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另類媒體（alternative media）」是在1960年代左右才出現的概念，但在人類歷史上，並不是一件新鮮事。例如，湯瑪斯潘恩透過革命小冊子主張美國獨立；英國國會議員John Wilkes發行報刊鼓動人民批判皇室與封建體制，都是早期的另類媒體，而他們又被稱為「激進新聞(Radical journalialism)」。
台灣民主化過程中出現的黨外雜誌、另類錄影帶、民主台、地下電台都在台灣政治史與媒體史上扮演重要角色。只是過去另類媒體對抗的是威權政體，現在除了監督政府，更要對抗資本集團，以及旗下媒體共同建構的主流價值。
最近幾年台灣社會常用「獨立媒體」形容這些相對具反叛性媒體，不過，這種說法反而不易突顯出另類媒體應有性格。簡單說，只要資金獨立、運作獨立，都能稱之為「獨立」媒體，但這樣的媒體未必「另類」，相反的，也可能靠近於優勢的權力體系，複製主流的「政治」價值。「獨立」媒體也未必會站在弱勢者的位置，讓／為弱勢發聲，有些媒體即使在社會中發出異見，也可能只是某些異議團體的附庸，不具另類媒體應有的主體性。
另類媒體除了提供主流社會的異議之聲、另類選擇，更大的目在於促成社會改革，也就是必須要推動整體社會進步為目標。另類媒體在運作上重視內部民主化，在組織上，與強調科層分工權力結構的主流媒體有所不同，是平行、對等的組織關係，而非傳統媒體的分工型態，決策共同討論，甚至由下而上，充分尊重前線記者的判斷與自主。
另類媒體並不是為存在而存在，更重要的是不斷反思其存在的目的。但即使如此，財務仍是另類媒體最大的問題，也是另類媒體難以維持的的原因，雖然，獲利或利潤極大化並不是另類媒體的存在目的或成功標準，但如何活下去，進而發揮更大的影響力，卻是另類媒體必要思考的問題。
台灣的另類媒體或獨立媒體工作者大致透過幾種方式維持經營。一是「母體支持」，過去的台灣立報、破報大部分的資金由世新大學提供以維持營運；二是「販售新聞」，部分的獨立媒體工作者除了自主報導，也會與主流媒體簽訂合約，以個案或專題方式提供新聞，是典型的Freelancer；而「申請補助」是另一種常見的作法，這些另類媒體會向大型NGO或政府申請經費，雖然可以有較充裕的資金，但其獨立性容易引發質疑；第四則是以「社會企業」的方式經營，透過販售其它商品所得支持獨立媒體的運作，例如，上下游新聞市集便是透過市集平台販售農產品，支持新聞部門運作；最後則是「公眾集資」，透過公眾集資平台或直接捐款，向社會大眾募款，而這也是最穩定的資金來源，並且較不易受到外力的影響。另類媒體的運作未必只會透過單一財源，有些則會採取多種財源模式，以擴大來源及維持穩定。
經常有人問我，如何讓另類媒體能夠更普及，有更大的影響力，我的回答很簡單，直接捐款給這些媒體，畢竟大部分的另類媒體並不依靠廣告生存，也不能只有單一的資金來源，公眾若能固定捐款支持，作為另類媒體的主要經濟來源，讓閱聽人和獨立媒體之間不是消費關係，而是伙伴關係，這樣才是另類媒體的生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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