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無法想像的是，希珞勒（Sirar Jaroudy سرار جارودي）經歷了什麼。她有著一頭秀麗金髮，嫣然笑靨，深邃的眼。
你所無法想像的是，希珞勒曾與那些流離失所者為伍，那些活在社會邊緣的人們。你無法想像，希珞勒來自那曾是遍地槍聲與煙硝之處。
黎巴嫩是希珞勒所來之處，也是世界上難民密度最高的地區。根據聯合國難民高署（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的最新數據，敘利亞內戰後至2017年底，僅有約600萬人口的小國黎巴嫩境內，竟有高達100萬難民。如果將更早遷入的巴勒斯坦難民算計在內，黎巴嫩每4人中便有1人是難民。
而歷經烽火，冒險犯難來至黎巴嫩境內的敘利亞難民，他們艱苦的旅程並未結束。
目前敘利亞總統巴沙爾．阿薩德（Bashar al-Assad）所屬的阿拉維派（Alawite），屬於什葉派（Shia）分支；而敘利亞反抗軍及多數平民則屬遜尼派（Sunni）。由於長子巴西勒（Bassel）突然車禍身亡，巴沙爾離開原本眼科醫師之路，意外繼承父親成為總統。阿薩德家族政局不穩；加以伊斯蘭教自穆罕默德逝世後，長達1,400多年錯綜複雜的派系紛爭，引發敘利亞內戰。
黎巴嫩是一個宗教十分多元的國家，境內信守什葉派與遜尼派的人口大約相當。除了古老的伊斯蘭教派系紛爭之外；敘利亞與黎巴嫩之間由於各種歷史因素，存在不少衝突矛盾。其中一例就是敘利亞軍隊對於黎巴嫩戰爭的涉入，引發許多黎巴嫩民眾的不滿。
另一方面，黎巴嫩總統奧恩（Michel Aoun）與支持阿薩德的什葉派政黨真主黨（Hizbullah）關係密切。許多敘利亞人擔憂他們的宗教政治傾向會經黎巴嫩政府相關人士而走漏，而終將遭受迫害。
因此，他們冒著生命危險穿越戰區，於邊境遭受百般刁難，沿途支付各種索賄，無所不用其極，備妥種種文件甚至假造身分，才終於抵達黎巴嫩境內。他們必須日日夜夜悉心掩飾自己宗教政治傾向的蛛絲馬跡。許多人因而懼怕與聯合國難民高署接觸，畢竟作為官方組織，他們懼怕自己的一切走漏給黎巴嫩政府，進而傳到敘利亞當權者手中。自然，他們也被屏除在難民援助的一切資源之外。
敘利亞人不被允許在黎巴嫩境內工作。因此，他們只有四處尋找非法零工。在缺乏保障之下，在惡劣的環境、低薪、剝削中勉強求生，其中不乏虐待兒童與性侵婦女的事件。希珞勒曾任國際醫療團（International Medical Corps）精神健康與社會支持（MHPSS, Mental Health and Psychosocial Support）項目經理。她說：「關於難民，有太多負面的敘事。將他們描繪成弱者、動亂之源、社會負擔；我在與他們的相處中，看到的卻是──尤其是女性──勇敢堅定的心靈。」
敘利亞母親，她的十來個孩子與難以名狀的暴力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女孩，眼睛為鮮血所覆蓋，臉上到處瘀青；我立刻知道，必須非常謹慎與她父親應對。」希珞勒說，「我想，我的老天，這絕對是一棘手的案例。」
那是在急診室，父親宣稱女孩被車子撞傷了。女孩與母親羞怯地藏身於那男人背後，低著頭，避免任何眼神交會，流露著驚懼。回答任何問題之前，她們總先望向男人，等待應允。
「我必須非常巧妙地讓那位父親信任我，才有機會日後伸出援手。」希珞勒說。希珞勒持續與他們保持聯絡，定期提供援助。關於女孩同樣的傷口，母親不斷編造不同的故事，前後矛盾，處處難掩家暴的蹤跡。終於，在希珞勒和同行敘利亞裔精神科醫師的耐心與鼓勵之下，母親聲淚俱下地道出真相。原來女孩長期被父親毆打。將她的頭塞入馬桶中，拳擊腳踢。
該名父親據稱曾為敘利亞政府特務，習於凌虐、監禁、拷問之事。在敘利亞重男輕女的文化下，母親被迫不斷受孕，直到產下一名男嬰。女孩們皆被稱之以牲畜之名，囚於屋中，無從接受教育，與世隔絕。
「我們不得不細細聆聽那家庭中的種種悲劇，十分煎熬的時刻。」希珞勒表示：「許多難民社區中，性別暴力（gender based violence）在不同的世代之間不斷地重演；而人們對之習以為常，不以為意。」
對於難民而言，家暴安置更是一大難題。何處能找到一個庇護之地，安頓母親與十來個孩子如此龐大家庭，還能躲在父親的眼線之外？尤其，黎巴嫩迄今尚未建立完善的家暴安置體系，遑論毫無公民權利的難民。即便安置問題得以解決，在一個毫不重視女性教育與職業發展的文化中，一無所長的母親，又如何去養活這麼多的孩子？很多的女性離開之後，終因生活壓力，不得不再回到施暴者的身邊；苟活在變本加厲的暴力關係之下。
這些，都是人道援助工作者介入難民家暴案例前，必須深思再三的。
為了孩子重新找回自信
實際採取行動之前，希珞勒和母親細細討論安置後的大小事務，分析可能發生的種種情況，以及她擁有的選擇、支援與應對進退之道。「她彷彿完全變了一個人，」希珞勒不可思議地指出，「她開始意識到，提供孩子一個更寬廣美好的未來，不是不可能的。」
那母親的臉變得明亮，她的聲音變得堅定，她的眼神閃爍著光。她開始詢問有哪些組織可以前去洽談，有哪些教育和職業訓練可以參與，有哪些資源可以爭取給她的孩子們。「你能想像嗎？」希珞勒說，「我們第一次見面時，她甚至驚恐到不敢直視我，更別提開口講話。」
當那一天終於來到，母親與所有的孩子跳上了一輛小貨車，頭也不回地離開那所謂的「家」。那母親在法庭中挺身申請離婚、爭取孩子們的監護權。他們被迫不斷地變更居所，因為被父親不斷地追蹤尋獲。在那一段動盪不安的日子，充滿著懷疑、恐懼、絕望、不確定感；在難民流亡中又因家暴而流離。那母親有太多次崩潰而幾乎放棄。然而，她終究堅持了下來。
許多年過去了。「前些日子，我接到一通電話。他們終於被安置到德國，在一個敘利亞社區中過著平和靜好的生活。」希珞勒靜靜地說。
靜靜地，但是當下我們的內心都十分澎湃。那是身為一位人道援助工作者，生命中最值得的時刻。即使我與那位母親未曾謀面，即使我僅透過著希珞勒聽聞這遙遠的故事，我仍感到眼眶一熱。
我不禁想著：難民流亡是目前全球最重大的人道危機；但也恰恰是因為這樣的流亡，那位母親，與她的孩子，才有機會因為一場悲劇，而走出另一場悲劇。兩個來自不同世界的女人，才有機會因此相遇；一段真誠高貴的關係，才有機會因此建立；一段全新的人生，才有機會就此展開。
美麗而無辜的男孩
他只是個幾歲大的、美麗的、無辜的小男孩。有著一雙清澈的眼睛。他向每一個相見的陌生人燦爛地笑著，並且毫無戒心地玩成一片。但當他突然畫出那樣東西時，所有的人都感到驚慌失措：他所畫出的，顯然是一個成年男性的生殖器官。
他被帶到國際醫療團求助，因為母親發現他的肛門與會陰部周遭有血。隨著事實逐漸被揭露，男孩竟是被一位家庭好友拐騙到後院性侵。
難民流亡之時，許多人際界線也隨之崩解。親朋好友往往擠在同一屋簷之下，分享資源，共生互助。然而，正是這些日日往來之人，最易讓孩子毫無戒心地受到侵害。
「那真是十分令人頭疼的個案，也是我第一個性侵個案，」希珞勒說，「我想男孩並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我擔心母親要怎麼面對他與其他孩子。」如何讓男孩意識到自己經歷了什麼，進而日後保護自己，卻又避免二度創傷。希珞勒自己也毫無主意。每當希珞勒拜訪男孩時，她總會設法在遊戲中讓男孩知道：不要輕易接受陌生人的禮物。他們提供諮商資源，試著讓母親與孩子安然走出陰影。
這樣經歷的男孩，會成長為怎樣的人呢？我們永遠不會知道；又或許，只是我們不敢去想像而已。
後來又有一名十多歲的男孩被通報常態性地性侵他的弟弟。作為一名性侵者，他其實也是被性侵者。他曾經被母親帶入家中的不同男子性侵；而他只是模仿他們的行為，施加於他弟弟身上。沒有人知道為何他母親會有這樣複雜的交往。如前所述，敘利亞難民既無工作許可，女性也多無教育與專業技能；許多人被迫以性，作為交易，作為生存的方式。
其中莫大的難題是，男孩與他的弟弟勢必要分別安置。這對於母親與孩子都是難以接受的決定。要找到合適的家庭，說服他們再收容一名孩子，更是要耗費無數心力與唇舌。希珞勒必須挨家挨戶的懇求，悉數各式補助與資源。畢竟在流亡之中，人人自顧不暇，又哪有財力精神額外受託他人的孩子呢？
此外，如何讓孩子理解自己行為的不適當，又避免二度創傷？其中只要稍有拿捏不慎，就會造成永遠無法彌補的瘡口。遇此案例，即使在富裕國家，都需要難以想像的資源人力投入，到處捉襟見肘。至少要有兩名專業精神健康工作者，與這對兄弟分別展開漫長諮商。然而在許多人道援助現場，往往連一名也不可得。
希珞勒的團隊只有一輛小車，而有許多他們服務的對象，都居住在3至4小時的車程之外。許多的拜訪無法久留，許多的個案也只能提供短暫的、緊急的援助；許多時候，只能殘忍地閉上雙眼，咬牙離去。否則，隨著一波一波的難民接踵而來；又怎能棄而不顧更多更需要幫助的人們呢？
這樣經歷的男孩，會成長為怎樣的人呢？我不禁想起那位起身抵抗施暴者的母親。我們聽說過太多難民女性的故事。但是男性的成長，如何於戰亂之中，被扭曲，被質變，最後成為我們無法想像的存在，我們往往一無所知。
當他人的後窗便是你的前門
在我與希珞勒的對話中，我逐漸發現，有一個議題不斷浮現。那便是：蕩然無存的隱私。
就像那位十來個孩子的母親，他們的居所不斷被父親跟蹤尋獲。就像那些小男孩，他們的屋中總有陌生人進進出出。甚或有時，這些涉及性與暴力案例毫無遮掩地被媒體大肆宣傳；故事總會走漏，難民營是個沒有隱私的地方。
營中經常流傳著各式黑函，它們談論著那些「不知羞恥」的女人與其他男人的風流之事。難民們生活在他人的後窗便是你的前門的窘境，人人彼此活在彼此的唇舌之上。有些有心的男人會趁女人的丈夫外出之時，找盡藉口與女人往來拉扯；再以此要脅，將這些不堪之事廣傳於街坊鄰居；遂能利用女人擔憂旁人閒語及丈夫猜忌，逞其所欲為之事。難民營中，常有女人因不勝黑函閒語之擾，而服藥輕生。
「所以我才強調，我們必須落實婦女賦權（empowerment），」希珞勒說。「對於人道援助工作者而言，這些可以說是前線事務的常識。在流亡之中，除了外來的迫害；往往隨之而起的是：這些命運共同者之間，彼此的性、暴力與權力等諸多糾葛。人們往往身處其中而習以為常，絲毫無意識到這一切是應制止改變的。」
希珞勒相信：人道援助工作者應該盡力讓難民社群意識到性別平等的重要以及性別暴力的不容存在。女人應被鼓勵起身爭取：更獨立自主、更堅定自信的生活。女人也應被鼓勵走出家中，走向社區，和外界有更多合理的互動。
當然，有許多的男人與長老並不苟同這樣的思想。他們認為像希珞勒這些「外來者」、這些「自命清高」的人道援助工作者，正在破壞他們珍貴的傳統文化與道德體系。希珞勒看著我，堅定地表示：「文化相對主義不應作為放縱人權壓迫的藉口。」
他們需要的不是諮商，而是一個家
作為一位人道援助工作者，究竟是怎樣的感覺呢？
那並不像是朝九晚五的辦公室生活。無時無刻都會有緊急事件發生。你常常在半夜被電話驚醒，然後必須奪門而出。你是人們唯一可以求助的對象，沒有休息，沒有輪班。你必須隨時跳上急救車因為有人縱火燒了數里帳篷，有人持刀相毆，有人自傷輕生……
生活在難民營中與生活在監獄中並無太多不同。那裡沒有自由，只有痛苦與絕望。
「最痛苦的是，你必須面對這些可憐的人、棘手的事；卻只有十分有限的時間與資源，」希珞勒說，「你旁觀一個人的痛苦；心中卻毫無主意，不知所措。」
「有時我結束了一天工作，獨自開車回家時；我會無法克制地泣不成聲。我覺得非常地挫折無用，我一個人也沒有辦法幫助到。」希珞勒說，「我有時會想，這些難民會有我們剛剛提到的諸多行為，實在是理所當然。他們需要的根本不是什麼諮商援助，他們需要的其實是一個美好的家、一個願意擁抱他們的社會、一個充滿可能的未來。我們一項也無法提供給他們。我常常自我質疑，我的所作所為到底有沒有任何意義？」
希珞勒的團隊成員之一，是一位巴勒斯坦人。她也是難民，是在敘利亞難民之前，更早一波因為巴勒斯坦戰爭來到黎巴嫩。她曾經是一名牙醫師。然而，在難民流亡之中，許多受過高等教育或是專業訓練的人士，往往來到另一個國度之後，他們的知識與技術不被當局承認，只能被迫從事基礎的勞動工作。他們的身心健康，也常在懷才不遇的喟嘆之下，急遽惡化。
希珞勒看出她是一位古道熱腸之人，便邀請她加入團隊。「我認為我們不需要刻意尋求具備精神健康專業背景的人，」希珞勒解釋，「我們尋找的是：良善的人格特質與熱情投入的心；我們提供訓練與技術，然後我們一起努力達成種種不可能的任務。這就是我們如何參與難民的社區賦權。」
那位巴勒斯坦牙醫師，是希珞勒所見過最優秀的人道援助工作者。她總是在經手各式電話書信，隨時追蹤個案的狀況下落。直到現在，仍有許多難民與她聯絡，分享安置之後全新生活的喜悅與感激。「那真是非常扣人心弦的時刻，」希珞勒說，「我們來自那樣截然不同的地區與文化，然後在此混亂紛擾的時代之中偶然相遇，又倏然分開。我們的靈魂卻好像有一部分，被他們攜著踏上旅程，然後在世界的某一個角落展開另一段人生。」
當你深刻意識到自己的極限，你才能真正擁有力量
希珞勒也與一群敘利亞難民母親共事。他們有團體聚會，提供精神健康教育，傳遞正確知識，並且宣揚對於身心平衡的重視。當然，她們也談論在難民社群中鮮少觸及的憂鬱議題。
這些母親，她們會各自攜來食物，一同烹煮；準備傳統的茶點、早餐或是午餐。在這樣的過程中，她們有機會從孤獨的居所走出，彼此交流；分享她們生活中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有時，她們並未意識到：自己所談論的正是憂鬱症狀；希珞勒會加入對話，增進她們對於精神健康的自覺。往往會後，有些成員會私底下找希珞勒表示：自己，好像需要一些「協助」。
這些敘利亞母親，這些難民母親，她們其實非常幽默風趣，非常善解人意，非常關愛，非常包容開放。她們失去一切，一無所有，失去她們的家園，她們的摯親，她們的友伴，她們的財產；在此異鄉，一切都是那麼不熟悉，她們仍然熱衷於重建人與人之間的信賴，重建一個具有韌性的難民社區。當你造訪她們那窄小簡陋的家，你會驚訝於她們的慷慨與好客。即便家中已空空如也，沒有米糧，有時甚至連水也沒有；她們也會急急忙忙向左鄰右舍張羅籌借，與你分享。
這就是敘利亞文化的友誼之道。
「恰恰是在那樣的時刻，我深深地體會到：她們是多麼想回到屬於自己的家園；她們別無選擇，只能困處於黎巴嫩。」希珞勒說，「媒體將他們描繪成一群烏合之眾，描繪成藉流亡之名行侵佔之實，描繪成散播疾病混亂之人，是非常不公平的！」
昔日在敘利亞，他們擁有完善的社會福利體系與免費的公共醫療制度；流亡之後，缺乏公民身分，他們往往在別的國家必須面對天價的醫療費用；只有忍氣吞聲向各式政府與非政府組織求助，仰人鼻息。「他們曾經擁有那樣精緻的文化，優雅的建築，美味的食物……」希珞勒感嘆。
黎巴嫩，事實上也才自長達15年的內戰中浴火重生。希珞勒成長自飽經烽煙的家庭：她的伯父曾被俘虜凌遲；她的母親有著創傷後症候群的各種症狀，對於每一個有點類似炸彈的聲響都過度驚嚇。然而她的家人卻未曾因精神健康問題而求助；在那時代，這一切充滿著歧視與污名。
我永遠記得有一天，希珞勒看到我在學阿拉伯文；很興奮地跑來跟我說：「嘿！我告訴你一首很美的詩。」那是黎巴嫩詩人紀伯倫（Kahlil Gibran）之作：
一次，我手裡攥著一把霧靄，
我把手伸開，忽見霧靄變成了一條蟲子。
我握上手，再次伸開，卻見掌中有一隻鳥兒。
我闔上掌，第三次伸開，
忽見我的掌心上站著一個人，那個人愁容滿面，仰望高天。
我闔上掌，又張開時，只見掌中僅存霧靄。
但是，我卻聽到了一支歌，曲調是那樣地甜。（李唯中譯）
我相信這樣的人生，讓希珞勒擁有獨特眼睛而能深刻同理，成為一位無可取代的人道援助工作者。我相信，沒有一段話更適合作結此篇。那是希珞勒談到當她結束一天工作，在車上為自己對於他人的苦難無能為力，而痛哭失聲時，告訴我的。那是後來有人鼓勵她：
「當你深刻意識到自己的極限，你才能真正擁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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