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2017年10月上旬,一艘突尼西亞海軍艦艇在該國中部的克肯納島(Kerkennah)外海50多公里處與不知名的小船發生衝撞,造成後者船身毀損沉沒,最終導致超過40人死亡。這並不是一樁單純的海上意外,小船上滿載的是企圖取道義大利蘭佩杜薩島(Lampedusa)或西西里島(Sicily)進入歐洲的無證偷渡客,而他們多半來自突尼西亞中南部的貧窮家庭。

自從2015年歐洲難民危機成為全球矚目的焦點以來,地中海上的船難事件層出不窮。首當其衝的義大利與希臘這兩個內部狀況也不好的門戶國家,在人道收容與國境管理的兩難之間承受著不小的壓力。

選擇走水路進入歐洲的無證移民,主要以中東的敘利亞和北非的利比亞這兩個在「阿拉伯之春」革命浪潮後陷入混亂的國家為大宗。突尼西亞因為鄰近利比亞,加上處在北非地區最接近歐洲(義大利南部)的位置,其南部延伸至利比亞境內的海域,一直是地中海偷渡路徑最密集的地方。

不過,一直到今年夏天之前,突尼西亞本身並不是這一波大規模海上難民潮的主要來源國。這跟突尼西亞近年來政治狀態「相對」穩定,有一定程度的關係。

突尼西亞和利比亞一帶海域是地中海偷渡路徑最密集的地方。圖表來源:IOM

尊嚴革命後的民主成就

2010年底,一位年輕小販之死開啟了星火燎原,在一個月內竟演變成20年獨裁者班.阿里(Zine al-Abidine Ben Ali)被迫下台流亡的「尊嚴革命」(Thawrat el-Karāma),使得突尼西亞成為阿拉伯之春的濫觴。

革命後的突尼西亞,未如鄰國利比亞、埃及那般不幸地陷入全面混亂,反而順利組成了過渡政府。2011年10月,突尼西亞舉行了以「比例代表制」來分配席次的制憲會議選舉,結果由系出穆斯林兄弟會的伊斯蘭政黨復興黨(Ennahdha)獲得全國唯一破百萬票的支持,依比例拿下了4成議席。

然而,由於復興黨並未取得執政的絕對優勢,加上突尼西亞長期以來一直是MENA(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伊斯蘭世界裡數一數二世俗化的國家,在接下來的日子裡,世俗主義與伊斯蘭主義的政治力量仍不斷拉鋸對抗。2013年,兩位在野政治領袖先後遇刺身亡,加上極端主義在北非各國蠢蠢欲動,挑動了不同治國想像的緊張關係,政治僵局浮現,西方媒體形容突尼西亞也陷入了內戰爆發邊緣的緊張局面。

所幸,戰爭終究沒有發生。

民主模範生到底發生什麼狀況?

2014年初,復興黨在各方斡旋下同意通過新憲並改組政府;到了年底,以堅持世俗主義自由派為主體的新興政黨突尼斯呼聲黨(Nidaa Tounes)在國會選舉中小幅獲勝,緊接著,資深官僚出身的呼聲黨黨魁艾塞布西(Béji Caïd Essebsi)在兩輪投票後,當選了新任總統。

2015年2月,由呼聲黨、自由愛國同盟(I'UPL)、志向黨(Afek Tounes)、復興黨和幾位獨立政治人物共同組成的聯合政府正式上路。這一段政權「順利」轉換的過程,被當時因伊斯蘭國崛起而苦於「如何重新評價阿拉伯之春」的西方世界,高度標舉為伊斯蘭世界難得的普世民主成果。

不只是主流的西方輿論積極讚聲,連主張「另類全球化」的跨國社運平台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都罕見地連續2屆於突尼西亞首都突尼斯(Tunis)舉辦大會,藉此肯定該國在政權變動過程中難得的和平成就,並試圖建立本地非政府組織、運動團體與世界的更強連結。

2015年10月,在復興黨主政到呼聲黨上台這一段政權輪替的過程中,曾扮演積極協調角色的突尼西亞民間團體聯盟「全國四方對話」(Quartet du dialogue national),更榮獲諾貝爾和平獎,讓這個國家在「後.阿拉伯之春」時代的典範形象達到了高峰。

艾塞布西政府一直運作至今,乍看之下,突尼西亞應該在逐漸步上正軌;然而,今年10月這一起船難卻似乎透露出了不同的訊息。

根據國際移民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Migration, IOM)的統計,今年1至8月總計有1,357名突尼西亞無證移民跨越地中海、抵達義大利境內海岸,人數並不算多;但到了9月,在單單一個月之內,這個數字卻突然呈現超過1,400人的爆量增加。這是船難事件背後真實的最新趨勢變化,引起的關注甚至讓義大利總理簡提洛尼(Paolo Gentiloni)日前必須向特別公開交代,情況已經「回到掌控狀態」。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變化?MENA地區的民主模範生,到底怎麼了?

相對世俗化的伊斯蘭國家

我只是一位媒體工作者,並不是MENA的專家,但2015年3月有幸受邀與「浩然資助計畫」的夥伴一同遠赴突尼西亞,參加了第14屆世界社會論壇。那是我生平至今(大概也是短期的未來內)唯一一次踏上非洲大陸的土地,儘管只是短暫地造訪突尼斯,不敢誇言對突尼西亞有任何深入的理解;但因為我們造訪的時間點確實特殊,現在回想起來,在有限的見聞之中已觸碰到了不少認識這個國家困境的線索。

就在論壇開幕前一週,突尼斯知名的巴杜國立博物館(Musée national du Bardo)發生了震驚世界的槍擊事件,造成22個無辜的生命殞沒,以及數十人受傷。由於傷亡者大多是外國遊客,事件立即引起國際高度關注,同時也很快被判定為恐怖攻擊──兩名本國籍的槍手當場被擊斃。儘管遠在中東的伊斯蘭國(ISIL)隨即宣稱是他們協助訓練並策劃犯行,但突國政府在後續的調查與掃蕩行動中,將這次事件定調為西北非基地組織(AQIM)分支出來的奧克巴戰士旅(Okba Ibn Nafaa Brigade)所主導──隨著世界各國同聲譴責伊斯蘭極端主義,突尼斯一夕之間變得風聲鶴唳。

然而,世界社會論壇主辦單位不但決定活動如期舉辦,而且還臨時更改了開幕遊行的路線,配合博物館在事件後首度對外開放的悼念活動,將來自世界各地的社運人士導向現場,共同展現「撐」突尼西亞的決心。那天午後下著大雨,我在遊行隊伍中反覆見到一個陌生的人像出現在海報、汽球與各式各樣的標語上,而且愈接近巴杜博物館出現得愈頻繁。一問之下,才知道是2013年2月被暗殺的人權律師暨左翼政黨領袖貝萊德(Chokri Belaïd)。

2013年遇刺的貝萊德成為突尼西亞反對伊斯蘭極端主義的一個象徵。圖片來源:苦勞網/徐沛然攝。

由於當下對突尼西亞的政局完全不了解,我並沒有意識到,儘管已時隔2年,貝萊德與另一位在尊嚴革命後崛起的自由派政治人物巴拉米(Mohamed Brahmi)於同一年間先後遇刺,仍深刻影響著突尼西亞在世俗主義和伊斯蘭主義之間擺盪的政治餘波。

將時間稍稍倒轉回半年前,2014年10月舉行的國會選舉結果,其實大致已說明了這個國家的政局狀況,並非我們一直以來從西方媒體所接收到的那般,全然、堅定地擁抱世俗主義。

得票最高的呼聲黨(做為世俗派代表)與復興黨(做為傳統派代表)兩大黨其實旗鼓相當,只不過在2場政治暗殺後,隨著社會對伊斯蘭主義保守化、極端化的疑懼,使得呼聲黨略佔時勢上風,總得票接近4成,站上了全國第一大黨。以「溫和的伊斯蘭主義」為形象包裝的復興黨,雖然席次衰退,仍握有3成左右的基本盤。在兩大黨之外,為數眾多的小黨也成了有條件左右政局穩定與否的政治勢力。

這樣的格局,大致與一個月後舉行的總統大選結果相符。

呼聲黨的艾塞布西,在11月的第一輪投票中也拿到4成左右的票。在復興黨並未推出候選人的情況下,取得第二高票的是當時的總統馬佐基(Moncef Marzouki),但他所代表的保衛共和大會(Congrès pour la République)是只有4個國會席位的世俗派小黨──換句話說,在兩相權衡之下,復興黨支持者的選票絕大部分集中到了他手上。12月的第二輪投票,各黨派支持者進一步整合,艾塞布西才以55:45的比例順利勝出。

彷彿南北分裂的兩個國家

在突尼斯期間,讓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某次與一位年輕的本地學生隨口聊起政治。他忿忿不平地批評復興黨在主政期間種種道行逆施企圖將社會保守化的舉動,甚至提到在2014年大選後,該黨仍意圖破壞國家的改革進程。

當下我不明白他所指為何,後來才知道,艾塞布西勝選後,呼聲黨在2015年1月順勢以國會最大黨之姿提名埃西德(Habib Essid)為政府總理,但由呼聲黨與自由愛國同盟共同組成的內閣名單,卻在國會遭到其他被排除的政黨否決。經過一番政治協商,在1個月後又納入了志向黨、復興黨及其他獨立政治人物,新政府才終於以跨黨派的聯合內閣順利開始運作。

如果只以突尼斯的風向為準,局外人如你我,可能都會直覺地同意這是伊斯蘭保守勢力在阻撓公民社會契盼的民主改革。然而,我又注意到2014年國會選舉一項令人無法忽視的選票事實,如果以佔全國7成得票的兩大黨為準,以地圖來呈現,突尼西亞會變成仿如南北分裂的兩個國家:選勝的呼聲黨席捲了北部絕大部分的省份,但中南部卻清一色仍是復興黨佔優勢的地方。

這一張涇渭分明的地圖,逼使我重新思考理解突尼西亞社會狀態的角度。

2014年突尼西亞國會選舉結果,以省份來看,兩大黨得票佔上風的地區涇渭分明。紅色表示呼聲黨取勝,藍色表示團結黨取勝。圖表來源:Wikipedia

貧窮與發展不均才是問題

1956年,突尼斯王國(Royaume de Tunisie)從法國殖民者手中正式取得獨立,隔年廢除君主制成為今天的突尼西亞共和國(Il-Jomhūriya it-Tūnisiya),但一直到尊嚴革命爆發之前,整整半個世紀,這個國家只經歷了2位元首,分別是在位長達30年的開國總統布爾吉巴(Habib Bourguiba)與1987年以軟性政變上台的班.阿里。

簡單講,兩位都是壓制民主發展的獨裁者,只是如今歷史評價略有不同。

布爾吉巴被視為突尼西亞的現代化之父,在國內受到一定程度的尊崇,但他的政府其實就是一個威權體制,一手在政治上打壓異議,一手在經濟上毫無節制地接受西方資助,配合進行開放市場的結構調整。主政30年期間,他將突尼西亞打造成一個非常世俗化且親西方的伊斯蘭國家,經濟發展完全處於後殖民的低度發展與依賴狀態,最主要的產業是橄欖油與紡織品的輸出,以及仰仗地中海宜人氣候所發展出來的海岸觀光旅遊。

到了1980年代,在新自由主義興起的時空下取而代之的班.阿里,更是一位加強版的威權領袖。他除了更進一步在自由貿易的立場上退守,將本國市場完全開放給外國資本橫行,同時又大規模私有化國營企業,由其家族壟斷利益,大搞裙帶主義。

表面上來看,班.阿里的執政成績其實不錯。1990年代以後,突尼西亞能大致維持5%上下、高於世界平均的GDP成長率,人均GDP的穩定增長也優於前政府。由於投資環境大抵對外國資本友善,以加工、組裝為主的製造業終於有了比較多元的發展。觀光業這條重要的經濟命脈就更不用說了,由總統家族毫不遮掩的貪腐逸樂所帶動的奢華風氣,讓突尼西亞成了觀光業跨國資本熱門的投資地點之一,進一步打造這個國家從沿海的地中海風情到內陸的莽原沙漠,都成了歐洲人非常喜愛的渡假勝地。

這樣的發展成果,實際上非常脆弱並且充滿問題。

憤而自焚的青年,成了尊嚴革命導火線

殘酷的現實是突尼西亞經濟體質不佳,而且發展完全失衡。北部擁有較好的氣候與靠近地中海的區位,依賴著外國投資和觀光業支撐,勉強還能維持表面的榮景,但南部內陸已屬於撒哈拉沙漠,在礦業蕭條後就只剩下極度的貧窮。

即使在班.阿里大開國門、放任自由市場發展的路線下,失業率仍是經濟成長的表面數據下一個長期的難堪污點,幾十年來百分比從未低於2位數。青年與婦女,即使在這個號稱MENA最開放、最世俗化的伊斯蘭社會裡,仍然是極度弱勢的兩群人,失業問題更是加倍嚴重。

2000年以後,突尼西亞的經濟成長一度加速,失業率也有效控制下降。2008年金融海嘯發生時,突尼西亞一度因為表面虛假多元的產業結構,而被國際機構評估不會受到太大的衝擊。但實際上,當時的國家經濟因歐美人士突然大幅減少旅遊消費,明顯陷入困境。觀光業不振,失業率便隨之回升,原本就普遍低度就業的底層人民首當其衝,剝奪、困頓的感受尤深。

對班.阿里裙帶網絡與威權政府的不滿,在承平時期或許還可以忍受,但到了這個節骨眼,便再無保留的餘地。

尊嚴革命那一條關鍵的導火線:2010年12月在中部城市西迪布濟德(Sidi Bouzid)因不滿官方長期索賄與女性官員在取締時掌摑羞辱,憤而自焚的26歲小販布阿西西(Mohamed Bouazizi),說穿了其實就是突尼西亞多方面社會問題的縮影:區域發展不均、青年謀生困難、政府貪腐風氣乃至於伊斯蘭傳統與世俗的觀念磨擦,都各自為星火添上了不等的柴薪,最終導致了革命。

在我看來,突尼西亞核心的問題其實非常典型,仍然是絕大部分二戰後脫離殖民地位階的新興國家,在發展道路上面臨的普遍困境:多數人民持續陷在貧窮的循環之中。

新舊政治的界線模糊

貧窮問題永遠是複雜的,但即使每個國家的歷史經驗再如何分殊,拆解起來卻往往大同小異,只不過,它非常容易被其他問題掩蓋。以革命後的突尼西亞來說,掩蓋貧窮的顯然是宗教。西方長期以來對伊斯蘭世界採取世俗與傳統截然二分的觀點,讓人們對許多穆斯林國家的社會狀態也形成了過度簡化的標籤印象。

我認為突尼西亞高度渴望世俗民主,是西方社會一廂情願的建構。它並非全然虛假,但只是這個國家一部分的面貌而已。若仔細檢視看似分居宗教立場光譜兩端的復興黨與呼聲黨,不難發現這兩大黨其實都崛起於尊嚴革命後社會秩序重整的擾動狀態之中,在新與舊之間,其實各自踩在不同的灰色地帶上。

復興黨成立得早,起源於伊斯蘭世界文化復興運動風起雲湧的1980年代初,但在班.阿里政權時期一直受到鎮壓,直到革命後才成為合法政黨。它能很快在革命後初期取得政治權力,絕對不是靠竊取。當時的突尼西亞,特別是未充分受到西方現代化浸淫、穆斯林生活方式仍被重視而且經濟普遍凋敝的廣大鄉村地區,的確期待有一個具改革氣息的現代伊斯蘭政黨,帶領他們走出困局。從革命後初期的媒體操作來看,復興黨也極力保持溫和、開放的形象,很明確表態它們並不想走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路線,而是希望做為修正世俗主義的力量。

相較之下,2012年才成立的呼聲黨,誕生在復興黨崛起後,是一個看似全新的政黨,但主要成員多半仍是前朝已在檯面上的世俗派政治人物,而且意識形態並不整齊。該黨最堅實的民意基礎,建立在城市中產在革命後對伊斯蘭復興風潮逐漸升高的疑慮之上。已逾九旬高齡的總統艾塞布西,其實是布爾吉巴時期的內閣官僚出身,如此資深的他之所以出線成為各方都能接受的政治代表,一定程度也是靠著社會中堅對國家現代化初體驗時期不易抹滅的往日情懷。

如果復興黨並不是那麼舊,而呼聲黨也並不是那麼新,那麼讓全國四方對話最終得到了和平獎、所謂「拯救突尼西亞於崩潰邊緣」的政權轉移過程,似乎也就並不見得是那麼純粹的包容與大團結,反而比較接近是各家共下一局大盤棋的政治運作。

當然,即使把民主神話的面紗摘掉,剩下來的寫實賽局還是一點也都不容易。不論是哪一方真正使上了力,在2014年能成功讓站在多數黨位置上的復興黨同意通過新憲、重新選舉,而且還願意不在總統大選中推出候選人,形同主動放棄政治的主導權柄,都需要非常高明的協調手段。

復興黨不無爭議,但其群眾基礎與政治實力也是不容否認的存在。這也說明為什麼艾塞布西勝選後,呼聲黨第一個版本的內閣名單會輕易在國會被否決。革命後突尼西亞真實的政治格局是多黨平衡,即使看似這麼符合這個國家世俗化形象的呼聲黨,到頭來仍必須組成折衷的聯合政府,納入各方勢力,才能順利執政。

只不過,對許多年輕人來說,這樣的結果也留下了革命是否只讓舊政治「變裝續命」的懸念。

發展動能枯竭的惡性循環

2015年3月的世界社會論壇,除了遇上恐怖攻擊的餘波,另一件特別的風波是大會志工的集體罷工行動

為了應付這場預期有上萬人與會的大型活動,突尼西亞在地的主辦團體事先廣從全國各地召募青年志工,但會議開始後卻對事前協商好的津貼數額出爾反爾,對許多遠道而來服務的人也沒有提供基本的生活照顧,因而造成了不滿,最後演變成上百位志工在活動現場一整個下午的罷工遊行。

爭議最終在主辦方做出承諾並如實給付津貼後圓滿落幕了。但那個下午在遊行現場與參與罷工的志工交談,再對照在突尼斯街頭隨處可見無所事事、只能四處找觀光客搭訕討些好處的年輕人,我清楚地感受到這個國家長期超過3成的青年失業率,落在現實之中究竟是怎麼樣的窘境。

革命星火最初是因青年的怒火而起,年輕世代自然對改朝換代後的生存機遇改善期待很高,但現實卻是停滯不前的經濟持續讓他們感到挫折。即便在首都突尼斯,只能找到按鐘點計薪等非正式工作的大學畢業生比比皆是,若在其他城市,甚至中南部的村鎮,年輕世代的生存之難就更不在話下。

「我覺得艾塞布西是好人,但他太老了,沒辦法體會,更不可能改變我們年輕人的處境。」一位參與罷工的學生志工這麼告訴我。當時在抗議現場,憤怒的年輕人對著還在工作的其他夥伴大喊:「脫下志工背心,他們只是在利用你們!」對他們來說,世俗或傳統,只不過是被掌握資源者創造出來的政治符碼;真正的挑戰始終是生存,是政府如何能讓人們都過上有尊嚴的基本生活。

2015年世界社會論壇發生青年志工集體罷工的風波,是突尼西亞社會問題的標準縮影。圖片來源:苦勞網/陳逸婷攝。

然而,艾塞布西政府恐怕已證明他們無法滿足人民。這之中同時有客觀與主觀的因素,2015年我在諾貝爾和平獎公布時曾寫下〈債務、失業、恐怖攻擊──和平獎無法粉飾突尼西亞的問題〉一文,提出初步的闡述。如今兩年又過去,狀況大致上沒什麼改變。

根本的問題,還是經濟持續在低谷徘徊。

尊嚴革命發生以來,突尼西亞的GDP成長率一直未曾回到班.阿里時期的水平。革命後的初期震盪不難理解,但原本預期可以逐漸走向平緩的經濟,在2015年3月巴杜博物館與6月海灘渡假勝地蘇塞(Sousse)接連發生恐怖攻擊事件之後,觀光業便一蹶不振、外資也大量撤離,至今還沒有走出陰霾。

艾塞布西政府顯然也沒有對策,延續前朝路線,繼續接受來自大型國際組織如國際貨幣基金(IMF)的金援與政策建議。然而,即便連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國別調查報告都已誠實地指出協助該國改革的努力並不到位,主要原因在於這些措施不切合在地的政治與社會現實,而且對突尼西亞面臨的挑戰缺乏全盤的思考。

配合國際組織進行的政策措施無法有效吸引投資回流,今年八月中突尼西亞的外匯儲備一度低到只剩90日進口量的國際警戒線,加上持續的貨幣貶值與通貨膨脹,逐漸形成突尼西亞政府避無可避的財政危機。

留不住錢,留不住人

目前約有1,150萬人口的突尼西亞,跟許多北非前殖民地國家一樣有為數可觀的海外僑居社群。一份義大利佛羅倫斯歐洲大學機構(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旗下移民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報告指出:2014年底突尼西亞約有54萬國民僑居海外,其中有8成左右在歐洲,以前殖民母國法國為最多;同一份報告也引用了突尼西亞海外僑居署(Office for Tunisians Abroad, OTE)的數據,指出若擴大計算在海外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海外僑民人數可能達到120萬人。

這些人的社經背景差異很大。住在法國的人平均年齡明顯較高,估計有較多中上階層的跨境公民,其中一定程度包括了在班.阿里時期既得利益的權貴份子。這些壟斷國內經濟利益的家族在革命後有擴大往海外移居的趨勢,有些分析認為他們帶走的錢不回來了,也是近年來突尼西亞投資持續流失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移居其他OECD國家的人,平均年齡則大多落在25至44歲這個青壯世代的區間,共同特徵是受過高等教育的比例較高,應該主要是出國討生活的中產階級。

不管是哪一種人,都造成突尼西亞當前經濟動能枯竭的惡性循環。因為待在本國沒有好的前景,稍有能力者無不希望能去異鄉生活;留不住這些人與錢,本國就更加欠缺穩健推動發展的基礎,反過來又可能更惡化了國內的生存環境。久而久之,最缺乏「用腳投票」能力的底層貧民,一旦碰上了再無出路的危機,循更險的路徑嘗試出逃的人開始多起來,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貧民出逃是多方擠壓的悲劇

今年中以來地中海上突然爆增的突尼西亞偷渡客,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一點一點被多重的社經困境給推擠出來的。

根據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Atlantic Council)網站一篇即時的觀察報告,從10月到11月初這短短一個多月之間,冒險下海偷渡失敗遭到拘留的突尼西亞人有4,709人,已經比2015年和2016年的人數加總起來還要多,而今年突尼西亞和義大利兩國所扣留的突尼西亞籍海上偷渡客,累積已超過8,700人。

今年8月後突尼西亞無證移民在海上偷渡被攔截的人數大幅攀升。圖表來源:Atlantic Council

早先《衛報》(The Guardian)一篇報導曾推論,這一波從突尼西亞出發的偷渡潮與利比亞在7、8月之間加強掃蕩沿海偷渡有關,這些偷渡客或許並非突尼西亞人,而是來自其他非洲國家。不過,大西洋理事會的報告確認了這樣的推論不符事實,近來被官方扣留的偷渡者的確是以突尼西亞本國人為主。

什麼問題導致了海上偷渡風潮突然興起?該報告給出的答案,仍然跟突尼西亞中南部與內陸地區在經濟與政治上長期被邊緣化,以及自革命以來一直加劇的蕭條有關。

文中指出,突尼西亞南部有大量的人口長期依靠非正式經濟過活,特別是與利比亞之間的小型跨境貨貿,特別是非法的天然氣走私。然而,今年夏天利比亞開始大力取締西部地區的非法走私活動,造成境內很大的騷動,突尼西亞則是自2015年恐攻以來就一直在加強邊境管制,這些都使得突尼西亞東南部地區的常民經濟受到重創,至少數千名油氣走私客和非正式小販被迫失業。

在此同時,突尼西亞警方近來又以「反貪戰爭」(War on Corruption)的改革之名,大力掃蕩非正式金融放貸部門,北非地區許多檯面下的跨國非正式貿易都因此受到影響。

該報告的兩位作者(Matt Herbert、Max Gallien)認為,突尼西亞政府在打壓非正式經濟的同時,並未同時提供正式部門的工作機會。政府仍然持續推動國際貨幣基金要求的撙節改革計畫,大幅刪減公共支出,而私人投資仍持續不振,即便有新推出的重點投資項目,也依然偏厚沿海與北部。這些差別待遇對在邊緣地區苦苦求生的人民來說,雖然都不是新鮮事,但到了今年,人民已經明顯失去了耐性。

從年初起,中部許多地方陸續發生抗爭;南部泰塔溫省(Tataouine)日前更因為抗議石油輸送廠剝奪了工作機會,爆發激烈的圍堵抗爭與流血衝突,但政府對改善經濟狀況的承諾,卻始終都像不可能兌現的空頭支票。沒有其他選擇的底層人民,集全家之力攢出一筆錢,送家庭成員冒險偷渡前往歐洲,因此就成了極為合理的孤注一擲。

政黨無能,公民團體能重新許諾人民嗎?

回過頭來,經濟上的困境依然如此,但政治上又有什麼改變呢?

黎巴嫩裔美國政治學者伊畢許(Hussein Ibish)最近在造訪突尼斯後寫下的一篇觀察中提到,參與在國會政治裡的各黨各派,多半都對突尼西亞接下來的發展抱持審慎樂觀的信心。這倒也不是完全沒有來由,不少趨勢分析──例如《金融時報》(The Financial Times)近期的評論──都認為突尼西亞的經濟復甦腳步雖慢,但接下來的確有機會觸底反彈。

一方面,隨著人們對恐攻的記憶退散,觀光業預期在明年可以真正開始止跌回升;另一方面,突尼西亞政府積極設法找回流失的人與錢,今年9月中甚至通過「行政和解法案」(Administrative Reconciliation Act),意圖以社會和解之名,讓班.阿里時期的貪腐官僚與裙帶資本家有罪不罰──儘管此舉不但與政府高喊「反貪」的口號矛盾,也引起民間社會激烈的反彈。

然而,無論經濟能不能反彈,突尼西亞的政治還有許多老問題待解決。

呼聲黨與復興黨的聯合政府,走到了第3年,已經明顯有些踉蹌。2016年8月,埃西德在輸掉了一次國會信任投票後被迫下台,接棒上台的新任總理查希德(Youssef Chahed)年僅40出頭,但施政卻顯得老舊。他完全配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施行極不受歡迎的撙節政策,既加稅又大量遣散政府雇員,也非常不得復興黨的緣。同樣地,總統艾塞布西最近則高調地對復興黨表示失望,質疑該黨並沒有從宗教性政治團體轉型為真正世俗政黨的決心。

儘管處處顯得同床異夢,但本地觀察家多半認為,在2019年下次大選來臨之前,這個勉強促成的政治聯姻還是能維持下去。只不過,革命後輪番各執政了3年的兩大黨,讓民間社會看破手腳的吐槽點愈來愈多,未來政局的不確定性也愈多。

若走到分手這一天,突尼西亞的政治將形同退回2014年初通過新憲後的原點。戰爭大概更不可能發生了,但國家極可能繼續被世俗與傳統的路線口水淹沒,真正對普羅人民有意義的變革,恐怕會繼續遙遙無期。

此此時刻,當年參與了政治協商的全國四方對話,對突尼西亞的未來又有什麼新的看法呢?除了繼續跟政客周旋,能不能重新對草根人民提出更積極的許諾呢?一座和平獎,代表的終究是西方看待突尼西亞的眼光,但突尼西亞社會眼前最需要的,或許正是拋棄這些外在的溢美與寄望,直視人民生存的問題,從內部找到真正的和解之道。

(本文作者林佳禾任職於媒體,2015年曾以苦勞網記者的身份,在浩然基金會的資助下,前往突尼西亞參加當年的「世界社會論壇」,並深入採訪。)

諾貝爾和平獎國際論壇:突尼西亞全國四方對話
Nobel Peace Prize International Forum: Tunisian National Dialogue Quartet

高雄場/沒有社會正義的民主,可能嗎?
時間:2017年12月19日(週二), 14:00-16:30
地點:中山大學社科院一樓小劇場
活動網址

台南場/突尼西亞青年:希望與挑戰
時間:2017年12月20日(週三),18:30-21:30(18:00開放入場)
地點:成功大學 成杏校區成杏廳
活動網址

台北場/和平的力量  尊嚴的追尋
時間:2017年12月23日(週六),14:00-17:00
地點:台北創新中心(CIT)大廳(台北市玉門街一號,捷運圓山站1號出口)
活動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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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2011年初阿拉伯世界爆發抗爭風潮以來,北非與中東地區成為全球動盪之源,加上伊斯蘭國(IS)的崛起和恐怖行動無邊無際的擴衍,「阿拉伯」和「伊斯蘭」成為令人不安的名詞。2015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給「突尼西亞全國四方對話」,既是對阿拉伯世界公民力量的肯定,也是對區域和平的期許。2017年12月下旬,浩然基金會和成功大學台文系將聯合邀請曾任「突尼西亞人權聯盟」(「全國四方對話」的四大團體之一)副主席、並為「突尼西亞經濟與社會論壇」現任主席的Messaoud Romdhani以及摩洛哥最活躍組織「另類南方論壇」(FMAS)執行長Hamouda Soubhi來台,希望能夠促進台灣社會對阿拉伯世界和伊斯蘭議題的認識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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