也是社會學與哲學
時尚令歷史學家著迷，因為它是一個謎。英國史學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曾在著作《極端的年代》和《斷裂的年代》兩次提到：「時尚設計這一族，一向被謔稱為不具理性分析性質的一支品種。但是說來奇怪，他們對未來走向的預言能力，有時卻勝過以預測分析為業的專家。這種現象，毋寧是歷史上的超級大謎題；對於專事研究文化史的學者來說，更是一件中心議題。」
時尚預測可以被商業機制運用，但預測的內容，往往是有哲思根據的社會學觀察。美國後現代主義學者Mark C. Taylor在討論後現代主義表面與深度的著作《Hiding》中，引用三島由紀夫「為什麼人們不會被表面本身暗藏的深度吸引呢？」（Why should they not be attracted to the profundity of the surface itself? ）Taylor把這個概念套用在時尚主題，指出「時尚的深奧，就在於其表面性。」（Fashion is profound in its superficiality.）
解剖四：流動性與旅行的意義
Mark C. Taylor與後解構主義學者德希達（Jacques Derrida）熟識，在弔念德希達的文章中，也提到一段他與家人去法國時受邀到德希達家中作客的回憶。德希達著迷於「離開」（being away）這個概念，他邀請讀者去思考旅行（think travel），「這個獨特的活動：啟程、離開家、去到遠方、走向未知，只為那未知可能帶來的所有風險、快樂與危境。」
不妨體會《愛在瘟疫蔓延時》（El amor en los tiempos del cólera）女主角晚年拋下一切啟程時說的那句話：「如果我去，那是因為我決定要去，而不是因為對風景的興趣。」（If I go, it will be because I have decided to and not because the landscape is interesting.）
旅行是一種流動，是一種離開（being away），德希達本人12歲時因為北非學校拒收猶太學生而遭開除，後來他在美國被認為是法國人、在法國又因為阿爾及利亞口音而透露出自己的移民背景，可說是親身經歷過「離開」、並且提出了「永恆流亡」的概念。「在文化上，德希達一直保持一種『無國家』狀態，但不代表他沒有文化上的故鄉，相反地，文化上無國家狀態意味著擁有不只一個故鄉，意味著在文化的十字路口上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家園……。」
流動，是一種包容力，一種能在不同文化間自在移動的能力，將文化帶著走的能力。落地不需要生根，在哪裡都能自在。一如海明威所說，「如果你夠幸運，年輕時待過巴黎，那麼巴黎將永遠跟隨著你，因為巴黎是一席流動的饗宴。」
生活的藝術：擠掉快樂的不是遇到挑戰，而是無聊
曾撰寫《生活的藝術》的包曼，在回顧訪談中也有趣地定義了快樂。他說自己在這點上同意弗洛依德的說法，「快樂不是一種持續的狀態，而是一個時刻、一個瞬間，當我們克服逆境與不幸時，我們感到快樂，就在我們脫下那雙緊到把雙腳都磨出水泡的鞋子時，我們感到快樂並且釋放。持續不停的快樂是嚇人的，是夢魘。」
最後，這位社會觀察家、哲學家遺留在人間的，是面對未來的智慧以及對我們人生生態度的建議。包曼說，「不要只把人分成是悲觀的、樂觀的兩種，因為我總把自己分在第三種，那就是：帶有希望的那一種。」在充滿綠色的春天，帶來的那種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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