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日本靜岡市副市長吉田信博造訪台灣，考察高雄的輕軌建設。這應是一次與靜岡市未來城市交通藍圖密切相關的考察，因為該市也一直在考慮推動輕軌。無獨有偶的是，吉田信博本人曾擔任宇都宮市副市長3年、2019年卸任，而正是在他擔任宇都宮副市長期間，該市開始建設日本首個以全線新建方式打造的輕軌──芳賀・宇都宮LRT，並於2023年成功通車。
能在短短幾年內，於一座中型城市以副市長之姿推動輕軌建設後，又到另一座正在考慮輕軌建設的中型城市擔任副市長，這位或許可稱為「輕軌推手」的吉田信博，其經歷令人好奇。
事實上，吉田信博取得大阪大學碩士學位後，旋即進入當時的建設省（現在的國土交通省），以國家公務員的身分待過該省都市局、茨城縣、奈良市、福岡縣、新潟市、JR東日本，累積了豐富的交通與都市政策經驗後，50歲被選任為宇都宮市的副市長。這樣的背景也讓人不禁好奇，日本各都市副市長的選任與中央政府官僚體制之間，有何關係？
日本地方都市治理的中央政府官員身影
觀察當代日本各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出身的高階公務員，被地方政府聘為副市長的案例近年逐漸增加，大中小規模的城市皆有。這或許可說是一種正在逐漸慣例化的現象。
以人口143萬的京都市為例，2024年7月上任的副市長竹內重貴亦是國土交通省出身，曾到山形縣擔任交通政策課長，回到中央政府數年後又到京都市擔任都市計畫局長，而後升任副市長，督導財政、都市計畫與消防等事務。
人口34萬的東京都北區，2025年6月甫就職副區長的小林孝，也來自國土交通省都市局都市計畫課。人口39萬的長崎市2025年7月到任的副市長渡部貴德，則是總務省出身，多年前曾到京都府京丹後市擔任企畫總務部長。人口13萬的千葉縣成田市以成田機場聞名，2015年至2018年由曾任職於國土交通省航空局的吉田昭二出任副市長。人口9萬的新潟縣三條市，副市長上田泰成具備文部科學省與經濟產業省的背景，則於2023年4月以非常年輕的32歲之姿應聘。
讓中央出身者參與地方治理的好處
理論上，延攬中央政府公務員到地方擔任副市長，讓他們在中央累積的專業知識與人脈網絡導入地方治理，至少有3個潛在好處：
- 縮短中央與地方的溝通距離；
- 有利於地方爭取國家資源；
- 有助於提升地方施政的專業性與穩定性，特別是在技術性較高的政策領域如交通建設、環境治理或防災規劃等。
那麼，日本各地方政府任命中央出身者擔任副市長，究竟只是一種慣例，還是其實有法定的制度設計？若從日本的法制來看，副市長的任命權屬於市長，其人選需經市議會同意後方能正式就任，並無明文規定必須／可以由中央公務員出任。所以，這種人事任用現象，更是長年累積下政治慣習形成的約定俗成模式。地方政府若欲強化某方面的政策實力，便會主動向中央政府尋求合適人選。反過來，中央政府某些懷有服務地方志向的官員，亦可能在接近退休階段或升遷受限時尋求地方任用。在某些情況下，政黨或國會議員也可能居中牽線，協助媒合人選，使得地方政府的副市長人事安排兼具技術性與政治性。這樣的人事流動現象，與其說是一種機制，更像是一種文化。
台灣可建立中央經驗者轉任地方的人才推薦制度
若轉向觀察台灣各主要城市的副市長任命情形，則可發現與日本相當不同的格局。以目前俗稱「六都」的6個直轄市與3個省轄市為例，副市長的人事來源呈現多元但高度政治化的特徵。這9個城市加起來有合計19位副市長，以本文執筆時的2025年7月而言，他們之中以地方公務員出身者最多、高達7位（其中包含曾任營建署長因而同時具備中央與地方經驗的高雄市林欽榮），政治幕僚出身者3位，中央公務員出身者僅2位（台中市黃國榮出身外交部、高雄市羅達生出身經濟部），媒體界出身者2位，其餘便是地方民意代表出身者、教育界出身者、學術界出身者、醫界出身者及企業界出身者各1位。
順帶一提，如果再看各主要城市之外的台澎11縣加上金馬2縣，則有6縣的副縣長具有中央政府經歷，比例稍高。
從比較的角度來看，日本地方政府延攬中央政府官員轉任副市長的政治人事文化，或許能提供台灣一些可參考的方向。
其一，副市長的人事選用應以專業能力與政策協調經驗為主要考量；其二，可建立制度化的人事交流機制，例如由行政院設立「地方治理人力資料庫」或由行政院各部會直接推薦具技術背景的人才，供地方首長參考，以利縣市長就任後快速組成高專業性的施政團隊；其三，地方政府應更加重視副市長在具體政策領域的責任與資源，以提升治理效率。
副市長的專業能力，往往直接影響一座城市的未來走向。從近期訪台的吉田信博的履歷，到日本整體的副市長人事選用文化，日本的案例可提醒台灣的我們，副市長若具備中央政府的經歷，或許更有能量推動重大政策，在地方治理中扮演關鍵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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