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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測公佈之後,在多個「滿級分」「創紀錄」中的報導中,夾帶了南部一所高中因為學測成績表現不佳,校方出來發表聲明的新聞,瞬間引起大家的討論。然而可以發現,從新聞到各個評論,多半仍聚焦在單純的「經濟」與「教育」問題,忽略了「社會」與「心理」因素在這個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

偏鄉的問題到底是什麼?又該如何解決呢?本文將針對偏鄉學生、教師、社會大眾等三個觀點進行分析,並在最後提出可能的解方。

一般大眾的錯誤觀念

在台灣地方政治版圖要轉變成五都(六都)時,社會學者紛紛對偏鄉的再度「偏鄉化」提出警訊。果不其然,在超大城市範圍確立後,一般院轄市的人口流出,連帶著醫療、社會福利甚至教育資源都連年惡化。

「偏鄉資源不是很多嗎?」你或許會問。答案是或不是,端看你指的是「看得到」的「硬體」資源,或是「看不見」的「軟體」資源。

以公立的偏鄉小校來說,的確每3到5年就有機會針對電腦、投影機等硬體設備做汰換,相較起市區學校感覺是不算太差。可是政府以「效益」衡量、無法編列足夠的師資,往往僅提供一堂課區區200、300元,連貼補車資都不夠。即便偶爾能幸運請到熱血付出的教師,但在經費青黃不接下,保持穩定的師資根本是難如登天,學生的學習中斷更是常有的事。以一位正式教師約4萬元的薪水來算,政府3年需要支出162萬元,但電腦設備不出幾十萬就能打發,僅對實體物件很「有感」的台灣民眾,自然地就會開始產生錯覺。

除了師資外,地理位置也是挑戰。以辯論比賽來說,泰半的高中職比賽都在北部,筆者服務的學校在台東,光是每人的火車票來回就超過1,500元,更別提住宿費等其他開銷。政府對這類的活動絲毫沒有補助,也從未思考要平衡城鄉發展,長久下來,偏鄉孩子少了許多教學相長的機會,這些不公不義累積起來,就帶來了深遠、結構性的影響。

對偏鄉學生的過低期待

從這次的分數事件,我們可以發現「成見威脅」(Stereotype Threat)問題的嚴重。在兩位MIT學者艾絲特.杜芙若(Esther Duflo) 、阿比吉特.班納吉(Abhijit Banerjee)所著的《窮人經濟學》一書中,曾針對非裔美國學生做實驗,他們發現,如果考試卷上一開始要學生註明自己的種族時,學生的平均分數會明顯降低。他們於印度再進行了另一個實驗,發現如果低種姓制度的學生,得知考卷不需要寫自己的「姓」時,也代表著沒人會知道他們的出身,學生的平均分數竟然就能提高。

相對之下,台灣學生從小到大的考試制度、名校迷失,當然還有媒體對於「滿級分」學生奉為天神的作法,不就像是不斷提醒著成績相對較差的「偏鄉孩子」:你們其實沒那麼好!

更有甚者,許多帶著菁英思維來到偏鄉的教育或社福組織,以「拯救」作為行為本身的訴求,以自身價值觀強諸在偏鄉孩子身上,常常變相地讓偏鄉被貼上「悲情、落後」標籤的程度,往往讓這裡的孩子出現更嚴重的妄自菲薄、不相信自己的情況發生。

對偏鄉老師的過度期待

我們不得不承認,相較起大都市裡,偏鄉的隔代教養、失能的家庭比例還是較高。在《絕望者之歌》(Hillbilly Elegy)一書中,來自美國鐵鏽地帶(Rust Belt)的作者已經詳細描述,一旦經濟或社會弱勢的孩子在成長過程中缺乏「重要他人」心理支持,輟學、走偏差的機會將是非常大的。台灣的偏鄉「教師」就被賦予成為這個「重要他人」的角色。

然而,一旦這樣思考,我們將會陷入了MIT學者提出的「3I陷阱」(3I Problem):意識形態(ideology)、忽視(ignorance)、慣性(inertia)。在大眾普遍的意識形態下,偏鄉教師也許需要身代多位孩子親職,也就是說,大家「期待」看到偏鄉教師為了孩子鞠躬盡瘁,可是此舉不正忽視了他們實際的生活狀況:需要擁有家庭生活、私人時間或空間嗎?

反應永遠慢半拍的政府,出於慣性,仍為偏鄉訂下了與城市一致的規定。總的來說,一般人總是忘記,一位偏鄉教師其實也是一位「普通人」,要他們長年忘我、無私、無謂地付出做功德,是既不公平又不切實際的。

在讓偏鄉教師焦頭爛額的工作量下,教學品質將難以提升;當大環境與制度沒有改變時,我們期待偏鄉學生的學習表現能大幅改善,無非是緣木求魚。換句話說,當政府提出想要讓偏鄉孩子「會考成績減C」、「學測成績超過40級分」的目標,那充其量不過只是個「治標」不「治本」的政治口號。

今日在民間單位的投入下,年輕、熱血的教師投入偏鄉的人數有上升趨勢,可是我們千萬別忘了,這些即將成為偏鄉孩子的「重要他人」們,會不會有一天也要走入家庭?即便他們最終留了下來,在台灣貧富差距、資源分配皆急速惡化的的狀況下,我們可以試著猜測,他們會希望自己的孩子像自己一樣,留在偏鄉唸書、發展嗎?

給偏鄉教師的衷心建議

曾在「為美國而教」(TFA,Teach For America)服務的台裔律師郭怡慧,在《陪你讀下去》一書中,深刻地描繪了她陪伴一名密西西比三角洲非裔孩子成長、改變的故事。這些經濟、政治、學習弱勢的孩子,跟部分的台灣偏鄉孩子極為類似;身為偏鄉教師的我們,適度、持續、發自內心的關懷,正是改變他們一生的機會,所以無論如何,即便我們明知自己已步入「3I陷阱」,秉持著「在其位、謀其事」的精神,我們仍得好好地振作為眼前的孩子撐下去。

世界的趨勢已經在改變,科技發展、人力被取代所帶來的青貧族風潮,已讓包含偏鄉與城市青年通通落入這個困境中。美國知名講師黛安.穆卡伊(Diane Mulcahy)提出的「零工經濟」(The Gig Economy),很可能成為新一代年輕人必須面對的課題。在往那樣的未來前進時,學生的分數、學歷之重要性已同步下降,取而代之的已是難以衡量的「解決問題的能力」、「團隊合作能力」。跳開既有學科框架、不斷學習新知、發揮創新創意、為學生們找尋出路,成為教師們的「全新使命」。

中研院社會研究所學者們在《未竟的奇蹟》一書中提及的「台灣中小企業──隱形冠軍」、具有民族特色的表演活動等,這些趨勢都能讓「偏鄉孩子」翻轉並擁有「主場優勢」,與其等待社會大眾觀念的調整、政府部門的協助,身為偏鄉教師的我們,倒不如自行更入世地去廣泛接觸、學習新知,並試著大膽地將這些觀念轉化為課程帶給孩子。舉例來說,這學期我們學校就將和台東的社會企業合作,實際讓學生面對台東糖廠的閒置廠區,以「地方創生」的概念作提案,難保這些年輕人未來不會成為創業家呢?

複雜的偏鄉問題,實非一時半刻可能解決,期待每一位希望台灣教育可以改變的夥伴,能夠以更寬廣、更多元、更有創意的方式來重新看待「偏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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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商務、國際企業雙碩士,曾於德國、印度、澳洲留學,在近六十國留下足跡。兩年多前踏入第一線教育場域,著迷於國際教育、華德福教育、學思達教育法等先進的風采,以非典型思維,還有一顆百分百熱愛生命的心,陪伴著台灣下一代的希望。

目前為台東均一實驗高級中學社會科教師,著有《追隨澤木耕太郎的足跡:屬於我的歐亞特急》、《魔幻中南美》,另開《換日線》專欄:Nuevaidee.新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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