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識讀

良心還是收視率重要?──新聞教育與媒體職場的拉鋸

這幾年有許多機會到中小學和老師們分享「媒體識讀」教育,簡單說就是協助基層教師們了解新聞媒體的生產過程、如何解讀新聞,對新聞媒體表現不滿意時,可以怎麼回應、如何抗議。由於這些年學校教育經常被媒體打敗,許多老師很認同這樣的理念,不過,也有老師會不以為然地說:如果傳播科系的老師把學生教好,就會作好新聞,就不會有這些「腦殘記者」,也不用來告訴我們如何識讀媒體了。

雖然不能把所有作奸犯科的行為都怪罪給他的小學老師沒教好,但這句話仍有其道理。一個專業者表現如何,除了他本身的能力,從小到大專業的養成訓練也很重要,而新聞教育作為整個新聞生產鍊的環節之一,媒體表現的好壞當然脫離不了干係,只是媒體專業者養成的關鍵不只在學校,還在職場。

幾年前有位在新聞台工作的學生突然打電話給我,說她離職了。我有點訝異,這位熱血青年唸新聞系,從小對新聞工作有著極大興趣,好不容易到一家極負盛名的電視台工作,怎麼會突然離開呢?

原來那天電視台的長官得到一個消息:有人在水溝藏了針孔攝影偷拍穿裙子的女生。不過,沒圖沒真相,電視新聞更需要畫面,於是長官就問這位年輕的女孩,要不要換上裙子,跨過水溝?

雖然長官不是永遠都是對的,但至少掌握她的生殺大權,如果忤逆長官的要求,會不會因此沒了工作?

她左思右想、反覆思量,終於鼓氣勇氣告訴上司:我覺得這樣作會對不起自己的良心。

長官也很直接了當的回答她:那~妳覺得良心重要?還是收視率重要?於是,這位受過四年新聞教育,熱愛新聞的學生,選擇了良心,離開她曾經熱愛的工作。

這幾年在外界監督,媒體自律下,這樣事情越來越少,但電視新聞的品質卻未必提升。即使沒有長官在一旁「諄諄教誨」,現在的工作環境也很難作出好新聞。

電視台的記者一天大約得作兩則新聞,有時還要衝到四則,這麼大的工作量與生產方式,新聞記者能否平安抵達採訪現場,把麥克風堵到對方嘴前可能都有問題,又如何能事前了解議題,事後作好查証?更別說什麼深度報導了!記者有時為了趕時間,符合稿量的需求,只好隨便訪問路人,或者抄抄臉書、行車紀錄器,翻拍一下藝人的臉書或微博,這樣的工作條件想要有好的新聞品質,恐怕比登天還難。

這還只是例行公事,許多記者親臨事件現場,辛辛苦苦採訪回來的新聞,卻未必有權力能決定要登那些內容,把他看到新聞真相如實地登上版面。許多時候,反而是不在採訪現場的長官,揣摩他上頭長官的內心世界,或者假設觀眾愛看什麼,然後,大筆一揮、大刀一剪,搞得原本的新聞全都走了樣。然而,長官名字卻從來不會出現在新聞裡,新聞上寫的反而是「記者XXX採訪報導」,但,這則新聞早就和原來的內容沒什麼太大的關係,記者卻得揹上「腦殘」的黑名。

當然,不是所有的媒體長官都是如此,只是人在江湖,常常會有許多不得不的壓力,就算當上了長官,有時也會身不由己。

即使是再怎麼腦殘的新聞,也可能是第一線記者和長官的拉扯的結果,中間或許經過無數的心理交戰或言辭抗爭,當然,久了也會成了習慣,記者會很自然地開始揣測他的長官想要什麼,找到生存之道。不過,新聞工作要拉扯的,還不只是媒體內部的不同角色,學校教育和媒體實務的兩種理念,也是經常僵持不下。

許多新聞科系學生到媒體工作或實習時,聽到的第一句話往往就是:把你在學校學的放到一邊吧!的確,對有些商人來說,傳播教育應該就是技職教育,最好多教些傳播技能,讓學生能拍、會剪,一畢業就上手,無縫接軌地到業界工作;而倫理道德反而是是獲取利益的絆腳石,懂越多,越堅持,就越難搞,這個記者就越不聽話,如果要融入職場,在這裡安身立命,就把學校教的倫理道德拋到腦外吧!

這其實是個普遍的現象,也不是只發生在新聞傳播界,所有強調專業倫理的工作,包括醫生、律師,都會遇到類似的問題,特別是這行業越商業化,問題就會越來越嚴重,難怪學校教的,和實務工作會有這麼大的落差!

但問題是,是學校要聽職場?還是職場要聽學校的?如果業界覺得學校教的東西礙手礙腳,那為什麼不自己花大錢、辦學校,培養自己要的人才呢?而如果傳播教育覺得自己教的理念、價值那麼重要,何不多花點時間想辦法改變媒體環境,或調整教學內容,讓學生懂得如何記實避禍,而不是老是在心裡書空咄咄,感慨萬千?

只是,這種事用說的比較快,想改變也不是這麼簡單,何況新聞表現牽扯的不只是媒體實務或學校教育,還和政府政策、閱聽人的選擇、公民社會的反思力量大大相關。然而,新聞傳播教育作為整個新聞生產鍊的一環,恐怕也無法置身事外,如何回應媒體環境的變化?如何讓畢業的學生能在惡劣的環境中生存,卻還有機會保有理想?也是新聞教育難以迴避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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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大學傳播系副教授,曾任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董事長。長期參與媒體改革運動、關注人權與文化議題。強調媒體改革運動的核心價值為傳播公民權。深化台灣社會公民媒體意識,結合各界力量推動社區大學媒體識讀,進而培養公民記者,同時鼓勵公民記者發揮自身影響力持續參與社會改革。積極與公民團體合作,關注弱勢者人權,關注環保、人權、弱勢、移工、農業等社會議題與媒體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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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大學傳播系副教授,曾任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董事長。長期參與媒體改革運動、關注人權與文化議題。強調媒體改革運動的核心價值為傳播公民權。深化台灣社會公民媒體意識,結合各界力量推動社區大學媒體識讀,進而培養公民記者,同時鼓勵公民記者發揮自身影響力持續參與社會改革。積極與公民團體合作,關注弱勢者人權,關注環保、人權、弱勢、移工、農業等社會議題與媒體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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