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非裔美國人喬治．佛洛伊德（George Perry Floyd）被明尼亞波利斯（Minneapolis）白人警察跪壓至死，引發全美反種族歧視的遍地烽火。
雖然美國1865年已廢除奴隸制度，但一個半世紀以來，「黑白對立」仍未見消弭。黑人被排擠的情形在都市規劃上尤其明顯，曾旅居美國的人一定聽過「這邊是黑人區要小心」等提醒。但究竟是什麼樣的都市脈絡，讓黑人長久被白人社會隔離，只好自成一區呢？
美國土地使用分區的歧視本質
美國的土地使用分區（zoning）就是現在內城區貧窮、黑人聚集的禍源之一。起初，zoning是用於保護住宅區不被工業區擴張影響，1908年許多州政府、美國最高法院都表示支持此制度，導致越來越多地方政府用分區手段進行種族隔離。即使1917年最高法院已表示種族分區（racial zoning）不合法，各地方政府仍想方設法以創意、更巧妙的手段來排擠特定族群。
1960年代家庭型態改變，非傳統核心家庭（單親家庭、同志家庭、領養家庭、大家族等）紛紛湧現，尤其大家族（extended family）為非裔美國人最常見的家庭型態。許多社區不希望與這些非傳統家庭為鄰，遊說地方政府不要興建黑人需要的住宅型態，最終竟然還獲得最高法院的認可。
1980年代，為了解決都市蔓延（urban sprawl）的問題，出現了都市成長管理（growth management）的政策，由政府嚴格控管建築規範、土地使用分區，但此政策更將黑人集中在市中心的窮社區或破舊郊區。從百分比越高表示隔離程度越嚴重的「隔離指數」（index of dissimilarity）來看，1860年波士頓、紐約、費城、舊金山等大城市的隔離指數平均是45.7%，但到了1910年，北方城市幾乎到達60%，1970年全美的隔離指數更高達79%。直到2010年，最近一次調查都還維持60%的高比例，底特律甚至將近80%。這表示種族空間隔離的情況沒有減緩。而且有說法認為，這根本是白人刻意製造的。
即使到了近代，美國依然保有種族分區的精神，雖已沒有過去嚴重，但仍然存在。舉例來說，許多政府會將垃圾掩埋場、毒品勒戒所、監獄設在黑人區，剝奪黑人區的幼童和老人照護，並在高級郊區禁止黑人最常從事的美容理髮等行業，而只允許金融、會計、保險等中產階級以上的專業人士聚集。這些土地使用的規劃都使得黑人生存更不容易。
非裔美國人跨不過的紅線
除了土地使用上的種族隔離外，美國也在各種住宅政策中歧視非裔美國人，例如惡名昭彰的「紅線制度」（redlining）。
聯邦政府早期並不干預地方事務，包含都市事務。然而，1920年代美國都市人口高於農村，出現嚴重都市化現象，都市中住宅湧入大量南方移民與黑人，造成房價飆升、住宅供不應求、貧民窟等問題。到了1929～1933年經濟大蕭條期間，許多人無力支付房貸而被收回房屋，貧民窟、都市治安惡化遂成為全國性的大問題。
於是羅斯福政府在1934及1935年創建了聯邦住宅管理局（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 FHA）、屋主貸款公司（The Home Owners Loan Corporation, HOLC），目的在幫助都市居民得到合理的住宅貸款。然而，在經濟蕭條期間放貸有極大風險，所以準確評估住宅、社區的條件就更顯重要，「紅線政策」應運而生。
1935年，HOLC在239都市繪製了「居住安全地圖」，此制度奠基於zoning，以紅、黃、藍、綠不同顏色分區，代表抵押借錢給不同分區居民的風險程度，而這些分區就是根據種族、弱勢人口比例，以及信用評分來劃設的。綠色是「同質性」高的區域，充滿新建案、商業人士和專業者；藍色區域則次之，表示這是政府可能願意投資的區域，但目前狀況略為窳陋；黃色則是「正在衰退中」，通常位在市中心種族混雜的區域；紅色則是黃色的衰退完成式，明顯是貧窮的區域。
這紅線制度簡直是將歧視合法化。當時幾乎以黑人為主的社區都會被標為紅色，甚至1939年的布魯克林地圖中，整條街只要有一戶「非白人」，整個街區都會被標成紅色，除了官方拒絕貸款外，採納聯邦制度的銀行也都跟進，1950～1960年代郊區差不多一半以上房子領有FHA貸款，但黑人在此一時期幾乎不可能獲得任何貸款。
更雪上加霜的是，FHA偏好放貸給郊區的新市鎮，導致嚴重的「向上過濾」（filtering up），經濟狀況較好的白人都蜂擁至郊區，把非裔美國人鎖在貧窮的市中心。隨著白人往郊區擴散，許多工作機會也都移往郊區，例如1950年代韓戰期間軍事訂單只有7.5%發生在市區，其餘皆在郊區的工廠。非裔美國人不僅沒有足夠貸款購買郊區的房子，也負擔不起開車到郊區工作的費用，只能被排擠在這些工作機會之外。
爾後，美國歷經1968年的《公平住宅法案》、1975年《住宅貸款揭露法》，以及1977年的《社區再投資法》等許多「反紅線」的立法，住宅市場上的公平制度看似完備，但民間仍有對策，不僅黑人住宅難獲貸款擔保、黑人社區的小商業活動也難獲得貸款。2009年更有學者指出，銀行與保險業給黑人社區的多屬於「隔都貸款」（ghetto loans）的次貸。借貸困難、大家族的家庭型態受阻，導致多數黑人依然被困在內城區的蝸居中。
佛洛伊德事件給台灣的啟示
偏見是一種以偏概全的想法，而歧視是一種劃分界線的行為。台灣雖然膚色、種族對立沒有美國嚴重，但都市規劃上的歧視與偏見仍比比皆是。
1.地理環境上：住在鄉村、山坡地、河川地、海岸旁的族群，往往是經濟弱勢，但環境破壞、污染排放卻第一線衝擊他們。在社會強勢集團、菁英委員會對特定地域的偏見下，這些族群不僅要承受都市開發的外部成本，甚至會遭逢土石流、農地污染等生命安全的威脅，財產權還常被視為開發的預定地，面臨隨時被迫拆遷的風險。
2.空間使用上：台北車站大廳是否允許席地而坐的爭議沸騰了一陣子，許多人認為移工聚集有礙市容。根據勞動部統計，移工最多的為桃園市、台中市和新北市，這和過去的都市規劃和經濟發展方針有關，桃園市就有超過20座規模不一的工業區，台中東協廣場也被視為東南亞知識的行動教室。然而，都市規劃的結果卻使得這些移工和他們聚集的空間被污名化、歧視。
3.住宅市場上：美國訂有「不可歧視租客」的法律，房東在篩選房客之後，必須寄信給其他沒被選中的求租客，詳細說明拒絕的原因。但台灣卻常見房東明目張膽表示只租給女生、有穩定工作、單身者這類的要求，甚至寫明不租給特殊行業的人，另外還有「社宅別蓋在我家旁邊」的「居住歧視」，這些都是對特定身分者極大的歧視與偏見，卻無法可管。
佛洛伊德之死引起的黑人民權運動，不僅針對美國，也告訴了全世界不能再迴避歧視的問題。雖然台灣種族對立相對不明顯，但在經濟能力、性別、職業等歧視上，都有都市規劃者失能的足跡，希望這次佛洛伊德延燒全世界的野火，能讓台灣都市規劃者反思空間上的偏見與歧視，避免有朝一日引發被歧視者的反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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