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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討論教育事務的公共領域中,「保障學生受教權」是琅琅上口的七字箴言。它不但是教育部常呼喊的口號,面對大專院校要退場,各界呼聲大抵也是如此。

每當新聞媒體傳出某某學校有退場危機了,教育部官員最常說的是:「會要求學校保障學生的受教權」。學校也宣稱:「學生的受教權絕不會受損」。立法委員們推動《私校轉退條例》,也會高調聲明「學生受教權肯定絕對會受到保障」。

學生受教權當然重要。但學校與政府究竟會如何確保學生受教權?學生受到什麼樣的保障?權益被侵害了,政府會幫助學生如何維護?法律制度有何明確的措施?截至目前為止,對廣大學生來說往往看不到實際的措施,這七字箴言更諷刺地像是「場面話」。

大學退場中被輕忽的學生受教權

近來康寧大學傳出要「關閉台南校區」,並拋出要「從大學降格為專科」的提議,而引起一股「回歸專科是否才是出路」的社會討論。但不論是「大學」好還是「專科」好,最現實的問題在於,將要被關閉的台南校區,已經入學的學生將會被如何對待?

按照「保障學生受教權」的常理而言,理當該讓已經入學的學生有權選擇在原校原地繼續就學到畢業為止。學校要「降格」也好,要「關閉某校區」也好,甚至未來要「停辦」也好,可以先「停招」,不再收新生;但對已經註冊入學的學生,就要繼續按約行事,保留充足師資,開滿課程,維持設備,讓既有學生能安心畢業,之後才能完成「降格」、「關閉校區」或「停辦」。

但現實來看,卻完全不是如此。康寧大學10月17日向師生召開的說明會上,把「降格」和「要求學生轉學」連結起來。代理校長李惠玲公開宣稱:「學校會做這個決議,是因為今年招生的狀況不是很好……經過董事會決議,學校要轉型上的一些發展。」並隨即在台南校區為同一學校一連舉辦三場「輔導轉學說明會」。儘管師生表達「錯愕」,期望「原校畢業」,但告知唯一的選擇只有「轉學」或「到他校寄讀」。

無獨有偶,我在工會任職,也接到了康寧大學台北校區大學部的家長來電,表達「孩子才唸到大二,但學校居然因為說要申請『降格』,而要學生與家長填『轉學意向書』。怎麼辦?」

學校往往利用學生與家長們對學校的信任,而刻意不告知他們,依法「原校畢業」是其權利;或者給了個「看似尊重意願」,但實際上就是逼學生離開的「意向書」。截至目前為止,康寧的師生們都仍在惶恐不安當中。

「被強制轉學」往往實質等同「被輟學」

這些並非是特例。從2014年無預警退場的永達技術學院、高鳳數位學院,到近來的高美專科、亞太學院,都一再發生「學生還沒畢業,就被要求轉學」的憾事。表面上看起來,「被轉學」至少還有學校可讀?但實際上,諸多案例顯示「被轉學」現實上更可能是「被輟學」!

這群往往原本就相對弱勢的私立技專院校學生,租屋在此、打工在此、家庭也可能在此,絕非能容易「說轉就轉」;何況還有到新環境的適應問題,學分承認問題、分組畢業製作問題、特殊標籤問題。現實上大量的學生因此被迫無法畢業,揹著數十萬的學貸進入勞力市場還債,甚至還要忍受被周遭質疑「是自己不會選,唸了一間要倒的學校」,這些血淚投書,卻從不在校方的考慮中。

「轉學」並非不可考慮。但輔導轉學該是學生「真實自願」,而且是真正能「合乎學生受教利益」,才能是好的選擇,否則不過是學校不負責任驅趕學生的藉口。

但學校究竟為何急於在學生還未畢業就要學生轉離?從過往諸多經驗來看,其實學校真正的目的是要儘速大量解僱教職員,以保留學校資產,而乾脆不惜先犧牲學生受教權。

如同一位康寧大學的教師對媒體指出:「目前校方以改制為理由,急著要學生轉學,這是錯誤的,改制跟學生要不要轉學是兩回事,一旦讓校方以改制為理由來慫恿學生轉學,屆時大學部的學生所剩無幾,學校就更有理由向教育部要求收掉大學部,並且以《教師法》第15條為理由來資遣老師,這樣做是造成學生莫大的轉換成本,並且提早結束老師們的教學生涯。」

而接連著,則是涉及儘速清空師生停辦後,學校董事會可藉轉型改辦其他事業,謀取可能的潛在巨額利益。換句話說,當辦學「不賺錢」時,校董們很可能想的是「趕快把學校收掉,改辦別的事業來賺」,而絕不是它們向外界釋放出的虛假說詞「要有『誘因』,私校才會願意退場」。在這裡頭,我們幾乎只看得到利益考量,完全無涉「保障學生受教權」,現實甚至是在「積極侵害受教權」。

應作為而不作為的教育部

諷刺的是,教育部卻經常是配合演出,幫忙聲稱「學校的確辦學不佳」、「學校已經沒有錢」、「可能會斷水斷電」,一面要學生同意轉出學籍或強迫寄讀(到他校上課但領原校學籍),另一面則是高調扣除學校獎補助款,形同懲罰仍在學的師生,卻始終不依法撤除屢屢違法的校長與董事職務,真正保障學生的受教權益。

在亞太學院今年的案例中,想要「原校畢業」的學生,學校收了學費卻不開課。學校近來甚至乾脆寄了一封公函給仍在學的學生說:「若同學仍堅持不願意於本學期結束後轉銜到其他學校繼續就讀,不慎造成有影響到同學受教權之情事發生,請恕本校無法負責,敬請見諒。」擺明的不負責任,教育部至今也毫無作為。

倘若真的把「保障學生受教權」當一回事,教育部真正該做的,是要督促學校做到「履行辦學約定」。既然是經教育部核備公開招生進來的學生,學生當然就有權利要求在修業年限內,於原校修習專業課程、使用合格設備,經考核累積充足學分以獲取學位。如果教育部與學校評估做不到此事,大可不要核定招生。相對地,既然招了生,就得做到底,畢竟辦學是特許事業,本來就要對社會公眾利益負責。就算是私人消費活動,旅行團都不能出團到一半把團員「丟包」,何況是要實現人民憲法上受教權益的教育事業?

學校如果喊「沒有錢」,教育部可以設立基金,要學校以不動產擔保借貸,也確保學校退場後校產能依法歸公,重新挹注入高等教育資源。如果學校執意擺爛不作為,哄騙學生轉出、侵害原校畢業權利,教育部該做的則是依《私校法》第54條撤換學校校長,或依《私校法》第25條向法院聲請派入公益董事接管,或是提供法律資源協助學生向學校求償。總之絕非任其「自生自滅」,讓師生遭殃,卻容許校董繼續圖謀改辦其他事業「活化校產」。

淪為私校俎上肉的學生受教權

這邊還衍生一個問題。放任學校不顧辦學責任「主動把學生轉走」,對於能一次「接收」大量被迫轉校生的其他周圍大學來說,將可藉此一次大幅提高生源,彷彿是一大「肥肉」。接收100人,每學期1人5萬學費,1年就是多賺1,000萬。當學校都願意花錢跟「仲介」勾結,詐騙國際學生入學,難道他們不會動腦筋去找要清空師生的學校「合作」,把學生「輔導」過來就讀?讓想盡速辦倒轉型的學校,順勢宣稱「輔導學生轉學,善盡學校責任」,而想繼續靠辦學發財的則是「坐收大把學費」,甚至不排除有私下的分潤回扣機制?

無怪乎我們屢屢看到,不論亞太學院或康寧大學,學校說著「保障學生受教權」,卻是讓特定學校進場舉辦「輔導轉學說明會」,我們甚至曾經聽到私校老師們說,各校間早就流傳:「老師如果帶30個學生轉學過來,就能換1份專案工作機會」。更遑論校方高層間的種種私下暗盤主導各種學生遷移,而從未真正從考慮學生的求學權益出發。

保障學生受教權,不該是場面話!在高教崩壞、種種亂象叢生的今日,不管是頂尖國立大學也好,招生不易的私立技專也罷,每個在裡頭就學的學生權益,都不該被容許輕忽,更不能是辦學者利潤邏輯所犧牲的對象。而要不淪為「場面話」,從確保每位學生有權原校畢業,接受合乎品質的受教權利做起,撤除不願負責的學校董事與校長職務,並且協助受侵害師生求償,始終是我們需要向政府問責,刻不容緩要落實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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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鄉在基隆,母親來自馬來西亞檳城,父親來自宜蘭頭城。曾於英國攻讀倫敦大學Goldsmiths學院社會學博士班,現職為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組織部主任。關心勞工權益、青年處境、教育壓迫,期望馬克思主義成為台灣各社會運動的底蘊思潮。近來經常透過自助旅行,重新認識東南亞,特別是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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