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大眾的眼中，新冠病毒的問題或許比較偏向個人衛生或客觀醫學議題；但隨著這幾天萬華疫情持續發燒，「民間社團幹部」、「阿公店員工」和「航空公司員工」三大類社會身分的社會性格、鄰里關係與休閒活動的差異性，頓時成為瞭解新冠病毒「為何在此」及「如何傳布」的重要社會成因和路徑解釋。這也正是「社會流行病學」的重點。
首先，為何新冠病毒很容易在「航空公司員工」這個職業身上出現？相信大家都知道，因為境外移入的帶原者最容易接觸到空服員；至於「航空公司員工」可能傳播的對象，則與他們工作之餘的休閒活動和人際圈範圍有關。倘若我們假定「航空公司員工」在國內的主要生活圈，以在家休息或個人式休閒活動為主，那麼他們即使帶原或染病，傳染的範圍也會以小範圍的家人或朋友為主。
相較之下，「民間社團幹部」因為本身的社會性格就是比較喜歡積極與人互動，特別是他們的休閒活動經常是與一大群人共同進行，而非「航空公司員工」的小團體，所以當他們成為病毒帶原者或染病時，傳染範圍與嚴重性自然會比「航空公司員工」來得大。
至於「阿公店員工」因為職業屬性的關係，每天接觸到顧客以藍領、底層或高齡者為主，加上鄰里關係緊密、常會相互串門子，所以當他們成為病毒帶原者或染病時，傳染範圍比較會聚集在特定階級群聚的社區，而不會像「民間社團幹部」那樣產生跨區傳染。但如果「阿公店員工」正好跟上跨區域宗教儀式，病毒就可能隨之傳遞開來；換言之，宗教活動也會影響病毒傳遞。
如果我們要進一步從社會學的角度探討不同社會角色染病或傳染路線的控制，那麼就得同時瞭解疫調工作可能在當事人身上引發的社會衝擊。再以近日「民間社團幹部」、「阿公店員工」和「航空公司員工」三種社會角色為例，顯然無論是「民間社團幹部」和「航空公司員工」，或是與這兩群人接觸的對象，被發現帶原或染病時，比較不容易有想要刻意隱匿的動機；但「阿公店員工」因為長期被賦予性別道德意涵，所以無論是員工本身或與其互動過的顧客，疫調過程都會存在很高的黑數。
也因為這樣，今天當我們聽到萬華要設立4個快篩站，政府部門並呼籲媒體不要到現場去拍攝檢疫者，以降低染疫者被污名化的焦慮，也就是相對地增加他們勇敢前往篩檢的意願時，覺得這是很正確的作法。因為這樣才可以更確實清楚掌握萬華地區潛在傳染鏈的樣貌，及早協助帶原者或染病者接受治療，避免病毒在檯面下持續蔓延。
由此也更可以瞭解到，防疫絕對不是個人戴口罩、量體溫和勤洗手的問題而已。雖然這三樣工作非常重要，但防疫要成功，同樣需要關注社會大眾對新冠病毒的反應，特別是疾病感染和傳遞過程中社會責任的瞭解與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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