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育菁,台中市,2018。 圖片來源:杜韻飛攝。

辦公室走廊牆上每人可掛一張田野研究照片。三年前換新時,我找了幾張在雲南藏區田野研究時拍的照片,讓所裡博物館負責視聽的館員挑選。她挑了東竹林寺「跳神」儀式的照片,一位喇嘛戴著驅魔面具在大殿前廣場跳著舞步,藏民圍著觀賞,影像突出,色彩豐富。

當時我猶豫了一下,因為當地藏傳佛教並非我研究專長,不過我還是接受建議,因掛在白牆上,的確「好看」,且族群、文化色彩明顯,不需多加解說;不過也有些太「一目了然」,缺少深度。

圖片能說與不能說的事

影像一向是人類學家田野調查收集資料的重要媒介,現代數位相機的超大容量,容許我們快速、方便地記錄研究對象的日常生活、人群互動、宗教或政治儀式等。影像忠實地記錄當下發生的實況,視覺的科學、客觀性,方便人類學家可以「影像為憑」地敘事,更是日後比對變遷非常方便的工具。

20世紀初的人類學家會拍攝「標本照」,有些如證照相。體質人類學家為了記錄不同族群頭型、五官分布的特色,尚會從不同角度拍攝。當時為了記錄消失中的傳統文化,文化人類學家也會特意讓研究對象穿上傳統服裝,記錄文化情境下的土著。即便當地傳統服飾已非日常穿著,或已改用現代材料,人類學家也常因為想保留傳統文化消失前的文化情境,而拍攝這種博物館常見的「定裝」照片。

當然,這樣的操作會出現許多刻意的安排,也容易造成刻板印象的誤解,更有非如實記錄(涉及真假,authenticity)的問題。現代的人類學家則多以記錄研究對象當時真正的狀況為原則,例如不會安排當地人刻意拿著鋤頭排排站拍照,而是會捕捉他們正在耕作時的情境。

數位相機的方便性更讓我們得以大量的圖/影像收集各方面的資料,不用每遇值得記錄的人事,就趕緊拿起筆記簿,蹲在角落揮筆。我在田野即常利用相機記錄當下的觀察重點,回到住處再「看圖說話」,把所觀察到的現象以文字記錄下。也因此,我拍攝的圖像常有許多未經取景的照片,只是把想轉換成文字資料的都拍攝進入。為了記錄,我也拍攝許多缺少美學角度的特寫照,凸顯企望記錄的現象,提醒自己哪些日後要注意。換句話說,有時我們極大化照片的資料性,拍攝不見得為了日後展示,特意捕捉「好看」的圖像。

不過,人類學家敘事/分析的方式還是以文字為主,翻開人類學的專書,一般附圖不多,且圖片也常只是輔助文字難以精確描述之處,圖像的意義更有賴文字的解說。此部分與人類學強調之深入、詳細的民族誌分析有關,即便影像亦難以呈現複雜的文化概念,缺少文字的敘述,圖像難以承載人類學家花費精力整理消化資料後企圖「再現」的觀點。

再者,經由取景、裁切、後製,凸顯或忽略特定部分,也使得照片視覺的客觀性因容易被操作,減損其眼見為憑的力量。如此,也使得人類學家其實不那麼「信任」影像資料,文字因此仍是人類學家敘事的主要媒介。我們雖然常拍攝大量照片,但鮮少真正讓圖像「講學術」。

藝術家的意圖與策略

杜韻飛證照相的拍攝計畫可說是意圖以藝術呈現學術觀點──臺灣國族的想像。拍攝證照相的操作方式,乃排除個人背景、事件脈絡及攝影師主觀,每位人物背景、打燈一致,無特寫鏡頭。杜韻飛讓拍攝對象自己選服飾,他則嚴格操作,力求每位如實呈現在照片上。除了些微的梯形校正與髒點移除,以及運用傳統暗房的技法,如色溫、反差、亮度的調整與加減光之外,他不做其他的後製修圖,只在數百甚至近千張的檔案中,努力找出最平衡的一張。換句話說,在嚴謹消除表面主觀或拍攝過程造成的些微差異後,其結果是,創作的「意圖」(intention)反成為他展現觀點最具威力的方式。

杜韻飛證照相的拍攝規劃雖極度客觀,但藝術家的意圖卻極明確;即便相片中人物挺直身軀、不顯表情,規格一致,但這種拍攝方式實也可謂「刻意」。他計畫將來展示時,只呈現最簡單的個資,沒有其他說明,杜韻飛以一億畫素的相機進行拍攝,輸出一幅幅極端清晰、高近2公尺的大頭照。我可以想像,屆時十幾二十幅證照相排排站掛出,必然震撼。沒有圖說,更有效地邀請著觀者,絞盡腦汁,發揮想像力,猜測/思考攝影師拍這些照片的意圖,而又企圖呈現著什麼?

雖然還沒有機會看到正式的展示,我相信杜韻飛的「策略」會是成功的(雖然我不覺得他曾這麼刻意地從策略的角度思考)。杜韻飛以臺灣新住民第二代的青年為拍攝對象,並以《未來祖宗像》為題,似乎訴說著,這些青年將於臺灣這塊土地上成長,父或母雖來自不同族群,成長環境融入部分異文化特色,不過這將是一個正常的演變,更是全球化下,不同族群的人們、文化、資訊等快速流轉下的現象之一。數十年後,這些新住民第二代的青年們,將會是臺灣的祖先像,象徵著未來臺灣常見的景象。人類學家 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於1991年出版的《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可說是討論國族與族群最重要的一本書,杜韻飛以「極端客觀呈現主觀」的策略,邀請著我們共同想像台灣國族建構的各面向。

《未來祖宗像》不禁讓我想到,人類學家在學術講究客觀的行規下,專注於傳達明確的分析與理論的觀點。我們較少策略性地,以展現的手法,邀請讀者共同想像我們分析的文化情境,以產生共鳴。我們也常將圖像視為文字的輔助工具,少有機會讓圖像單獨出現。杜韻飛以藝術家的靈敏反向操作,透過狀似單調的大頭照,讓讀者睜開眼睛,盯著他的作品時,也進入了未來祖宗像開啟的想像空間。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人類學博士,研究興趣包括經濟、歷史與感官人類學。曾研究臺灣的夜市、禪修,近年致力於探究臺灣的茶文化與發展「身體感」的理論概念。)

(拍攝計畫持續進行中,如有符合條件並願意參與拍攝計畫者,請與「獨立評論@天下」聯繫。另規劃有軍服系列,已蒙立委林麗蟬協調,國防部許可,歡迎即將服役,或正在服役的對象聯繫與參與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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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以1990年代後出生的「新住民二代」為拍攝對象,杜韻飛以「我們台灣人」與「他者/異己」所生的「混血兒」 的身份證照式肖像為引,陸續邀集各界學者、文化人與相關人士,從自身本位、專業與經驗進行書寫,試圖解構台灣的國族想像,與建構議題與影像閱讀的可能性。

在設定上,本作品之拍攝對象須符合下列三項條件:一、父親為台灣人,母親為東南亞或中國的新住民,反之則不在此次拍攝範圍;二、需已進入青春期;三、穿著全球化下無民族與他者文化的日常服飾。杜韻飛以此三項設定回應父系霸權、生命政治、身體政治與全球化等現象。以「未來祖宗像」為名,我們得以很清晰地想像,也可以很明確地預測:這些新住民母親與她們的孩子終將成為四百年後多數台灣人直系血親的祖先。

這一系列仿證件照形式的作品,同時也是對德國藝術家Thomas Ruff的肖像作品《Porträts》之仿擬。有如進行一項科學試驗,杜韻飛提供了一個自變數,與Ruff作品不同的僅僅是拍攝對象的身份,他有意識地剝奪了自身的主體創作語彙,經由去作者化、去美學化的形式,達到照片檔案化的目的。《未來祖宗像》是一份進行式的當代文件,也是未來文獻的留存計畫。

拍攝持續進行中,如有符合條件並願意參與拍攝計畫者,請與「獨立評論@天下」聯繫。另規劃有軍服系列,已蒙立委林麗蟬協調,國防部許可,歡迎即將服役,或正在服役的對象聯繫與參與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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