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100年後的世界，在一個空曠的展覽空間，數十張面無表情的巨型臉譜一字排開——這群人曾被稱作「新二代」。他們或許曾困於身份認同的混亂，工作、升學也可能遇到程度不等的困境；甚至，在他們最親密的關係裡，總是上演大時代的族群衝突。
但到了100年後，一切都已經成為過去。他們不再是「新二代」，他們可能孕育了下一代、下下代、甚至下下下代子孫，成為了新世代的「祖宗」。
這是杜韻飛的狂想曲。一年前左右，他第一次告訴我《未來祖宗像》的計劃，問我是否想參與記錄被拍攝者的故事。面對這個數百年後才可能完成的作品，我帶著懷疑與困惑。我是慣於和時間賽跑的記者，講究議題即時性、情感渲染力，總希望盡快產生有效的討論與改變。時間被如此拉長的作品，對我來說反而是陌生的異世界。但杜韻飛講起計劃時，眼睛發著光。於是，我加入了，想親眼見證這場與時間長跑的實驗。
跳回現在，我已經訪過幾個人，跟過杜韻飛的拍攝工作，見過照片背後的真實生命。一開始，我無法以自己的言語來論述這個作品，只能聽杜韻飛緩緩道來。經過了將近一年，累積的感觸才逐漸成形，在看完《未來祖宗像》的台灣首展後，我終於想提筆寫點什麼。
《未來祖宗像》展覽3個月前方才結束，展場設置於陽明山上的Studio 94。Studio 94一直是都市中的綠洲，擁有讓人不自覺放慢腳步的魔力。《未來祖宗像》在那裡展示了10幅作品，算是狂想曲的前奏。不過對於什麼都不知情的觀眾，看展的第一反應大概會是一頭霧水——就跟當初的我一樣。
線索幾乎為零的的展覽
許多人知道杜韻飛，是因為《生殤相》。杜韻飛拍攝即將被安樂死的犬隻，把數字統計中看不見的「臉」還諸生命。他給的訊息很有限，只有附註浪犬收容位置、距離執行安樂死的時間，其他的就留給犬隻的面孔來訴說。
我認識杜韻飛正是因為《生殤相》的採訪，當時的採訪並不順利，《生殤相》包著看似簡單易懂的皮，打開卻是精心設計的迷宮，從採訪到真正寫出報導，花了我整整半年。
《未來祖宗像》雖然和《生殤相》有很多不同，在複雜性上倒是有異曲同工之妙。《未來祖宗像》與《生殤相》都是拍攝臉譜，但卻走上截然不同的路。相比動物，人更能辨識人類族群的差異，但《未來祖宗像》卻偏不留任何的線索。當觀眾想找尋蛛絲馬跡、「腦補」照片的故事時，他們會發現每個人像都沒有任何表情，服裝、容貌也沒什麼特別，如果不說他們是新二代，甚至根本不會發現。
從被拍攝者的新二代身份來看，《未來祖宗像》似乎要談族群問題，但作品偏偏不說他們面臨的困境，就連這群人現在在做什麼、喜歡什麼，也只能從他的髮型、衣服做些許推測。
文字論述與攝影作品比重1:1
對於近乎沒有線索的作品，到底要看什麼呢？
已結束的《未來祖宗像》首展內容分為兩個部分。甫入Studio 94一樓，眼前是新移民武氏芳恆的書法題字「未來祖宗像」。以書法專業來說，這幅字並不完美，不過卻非常「人如其字」。武氏芳恆23歲從越南嫁到臺灣，在工廠意外中失去4隻手指，她沒有因此放棄人生，反而直面巨大的挑戰。「未來祖宗像」5字的質樸、活力，宛如映照她的鏡子。
緊接著題字是10幅新二代的人像，除了一張總表點出他們的名字、居住地或戶籍地，就沒有更多的資訊了。不同的隔間中，各放置3幅左右的照片。在最大的房間裡，放了3幅比人還高的肖像，3張巨型臉孔會緊緊盯著走入的觀眾。展場細心在隔間裡設置長椅，可以讓人坐下靜觀不同的面孔。
二樓則是截然不同的風景，沒有任何圖像，只有一篇又一篇的文章——杜韻飛邀請各界學者、文化人與相關人士針對作品進行書寫、論述。
剛聽說如此展覽形式時，我表面上點頭表示瞭解，但心裡卻滿是問號：誰會有耐心在攝影展中讀8、9篇長文呢？
不過，這或許也是杜韻飛對現代人下的戰帖，在速食文化當道的時代，杜韻飛不想要爆炸性的燦爛，反而把創作時間盡可能延展，這樣的執著似乎也出現在他對觀眾的期待中：希望看展的人能放慢腳步，看向更遠的未來，試想這些人像在百年後的意義。
極致精準下的相似與相異
《未來祖宗像》乍聽之下像是藝術家追求風雅的創作，又像是為了前衛的標新立異。然而見過他的工作過程後，就知道不是這麼一回事。
每一張看似平凡無奇的人像照，都是高度控制的精心之作，一個人像的拍攝至少耗時3～4小時，初期甚至會拍到7、8小時以上。杜韻飛非常清楚，人本來的樣子不可能完全對稱，即便在最放鬆的時候，被拍攝者的肩膀高度、嘴角彎度、眼睛大小都不見得相等。
因此，為了拍到一張盡可能平衡的照片，每個人拍照的狀態都要經過極大量的調整。從前置作業開始，燈光怎麼打、布幕怎麼拉、攝影機要怎麼設置、加裝什麼自製的工具，都是杜韻飛花了許久才找出的最佳方程式，而且還在進化中。
拍攝過程裡，「立體順時鐘多」、「頭架推」、「七點鐘壓」等一聲聲簡短的口令，是杜韻飛與助手的默契，杜韻飛從鏡頭裡看著被拍攝者，讓助手不斷微調被拍攝者。幾千幾百次的調整，只為了找到最對稱的一張照片。
最後能進到展覽的照片，都是從幾百張照片中挑選出的一張。
然而，極致「人工操作」所留下的，卻也是一個人最真實的模樣。杜韻飛幾乎不會修圖，保留原有照片的一切細節。一般人最討厭拍的就是身份證照，總希望攝影師把自己的缺點修掉，但偏偏杜韻飛反其道而行，不只不隱藏缺陷，還讓照片變成高達180公分的巨型作品。在超高解析度相機下，臉上再小的傷疤、頭髮的毛躁，通通無可遁形。
有趣的是，當這些不完美被放大數十倍之後，反而顯得如此美麗，如此獨一無二。
多年後才會公開的故事
杜韻飛的計畫不只是「去故事脈絡」的照片，也包含了新二代的採訪、錄影。然而與一般研究調查、新聞報導不同，蒐集來的故事多年後才會公開。他希望在故事公開前，這些照片已經被「習慣」，等到照片背後的故事被揭露時，才會創造出更豐富的閱讀體驗。
在採訪過程中，我印象最深刻的對象是A，她目前念國二，從小六第一次拍攝到現在，已經變了許多。現在的她早已換了髮型，綁著馬尾，有著一雙愛睏的眼睛、大剌剌的笑容和總停不下來的話題。
錄影她的採訪時，幾乎已經不是「採訪」，而是她的個人獨白。只要開一個頭，她就能一直講下去，講自己的興趣，聊和朋友的點滴，也談與家人的相處……整整談了快一個半小時，都沒有詞窮的跡象。
以年齡來說，她還是個孩子，但她擁有與大人截然不同的視角，在某些事情上看得比大人還清楚。面對自己的狀態、家人的狀態，她都有一定的理解，這樣的掌握並非一蹴可及，而是奠基於她那個年紀的掙扎與悲傷。
不同於記者總期待「挖掘」出特別的故事，《未來祖宗像》所希望記錄的，是受訪者主動分享的生命經驗，內容不需要刻意追求獨特，也不需要特別強調其中的亮點；相反的，杜韻飛想尋求的是人類的共同經驗，而如果這樣的故事能打開溝通的橋樑、提供修復的契機，那就更好了。
去個人表現的眾人之作
與《未來祖宗像》理念類似，杜韻飛在展覽中也把他自己縮到最小，除了文章中會提及他的名字，完全不見「杜韻飛」三個字。杜韻飛認為《未來祖宗像》是一個「眾人之作」，包含被拍攝者、參與論述的筆者，乃至觀眾，都是作品的主人。
這讓人想起前陣子入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無主之作》（Werk ohne Autor）。主角寇特是一名畫家，他以一系列舊照片作為構圖，重現了過去的自己、過去的他人。每一幅畫作的完成，除了作為畫家的寇特，當初按下快門的人、照片裡的人，都是創作者的一部份。當他完成畫作時，除了在他心中重新定義了記憶的重量，看見作品的人也想起了不同的回憶、衍伸出不同的情緒——觀眾在與作品建立關係的瞬間，也成為了創作者。
杜韻飛曾經留學瑞士、美國，在異地生活的時候，雖然沒有遇到直接的排擠，他依然在零碎的日常片段中，隱約感受到「自己」與「他者」的界線。正如《無主之作》的作品回應了寇特的生命，對「他者」的覺察也影響了杜韻飛《未來祖宗像》的創作。他拍的是一群出身不同的人，但讓大家看到的，卻是他們的相同；然而，相同仍是建立在不同之上——人本來就是不同的。
儘管我們大概都看不到《未來祖宗像》百年後的成果，不過，即便是現在的我們，在凝視陌生的面龐時，或許也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作者現為文字工作者，以採訪、報導為主業，曾經到印度當過志工，到波蘭當過半年交換生，走了一圈後重新回到台灣，開始傾聽並記錄台灣的故事。文章散見NPOst公益交流站、關鍵評論網、Openbook、聯合報鳴人堂等，關心弱勢族群、創傷知情、動物保護、轉型正義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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