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在19年前，也就是國際難民公約生效50年之際，為彰顯非洲長期以來對於難民的寬容，包含在二戰期間收留許多的歐洲難民，將原本6月20日的「非洲難民日」定為一年一度的「國際難民日」。
不過，在世界各地以各種方式紀念這一天時，台灣從官方到民間，卻是一片靜悄悄。事實上，多數台灣人普遍要到了敘利亞內戰爆發、難民潮湧入歐洲，才意識到難民的存在。
英國學者齊格蒙．包曼（Zygmunt Bauman）在《廢棄社會：過剩消費、無用人口，我們都將淪為現代化的報廢物》一書中指出：因為全球化的氣候變遷、政治動盪等因素，本來住在「全球邊疆地帶」，總被生活無慮國家人民視而不見的「廢棄人」們，為了找到活下去的可能，被迫開始遷徙、逃亡。這群在他口中「除了『赤裸的生命』之外一無所有」的人們，儼然成為歷史正義未能伸張、各國政府效能不彰下的代罪羔羊與眾矢之的。
健忘的台灣人早已忘記，多數漢人都是在過去200年間，相繼因為戰亂而逃亡到福爾摩沙的「難民」。大家也早已遺忘，在冷戰期間，台灣也曾伸出援手幫助了湧入澎湖、高雄的越南船民。在世局詭譎多變的今天，關心難民，關心更多被迫遷徙、流離失所之人的權益，不只是人道，更是每位台灣人的責任。
2019年5月底，一位長年在中東、歐洲現地進行人道救援的台灣女子袁志君登高一呼，一個由不同背景人士所組成的「全球移動 － 生態觀的在地行動」團隊就此形成。我們為呼應2019年的「國際難民日」，在經過長時間籌畫後，邀請了兩位外國朋友，在台北、台東、高雄三個城市進行了包含畫展、論壇、擬真體驗等的「難民倡議活動」。讓人驚豔與慶幸的是，台灣在這些活動的刺激之下，由學校、社區、民眾散發出的熱情與無限創意，證明了我們的確是地球村的一員。
用「藝術」來改變世界
這次倡議活動邀請來的夥伴之一Siana，是位年輕的法國藝術家。在2016年難民危機之際，還在義大利學習與工作的她，立即買了張機票飛到了希臘小島Lesvos。這裡是距離土耳其僅僅10公里、難民們前仆後繼上岸的熱點。然而在歐盟為「解決」難民問題，付了鉅額費用給土耳其政府，要求加強海防、將難民困在土耳其境內之後，Lesvos的海岸慢慢安靜下來。
一開始，Siana單純加入照顧上岸、身心受迫難民的團隊，在難民人潮銳減後，她鼓起勇氣與朋友駕著車，來到了被歐洲媒體描寫得如地獄般充滿暴戾之氣的難民營。原來，島上最大的難民營Moria Camp一直以來僅是個難民上岸後的中繼站，簡陋的設施、最多僅能容納1,000多人的空間，卻在歐盟、希臘政府的「眼不見為淨」政策下，有將近8,000位男女老少擠進來。他們每天被迫花費6小時排隊，才能領到近乎餿掉的餐點，在缺乏基礎設施的環境中辛苦生存。
Siana才發現，以前所看見的許多敘述，都是政客與媒體共同編織的不實謊言。無力感包圍了她。她在偶然間拿起畫筆，拾起海岸上船隻的碎片當作畫布，沒想到這竟成為她與許多位難民的救贖。遭遇國家變故、世界強權政府漠視的難民們在Siana筆下看見了自己憔悴的面容，卻也得到一絲被世界記住的希望。目前，Siana正帶著難民肖像畫到世界各地展覽，期盼喚起世界各地人們對難民的「真實看見」。
這些具有生命力的木板畫作，來台後也激發了台灣學子的創作潛能。高雄的前鎮高中、鼓山高中與壽山國中的學生們，在「島嶼的集體記憶」團隊的教師們引導下，用水墨畫、油畫與文字，展現出年輕生命面對這龐大議題時的深刻反思與感受。或許，這些作品也將成為下個激起他人關注難民議題的關鍵。
訴諸哲學，思索和平的可能
另一位受邀來台的夥伴Salim出身阿富汗，小時候因蘇聯入侵，一家人被迫輾轉遷徙至伊朗、德國，最終來到加拿大。這位難民哲學家成長路上遭受諸多社會歧視、被貼上無數標籤，也將難民議題視作他積極想討論、探尋、思考的人生目標。
目前仍在進修的他，幾年前同樣飛到了Lesvos，一方面擔任阿富汗籍難民的法庭翻譯，另一方面也開始以哲學角度看待這似乎不可能解決的全球危機。「難民危機是誰的危機？」是他第一個提出的問題。在來台與國人進行多場對話時，他以母國阿富汗的例子做了說明。
阿富汗過去在歐洲人開啟殖民統治前，一直以來都是各方部族與文化彼此協調、和平共存的土地。可是近代俄羅斯帝國與大英帝國硬是將阿富汗從地圖上「創造」出來，以作為兩強軍事擴張的「緩衝區」。於是本來居住在這區域內的4個部族，被迫以違反歷史發展的西方概念選出領袖。這強加的政治變化，就成為阿富汗長年動盪不安的主因。
Salim更明確指出，當今歐洲人享受著祖先透過工業革命、殖民掠奪而發展的富足生活，卻持續以資本主義、圍堵策略來鞏固既有利益。歐洲、北美民眾引以為傲的「歐洲中心主義」包含著進步與人道主義捍衛者的概念，卻早已在持續不斷出現的難民與他們遭受到的悲慘對待下，成為真正會崩解的危機。
Salim還嘗試拆解希臘古典時代的「經濟」（Economics）與「生態」（Ecology）。本意為「家園、社區、庇護地」的「Eco」字根衍生出經濟、生態兩字，分別說明了「家園的管理」與「家園中的相互關係」。換句話說，「經濟」與「生態」兩詞應該是一體兩面、相輔相成的。可是，今日的「經濟」與「生態」卻總以對立面出現，每個人似乎心中早已相信，這兩者是絕對不可能共存的。這不也證明，為何現今台灣與世界各國，持續出現因貪婪而造成的環境與生態危機嗎？
這些想法啟發了包含台東均一中學、無界塾與台北西松高中、三重高中和龍山國中的師生們。他們從拜訪立委討論「難民法」推動的可能，到以短講的方式，將台灣歷史到個人在旅行與移動下的感觸化作言語，提供台東、台北聽眾更寬廣、更與自身相關、更在地的刺激與反思。
望向世界後，重新看見台灣的挑戰
《民主國家如何死亡：歷史所揭示的我們的未來》一書中，直接點明：由於民主政治的缺陷、一般公民參與的低落，極易讓短視的政治人物，做出許多治標不治本甚至負面的政策。檢視多年來遠至聯合國、歐盟，近至台灣與各地政府看待災難的方式與危機處理來看，這個觀點似乎不假。
在台東的論壇中，我們邀請了前一晚在晃晃二手書店分享《用手說的故事：小林村大武壠族部落工藝人文誌》的返鄉青年徐大駿一起與會。當他觀賞完Siana的畫作並聽了Salim的分享後，感性的他憶起了逝去的家人，分享了過去10年間他艱辛的返鄉重建部落之路。
在經歷家庭變故、聽到故鄉呼喚後而決定返鄉，讓他被貼上了「生態難民」的標籤。本來他以為台灣政府與各級縣市政府在如此的慘痛代價後，會改以更長遠的國土經營、生態維護作為最重要的考量，但他錯了。誘人的利益關係仍蒙蔽了眾人的雙眼。今日台灣從八八風災的復原工作，到台東知本溼地、苗栗石虎濕地等開發案都可看見，將經濟作為主要目標，仍是社會上多數民眾的主流意願。「多元文化」、「生態環境」持續被當成陪葬品，大自然反撲也成為早晚都會發生的挑戰。
徐大駿的分享讓我震撼不已，我反思，當我的學生們已熟知遠在歐洲的難民挑戰，卻對發生在自己生長土地上的故事感到陌生、無感時，這件事當中似乎大有問題。
「難民危機」是全世界人們都需要一起關注、捲起袖子參與的挑戰。在此同時，我更期待自己與台灣的教育工作者，能在看見世界之餘，一同肩負起台灣社會的責任，勇敢地帶著我們下一代的年輕人們一同虛心蹲下，用心地看見台灣地方積累已久的社會問題，並真正地展開具體行動，為體現積極公民的價值而努力。
分享圖文請註明出處，未經本站同意不得轉載
瀏覽次數：35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