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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政府公佈「台北市警察局執行集會遊行與媒體協調之工作守則」,除了設置集會遊行「媒體採訪區」引發爭議外,也有人質疑採訪區或要記者穿上背心,是要區隔記者和群眾,方便警察暴力鎮壓,因而質疑警方不應暴力對待抗議群眾,也認為記者不應有此「特權」。

的確,面對集會遊行,警察的工作是要維護現場秩序以保障陳抗者的發言權利,但記者能不能因其身份而有「特權」,恐怕是見仁見智了。

事實上,在陳抗現場,警察對待群眾與記者應該一視同仁,不得違反任何的法令及比例原則驅趕陳情抗議的群眾與記者,但即使有時情況緊急,或警察無法自制,甘冒違法及不符比例原則的風險進行不當的驅離,只要現場採訪的記者沒有妨礙公務或觸法,就不能以任何形式干預記者的採訪,更不能假借「安全」、「保護」的理由驅離記者。因為警察是公務體系的代表,是在執行公權力,必須受到記者督監,這就是記者的「特權」。

不可否認,新聞業和許多工作相比,的確擁有較多的「特權」。例如,每個禮拜四行政院會開記者會,記者可以去,一般民眾進不去。記者可以透過「特權」輕易取得政府的施政報告與預算,以及立委質詢等相關資料,但一般民卻得透過層層手續才能一窺究竟,這就是記者的「特權」。

記者擁有接近權力者的「特權」,並不是要讓記者和高官巨賈沆韰一氣,狼狽為奸,或者滿足記者接近權力的快感,展現狐假虎威的威風,相反的,這樣的權力是必須同時負擔公共義務,除了告訴民眾,記者在權力者身邊所見所聞,還要揭露及隱藏在其背後的不甚聞問的各樣醜聞。這種具有公共義務的「特權」,也是記者是否有資格擁有「新聞自由」、「採訪自由」的重要條件。

簡單說,「新聞自由」的歷史就是媒體對抗權威的歷史,「新聞自由」的提出並不是單純為了保障媒體的採訪、報導與發行的自由,更重要的是,是要藉由這些「保障性的權利」,挑戰威權,監督權力者。另一方面,希望透過言論自由與出版自由的保障,讓不同意見彼此交鋒,真理也許得以越辯越明。這樣的想法,不僅是是把新聞自由當作是具有義務的權利,同時也是民主社會的重要基礎

不過,傳媒越商業化,市場越惡性競爭,「新聞自由」逐漸成了媒體老闆擴張政治權力、追求經濟私慾的「特權」,不但告知資訊、監督權力的義務日漸消無,罹患了「公共事務無能症」,甚至成了權力者侍從與幫凶。然而,如果新聞媒體成了只享權利,不盡義務的特權者,憑什麼受到特別的保障?還有什麼資格能夠繼續享有「特權」?也難怪越來越多的民眾越來越不相信媒體,越來越多的公民起身自行報導,他們是公民,也是記者。

事實上,新聞自由內涵早已悄悄轉變,不再只是主流的新聞媒體才能獨享的「特權」,相反的是指:公民享有言論、廣播與出版的權利,並且這些權利的行使之前,不應受到政府限制,也不必政府批准,而若違法則需承擔相對應的道德責任。換句話說,當媒體不盡義務,不被信賴,新聞媒體也沒有資格繼續享有「特權」,接近權力、接近事件現場的「特權」也不該是新聞媒體獨有,而是屬於每個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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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大學傳播系副教授,曾任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董事長。長期參與媒體改革運動、關注人權與文化議題。強調媒體改革運動的核心價值為傳播公民權。深化台灣社會公民媒體意識,結合各界力量推動社區大學媒體識讀,進而培養公民記者,同時鼓勵公民記者發揮自身影響力持續參與社會改革。積極與公民團體合作,關注弱勢者人權,關注環保、人權、弱勢、移工、農業等社會議題與媒體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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