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參加「綠色小組與另類媒體運動──紀錄的政治與其當代意義」研討會。在這場研討會上，除了和朋友共同討論「綠色小組」和台灣另類媒體的發展，也見到了改變我對媒體看法的工作團隊。
截然不同的兩種新聞
第一次看到「綠色小組」的作品是在重考大學時，那年發生520農民運動，5月19日，抗議行動還沒開始，政府就先認定抗議者是暴民，三家電視台不斷呼籲農民要冷靜，並提醒台北市民注意自身的安全。
抗議當天的新聞報導，就像是串通好的預言，暴力的群眾拿出藏在菜車下的棍棒與石頭，不斷攻擊警察、破壞公共設施，可憐的警察堅持「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原則，承受群眾棍棒，默默地堅守崗位。這些畫面並不特別，黨政軍控制下的媒體所報導的群眾運動，一直都是這個模樣。
這樣的報導看不到農民的訴求，但卻容易引起民眾對抗爭者的反感，也形成我對示威者的刻板印象，心裡總是咒罵這些人，有話為什麼不好好說？抗議就抗議，為什麼要用暴力？
沒多久，我的同學拿給我一卷錄影帶，是「綠色小組」拍的520農民運動。同一個地點、同一個時間、同一件事，卻有截然不同鏡頭。鏡頭裡不再是暴民打警察，而是手持警棍和盾牌的暴警追打著手無寸鐵的老農老婦，並且往死裡打。我疑惑了，為什麼和幾天前看到新聞畫面不一樣？誰對？誰錯？誰真？誰假？當時，我沒有答案，但對「新聞」有了疑惑，對台灣的政治有更大的疑惑。
開啟視野的「另類錄影帶」
當時在補習班準備重考，回家時都會經過高雄中山體育場，旁邊小廣場有個賣錄影帶的攤商，架起了電視，播放當時街頭抗爭、反對黨議員問政的錄影帶。這些在電視上看不到的畫面，總讓我駐足停留，靜靜地看著、聽著，比在補習班上課更入神，也開啟我封閉的視野與腦門。
在黨外雜誌之後，另類錄影帶等不同的電子媒體逐步興起，成本低廉、移動方便、操作簡單的特性，取代了傳統的印刷媒體，成為反對運動的重要工具。內容也跳脫了異議性政論報刊的取向，除了政治運動，還包括各樣社會運動的報導。
台灣的另類錄影帶發展可追溯到1984年6月，當時《前進》雜誌編輯，也是後來「綠色小組」的主要成員王智章採訪海山礦災，發現許多罹難者家屬未能領到應得的撫恤金，政府卻宣稱已妥善安置，於是和鄭文堂偷偷錄影採訪，揭發政府謊言。1986年10月，王智章和李三沖、傅島等人成立綠色小組。其後包括「第三映象」、「文化台灣影像工作室」、「南方紀錄小組」、「台灣報導」、「新台灣」、「獨獨」等影像團體陸續成立，投身另類錄影帶紀錄的行列。
來自人民角度的刺客列傳
1920年代的蘇聯就開始把影像報導當作反對國家及資本權力、傳達社會底層聲音的工具。著名的紀錄片導演、同時也是電影理論家吉加．維爾托夫，便曾將他在蘇聯各地拍攝的影像剪輯成「真理電影」，乘著火車或輪船到蘇聯各地放送。隨後在拉丁美洲、亞洲各地都可以看到類似的作法。影像設備的便利使得政治詮釋權得以回到素人手上，即使是媒體「開放」的今日，這些另類的影像媒體不僅記錄、傳達社會邊緣與弱勢群體的身影與意見，並且仍是民主化的重要工具。
雖然，「綠色小組」已停止拍攝，但成立的那3年，拍攝了大約3,000小時的影像，剪輯完成並公開放映的影片約有120卷。2006年他們轉型為「台灣綠色小組影像紀錄永續協會」，在南藝大的協助下，將影片數位化，2013年3月15日建制完成，在網際網路提供免費觀看，「綠色小組」成為儲藏著台灣社會力的重要記憶庫。
這是從人民角度發聲的另類媒體與紀錄，有著庶民歷史與詮釋的意義，也是小歷史的建構，並且與官方為主的「大歷史」進行對話與對抗，是一種由下而上的歷史書寫，以小歷史介入大歷史的鬥爭。這種小歷史是重要的，他不僅是民眾的，更是反抗的、受壓迫的歷史，也是一部動人的「刺客列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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