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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活在一個不容易分辨黑白是非的時代。再過不久,機器人就會替我們處理一切所謂「日常」的工作了。例如人家打電話來找你,它會自動按照打來的人與你熟識的程度決定如何回答。例如「他不在家,請你晚上再打來」,是給一個認識很淺或不認識的人的回話。「他讓我告訴你,打電話到0XXX-XXX-XXX,你知道這個電話號碼是誰的」則是給知道你可以分享你的秘密的朋友的回話。這樣的服務很貼心,連我都很想有一個。但是如果你的機器人被駭(hacked)了,出了問題,那你就慘了。

假定你住的地方整個系統都被駭了,那麽你大概連119也打不進去(根本也被駭了)。可能街上人們不是在吵架,就是太太追打丈夫,或者槍聲大響;你家裝置的保全系統都死了,甚至於家人被屠殺了,而你還不知道。這樣的事不是不可能發生。過去也偶爾會發生。然而,機器人替你代勞的時代,很可能這樣的事情會更頻繁發生。

以上說的主要是個人層面的事情。它和警政系統如何跟得上時代有關,但是機器人如果被更為先進的技術取代,那麽情形就麻煩了。

當你的認同正被悄悄扭曲

什麽東西會令我們比失去自己的認同更恐怖呢?有,那就是你的「認同」被改變了。你收到的訊息看起來都是正確的──格式、文字、指涉等等,連你的親朋名字都正確──但是它的内容卻是假的,扭曲的,別有用心的,目的是改變你的認同。

現在,這一類的活動已經提升到國家的層級,成為21世紀國際政治極為重要的課題。當今的意見領袖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或者是「谷歌觀念」(現改名為「拼圖」Jigsaw)負責人科恩(Jared Cohen)都對這個問題有所論述。

在哈拉瑞看來,過度保護媒體的自由是危險的。科恩則認為我們要重視科技本身的發展,善用它來保護資訊流通的自由。這兩個人所說的其實是一體的兩面,值得所有關心假知識會威脅我們的真自由和真認同的人深思。先從哈拉瑞說起。

科恩(Jared Cohen)與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圖片來源:維基共享資源

要保護真正可靠的資訊,就要發展出可靠的方法來抵制錯誤資訊

哈拉瑞去年初的新書《21世紀的21堂課》中就指出:人類總是以為認人類是獨立有自主意志的生物,而因為有這樣的幻覺,於是自信不容易被欺騙,能做對自己最好的判斷和選擇。但是人工智慧發展了之後,各樣的假消息(或錯誤消息misinformation)充斥網路的穹蒼,而且透過大宗數據的運算,能夠找出每一個人會喜歡聽到的消息,夜以繼日地灌輸人們,中間夾雜假的資訊。就這樣,很大量的人都會同時收到為他們每一個個人製造的假消息。

人類以為自己有獨立判斷的能力,事實上根本無法在收到的眾多訊息中,分辨出錯誤的訊息。如果這個訊息本來就不是他關心的,那麽他受騙的可能性更高,因為別人也都覆述相同的訊息,會把人的判斷能力徹底摧毀。所以哈拉瑞指出:群眾在這個大數據流竄的時代,更容易被影響及左右,做出各種不理性的行動或行為。

科恩是一個現代世界的冒險家,喜歡像人類學家一樣到各處去做田野調查。但是他研究的是國際政治,因此他常常以外國的政治家和社會運動領袖作為接觸的對象。他對於國家這個概念與傳統不同,採取全球的觀點。他相信科學的普世性,並且認為所有的文明都會遲早接受科學,科學是人類進步的共同基礎與價值。因此他對於防止假消息的流竄很有信心。他認為寄望國家來解決假消息也許是緣木求魚,大公司(像谷歌)有責任參與共同解決這一類的問題。

科恩的想法充滿了傳統美國自由派的理想見解,不受現在的年輕人歡迎。因為傳統美國的自由派分子(很多是革命前輩的後代)是很能躬身自反,以懺悔之心來設身處地、體諒不幸的窮人或被壓迫的人的所謂「進步」分子。他們甚至於敢宣稱:只要有人來了美國,即使沒有登記身份(他們不稱之為「非法移民」),也一樣可以接受美國憲法的保障,有工作權,可以領受救濟金、免費上學、申請駕照開車,享受一切美國公民的權利和義務(所以也要平等交稅)。

在全世界,我想美國自由派分子應該說是最能闡述「推己及人」理想的人。這種態度的確不容易瞭解,更難以徹底實現,因為沒有了「一分為二」的内外有別,簡直徹底地消滅了自我,甚至於帶有強烈的罪惡感(這一點絕對源自清教徒的信仰,雖然科恩本人是猶太人),很難為一般人所接受。不過至少在理念上面,他們的態度確實令人十分欽佩,立論也很能自圓其説。

重要的是,像科恩這樣的人也是非常擔心威脅言論自由的力量過分擴張。他們更關心網路訊息流通的自由。所以一方面他們繼續提倡要開放,甚至於要大力濟助窮人或經濟落後國家,幫忙他們在資訊開放及自由上面能趕上西方;但是他們也呼籲一定要重視各方面勢力對資訊的干涉和影響,希望各大公司能發展出有效的遏阻技術和機制。他們的關心廣及國與國之間的網路競爭。

所以哈拉瑞固然直截了當地表示:不是所有的資訊都應該用「言論自由」為理由不加管制,而科恩則表示一定要發展出有效的方法,來保護正確資訊的自由流通。這兩人的說法其實是一體的兩面:要保護真正可靠的資訊,就要發展出可靠的方法,來抵制錯誤的資訊。

對假資訊的擔憂,絕不是危言聳聽

由此可見,富強如美國、堅信立國理念的以色列,他們的知識人也都警覺到:錯誤資訊的流通會動搖國民對是非、利害的判斷,影響他們對國家政策、社會價值的認同,最終甚至於忘記或抛棄自己生命的目標或理想。這樣的擔心絕對不是危言聳聽,而是活生生在發生的事情。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前3年美國總統大選時,俄國便曾透過「劍橋運算」(Cambridge Analytica)的大運算能力,把假的情報或消息透過所謂操控資訊穹蒼micro-targeting(針對個人而設計)的方法傳佈給個人。這樣的方法影響選舉,真是「欺之有方」!因為這件事給爆開來,所以引起軒然大波,導致美國國會立案要調查川普總統是不是串通俄國,要顛覆美國的選舉。不管川普有沒有在裡面攪局,這事實上,劍橋大運算這家公司曾經干擾了超過200場各國的選舉;他們所收集的個人資料,光是從臉書方面就高達87,000,000人。

目前俄國不算是美國的敵國,但是美國整體對於俄國在社交媒體,互聯網、或開放的資訊穹蒼所可能產生的破壞非常擔心。美國擔心的對象當然不限於俄國,事實上,我們都知道就算盟國也逃不掉美國人的偵防(3、4年前便曾爆出美國竊聽德國總理梅克爾電話的「醜聞」)。現在資訊的流通千百倍於沒有互聯網的時代,他們的遏止行動一定更為廣泛、更為積極。美國如此,所有其他的國家更是如此。對敵國如此,對盟國也是如此。

台灣對於中國(以及其他各國)許多製造假消息的擾亂消息(disinformation)活動,到目前根本缺乏有效防止的政策,更遑論行動。這個原因有兩重:

一個是因為台灣對所謂「言論自由」有一種迷信,以為意見的市場必須是完全的公開,讓不同的意見自由地競爭,從而得到最大的公約數。這樣的想法是古典自由主義的重要信念。不過18世紀畢竟與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21世紀世界不同。今天,自由必須建立在經過有效過濾的資訊上面,不能一廂情願地一體看待所有的信息。所以我曾經在我的臉書上面這麽說:「自由最終的目的是防止abuse(濫用自由),而不在保障人們充分追求他們各自的理想。」也許18世紀的人真是希望自由可以保障我們生存的理想,但是在今天,自由的基礎就是必須是防止它的濫用。

第二個問題,是因為台灣政府是建立在一個非常過時的憲法上面。因循這部過時憲法所立的許多法律或規定,都使得台灣政府很難把對岸的共產政府視為敵「國」。再加上台灣人一向對法律毫不尊重,而他們的資訊來源既然主要是中文,因此被中國共產黨滲透是極端容易的事。這是台灣今天非常令人擔憂的現實問題。

如何在立法上以及技術上保障台灣能繼續自由地流通正確的資訊,並有效防禦造假資訊的大量侵襲,這是刻不容緩的需要。台灣一定要站在堅定的立場上,模仿所有國家都緊急在採取的行動,在立法和技術上保障國民能有信心的收到正確可靠的訊息。

我們終於來到了這樣的時代:浩瀚的穹蒼空間已經變成了控制我們思想和認同的戰場。不管資訊來自何方或何國,只要有disinformation的消息,都必須迅速揮劍斬除,這樣我們才能有效依賴民主的政府來保障我們獲得可靠資訊的自由。

(作者為紐約市立大學榮休教授。本文授權轉載自《思想坦克》,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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