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代相傳的道德：傳統文化是否成為華人心靈枷鎖？｜曾暐傑主講、謝元凱整理／大愛電視《人文講堂》

「你現在自由嗎？」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曾暐傑教授一開場就先這樣提問。對身處自由民主國家的我們來說，這個答案絕對是肯定的，但從幾千年傳承下來的文化傳統來探討，可就未必了。

彷彿回到五四運動時期，東西方文化劇烈衝撞的時代，再重新檢視中國傳統文化對華人根深柢固的影響。當時文學革命代表人物之一的魯迅，就曾藉由小說創作《狂人日記》諷刺中國傳統社會與家族制度中禮教的毒害，雖然一時大快人心，卻也讓人備感沉重。因為這種蘊藏在整體文化骨子裡的沉重壓力，形成了華人的性格特徵，曾教授形容為「猶抱琵琶半遮面」，所以東方人不像西方人那麼排斥戴口罩，可以遮掩自我。含蓄的心態，也體現於中國繪畫的留白意境，相對於西方畫好畫滿的藝術表現，正顯示出兩者截然不同的文化差異。

孟子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意思是人與其他動物的差別只在於具有仁義道德，不然就不是人。然而，西方「天賦人權」的觀念則認為每個人都是獨立的，應具有做為人的基本權利，即使罪大惡極也還是人，仍承認其生物性和法律上的存在。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助理教授曾暐傑，重新探討華人的道德文化與個人束縛。圖片來源：大愛電視提供。

後天的道德教育，卻成為華人代代相傳的性格

以儒家性善理論為主要核心的華人傳統文化，始終承襲著一種「與生俱來」的道德本性。其實明明是後天建構的社會倫理規範，讓人在其中有所遵循，卻逐漸變成華人的基因，從而佔據多數人的心靈，成為集體行為準則。曾暐傑以心理學大師容格「集體無意識」的概念，來說明華人共同形成的思維模式，有些早已變成我們不知不覺的習慣或忌諱了。例如諧音「四」代表不吉利，「六六」則象徵順利等。這樣的集體無意識也就建構了華人的道德文化，養成我們身體的慣性。因此，個人被置於群體之下，成為集體制約的社會。

現實生活中，博愛座的使用行為，就是泛道德文化下最明顯的範例。曾暐傑利用課程調查，請學生搭捷運時坐博愛座，大部分學生平時不坐博愛座，坐下去的瞬間心裡隱約感到不安，也有人覺得自己遇到不友善的眼光。相對於西方社會以「優先席」名稱賦予有需要的使用者先坐權利，在必要時可主動讓座，但在華人社會卻不單純是文明行為，而已成為年輕人的義務。源自傳統儒家思想《孝經》的博愛觀念，其實有其階級性的尊卑倫理，隱含上對下的意義，是聖王對黎民的思維。這樣的倫理文化延伸至博愛座的用途，自然形成以長輩為尊的道德判斷，以及社會群體的制約力量。

即使到了現代社會，倫理道德文化還持續存在於華人的意識及價值判斷，甚至連帶影響法治觀念。一旦發生爭議案件，常會出現道德與法律衝突的現象，往往道德譴責居於法律之上，對加害人、恐龍法官的情緒性批判與責難，其實也就是傳統「情理法」的順位觀念所造成的。

史上最完美的孝子典範

以儒家為尊的華人文化，認為「孝」是一切倫理根本，《論語》記載孔子的對話，就曾討論如果有位父親偷別人的羊，兒子要為父親隱瞞犯行，才是正義和道德：「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上古聖王舜明明是一名受虐兒，被後母以幾近謀殺的方式虐待，仍然成為史上最完美的孝子典範。古人也討論過假如舜的父親殺人，舜該怎麼辦？孟子認為，舜應該放棄天下大位，帶著父親逃到天涯海角，才是真正的孝順。

在古代中國法律，甚至確立「親親相容隱」的特免權。不過，雖然父母子女可以互相包庇隱瞞罪行，但其實並非是對等關係，仍有尊卑之分，以孝為先，子女對父母有義務。直到現代 (中華民國) 刑事民事訴訟法訂立親屬「得拒絕證言」的條文，才改變成像西方一樣將此視為個人權利的法律觀念。曾暐傑認為這樣的倫理道德文化會壓抑個人自主性，並且毫不諱言：「我們文化並不在於道德太少，而是有過多道德批判」。無論將道德融入倫理規範或是影響法治觀念，正面而言，也是發揮人文精神，是一種文化優勢，並不需要全然否定，而是要尋求平衡之道。

我們得先承認個人有自私的部分，當然也要有道德良知。曾暐傑以畫圓比喻，如果先畫了一個完美的圓，以聖人道德為典範，強迫自己符合這個圓，最後可能就是不斷扣分。但如果從零開始，不必一出生就帶著良知器官，練習畫圓逐漸越來越圓，每增長一分道德，就多一點進步成長。即使不是博愛座，當我們讓座的時候，卻是發自內心的體貼友善，那麼我們就能達到真正的自由。

更多演講論述，請看大愛電視《人文講堂》節目：〈讓良心自由－揭開被遮蔽的華人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