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肺炎疫情初期，台灣抗疫非常成功。台灣從一開始就嚴格篩檢入境訪客，確保口罩生產，並建立了完善的疫調和居家或檢疫所隔離系統，以防止病毒在社區擴散。台灣曾是世界上新冠肺炎病例數最少的國家之一，通過在全球各地分發口罩，Taiwan can help（台灣可以提供幫助）的口號展現了衛生與經濟官僚的成功，並且成功地將病毒遏止在國境外。
然而，這幾天以來台灣的社區傳播突然爆發，新冠肺炎病例急遽上升，這對於已習慣沒有疫情的當局和人民來說，已構成全新的挑戰。社區傳播以及高陽性率撼動了台灣從一開始就奉行的趨零案例政策的可行性 。當今追求趨零案例的國家還有新加坡，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等國家。
只靠圍堵隔離，是否還能繼續控制疫情？
台灣中央與地方政府目前仍用過去一年來的累積經驗，圍堵社區感染，避免實施第四級警戒，或是所謂的封城（儘管封城在各民主國家的定義差距相當大）。相反地，台灣政府持續依靠其久經考驗的口罩政策，定點消毒，針對有接觸史者的病毒篩檢，染疫者隔離等方式。但是，目前案例持續增長的情況顯示，現有政策可能已經無法阻擋社區傳播。
例如，台北市部分地區已經出現高陽性率的情況，而且學生仍然可能在學校傳播病毒（本文完成到刊登期間教育部才宣布停課，台北陽性率也有下降）。再者，現時台灣，許多上班族仍然要到辦公室上班。但事實上，許多防疫專家認為，在室內即使戴著口罩，超過一定時間以上，新冠肺炎病毒仍是可以傳播。
在這次疫情爆發之前，台灣可能從未想到需要向其他國家借鏡怎麼對抗新冠肺炎病毒傳播。畢竟，雖然因為政治因素無法爭取到足夠疫苗，但過去病例數一向很低，台灣也就相對安全。因為偏安的狀態，台灣過去從未因應過持續飆高的病毒篩檢需求，也從未應付過負荷滿載的疫調和隔離。
現在，面對社區傳播，台灣地方與中央目前的政策是精神喊話，要社會大眾減少不必要移動，並未選擇用罰則強迫人們留在家中。只是，自2020年初台灣成功圍堵疫情以來，越來越多的研究指出，新冠肺炎可在室內通過氣溶膠顆粒傳播。政府目前建議並鼓勵異地辦公，但是尚未能轉換成在家工作的上班族到公司辦公室待幾個小時以上的染疫風險，到底是多高呢？這個議題似乎沒有被防疫單位或新聞媒體廣泛討論。
舉個例子來說，台灣社會向來相信玻璃隔板可以幫助防疫，但目前有些科學研究認為隔板效果有限，更重要的恐怕是要改善室內空氣流通，安裝空氣濾淨機制。也許中央與地方政府可以考慮讓上班族可以異地辦公的權益受到保障。
禁餐廳內用、大量做疫調：新加坡與韓國的防疫方式
由於新冠病毒傳播在戶外相對有限，因此戶外運動應該被鼓勵而非被批評，特別是長時間待在家裡所累積的精神和身體壓力不容小覷。此外，台灣的三級警戒沒有全面禁止餐廳內用，應該有其維持經濟活動的考量，但近來研究顯示，餐廳內用相當容易傳播病毒。新加坡跟台灣一樣向來追求趨零案例，但在最新的一波疫情（每日約數十例）影響下，新加坡政府已經全面禁止室內用餐。澳大利亞也有個「snap lockdown」的政策，簡單來說是只要有案例，就嚴格限制活動，數日後再開放，期間在餐廳內用是不被允許的。如果台灣想追求趨零案例，應該嚴格限制餐廳內用。
國際間認為，韓國疫情控制的主要成功措施有兩點：廣泛篩檢以及疫調。也許這是台灣可以參考的政策。跟台灣一樣是民主國家，韓國也一直避免任何的強硬封鎖措施。而且，韓國沒有像台灣一樣封鎖國境，也沒有追求案例清零，但韓國的病例增加率相對比其他國家比較低，被國際間當作是成功的案例。
韓國的防疫政策跟他們在2015年對抗MERS有關，經過MERS的經驗，防疫單位在這次新冠疫情中相當相信疫調與病毒篩檢。韓國目前有相當多種類型的病毒篩檢站，並且鼓勵可疑的患者與接觸者篩檢，然後利用疫調對無症狀的患者進行篩檢。這些應是讓韓國得以控制病例數的關鍵措施。
相較之下，台灣目前的篩檢主要是在已證明有社區擴散的特定地點進行測試。這樣的做法應該是多少因為篩檢人力，實驗室人力有限。而且，最近防疫單位、地方首長與輿論都認為，病例數增多後，疫調已經沒有意義。這意味著，即使疫調是台灣早期能圍堵疫情成功的策略，現在中央與地方政府似乎無法馬上解決疫調人力不足的問題。但韓國的經驗顯示，疫調對於遏止疫情仍是有幫助的。
此外，在社區傳播的主要熱點之一萬華地區，陽性率曾高達10％，病毒篩檢在現階段仍是應該擴充。沒有篩檢，就不能找出可以被疫調的案例，追蹤病毒的擴散將變得更加困難。篩檢與疫調與比噴灑消毒水相比，應該仍有其不可取代的功效。
借鏡國外經驗，打贏這次的病毒挑戰
台灣目前面臨的最大挑戰恐怕是如何有效調整策略。持續在辦公室工作，持續消毒，大概對疫情緩解效果有限。而有些向來在台灣證明有用的策略例如疫調，卻面臨了施行上的困難。台灣社會對抗新冠疫情與其他國家相比有非常多的優勢：例如令全球欽羨的國民健康保險制度，讓任何有症狀的患者都可以在不用花大筆費用的情況下獲得護理；人民教育程度高，以及台灣的民主制度，都讓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政策持續受到民眾的監督；目前執政黨的支持率仍然頗高，其政治能量與魄力仍可執行目標措施遏制病毒擴散。
台灣在國際間作為抗疫成功的案例尚未畫上休止符。但若與其他民主國家的制度相比，疫調與篩檢應該不能慢下來。在仰賴口罩阻絕病毒之外，政府與社會應該更進一步注意室內通風與氣溶膠傳播的風險。若能回顧過去一年來其他民主政體各式各樣對抗新冠疫情的應變措施，台灣也許能搜集更多對策到台灣對抗新冠病毒的防疫工具箱裡。
（作者孫世倫與鄭芳芳是醫療史與科技史學者，分別在美國瓦薩學院〔Vassar College〕與明尼蘇達州大學〔University of Minnesota, Twin Cities〕擔任助理教授。特別感謝韓國首爾國立大學的Javier Cha和John DiMoia兩位教授提供作者關於韓國對抗COVID-19的專業見解。原文於美國時間5月19日〔台灣時間5月20日〕刊登在《外交家雜誌》〔The Diplomat〕，經作者授權翻譯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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