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天下資料,邱劍英攝。

[作者說明]我一向希望任何公共性的事務都可多方討論與提醒,而不是以一言堂的態度,對不同的看法逕行扭曲或抨擊。

我之前只po臉書文,而沒有寫在自己的專欄,只是因為懶散與隨興所至。沒想到,被編輯抓包,專欄空稿太久,卻在自己臉書寫東西。抱歉之餘,只好同意原文照登空蕩已久的專欄。但因應潑文後的一些反應,我在專欄文中多加上了兩句話,以免有人似乎看不懂我的脈絡而誤解。但我也明白,這對不想看懂的人可能沒用。

我說會議論文一般都比較粗糙,不等於認為會議論文可以刻意抄襲,這是兩回事,但在會議論文的脈絡下,有時兩者很難區分。至於強調會議論文也不得抄襲,我一方面同意,但也想提醒,同意此點並不等於暗示被指控的文章就是抄襲,然後據此往下推論。在學術研究的歷程中,我學到最重要的事,就是對於因果關係乃至等號的推論,必須戒慎恐懼。

繼續畫蛇添足:本文在意的並非任何特定個人,也非其他爭議,而是在此學術倫理爭議中我看到的一些沒被討論過的問題面向,本文的目的僅是嘗試理解那些面向。

這幾年我見識過與聽聞過幾次「學術爭議」事件,有聘任案的、升等案的、論文發表的,一般我都不太理會。因為學界和社會一樣,甚麼人都有,我相信只要有規範在,最終會有專業評判,我不想捕風捉影,也不想以關係導向為判斷。至於對專業「濫控」和法律「濫訴」一樣造成的傷害,我雖然感到遺憾,卻也覺得人微言輕,不以為然卻也無能為力。

但是,仍有幾件爭議曾引起我關注,因為那幾件的被指控對象,正好都是在學界素有聲望且人品向來以正直為名的學者;而爆料或控訴的,也正好都是在學界中風評素來表現不佳或政治立場鮮明者。有些是茶壺裡的風暴,有些只有少數學界之人得知。我曾關注的那幾件爭議,最終都不了了之,因為都沒有證據。雖然指控的人並無法透過抹黑他人而將自己漂白,但被指控者也被騷擾得夠煩了,卻只能徒呼奈何。

這次的管中閔被指控抄襲事件,獲得如此大的公眾關注,我自然也很關心。但這件爭議的各方人士都離我太過遙遠,我和大眾一樣只能遠遠當個觀眾。在資訊有限的情況下,這一次,我實在對各方(指控的、自清立場的、被指控的)的叫囂或回應,都有不滿意或不滿足的感受。實在很想藉此機會對其中的不同面向分析一下,就當我在課堂中會對學生說的話一樣,來個社會宣導。

個人紀錄的意義

我並不認識管中閔這位學界前輩,對他的認識不見得多於一般大眾,也無個人好惡。但我知道要成為院士,可不是一般的困難。光是想想連要獲得一個學術界的普通獎項,都並非易事,何況獲選院士。當然,我不會天真地認為院士就一定是完人,或厲害的學者都能成為院士。我要強調的重點是,成為院士是建立在大半輩子的優秀學術表現、良好且正直的學術紀錄之上才可能有的成就。即使不是院士,許多優秀且正直的學者,之所以會在學界中具有良好風評,也是建立在大半輩子的良好紀錄之上才可能有的名聲。這些個人紀錄與名聲,都不可能、也不該隨意受風聲耳語的輕易否認。社會人士在看學界爭議時,不要忘了學界內部是有外人不見得知道的風評紀錄,就像每個專業領域都有內部風評一樣。因此,也許還是尊重一下專業內部的紀錄較好。

在法律上,我們都不斷要求「無罪推定」的前提,對素來有良好紀錄的學者,也應如此。至於管中閔究竟有無違規,有人檢舉,那就查證就是了,也應該查證。但未查證之前就蓄意指控,是對社會與學術規範的不信任與破壞。我以為,輕易否定他人的良好紀錄、未審先判或不斷對外放話者,其心必然不正。如此,便是在創造自己的不良紀錄。

會議論文為何不適用正式發表的標準?

台大和中研院人社中心都表示,被指控的會議論文並非正式論文,所以不立案討論。一方面,我大概能理解兩個學術機構的意思,也能同意有其道理;但另一方面,我覺得如此回應並不清楚學界內部標準的社會各界,並非好方法。不明白的社會人可能會覺得這是避重就輕,實際上明白但裝不明白的有心人則有空間繼續打烏賊戰術。結果可能是,不想被拖下水的學界機構,卻仍無法從混仗中脫身。

但是,我也能想像事情的難度,的確,話要怎麼說才不會愈描愈黑、又不囉唆呢?真的很難。要是我是負責回應的人,根據現有的資料,我可能也會覺得指控的層次實在太低,最後也就不想回應了。但我既然不是負責檢視的人,沒有包袱,我就在這裡嘗試理解一下這個層次低的問題。

首先,會議論文要是被當作正式出版的論文一樣來檢視的話,全台灣甚至全世界的學者與學生,大概都難免被強冠上「抄襲」之嫌了。為何這麼說?有經驗的人都知道,大部分的會議論文都是趕出來的,在截止日期之前匆促完成或未完成的稿件。通常是先寫下一些基本資料和論點,以後有空時再仔細處理。在這個過程中,極可能發生引用資料不完整、或根據學術知識與記憶寫下的內容而尚未有時間尋找引用文獻、或引用文獻有誤、中文外文夾雜來不及翻譯、甚至錯字未校對,這些都很常見。一般大家也都心知肚明這樣的品質只能內部討論使用,不宜流通,所以通常都會在草稿上加註「此為草稿,未獲作者同意請勿流通」之類的句子。即使會議主辦方為了討論方便,有時會提供與會者或報名的聽眾會議論文集,學界一般的態度也是內部討論,並非流通之用。

偶爾我也發現,有些會議論文引用資料不完全或甚至沒有引用書目,不一定全是因為時間匆忙所致。有些發表人似乎不願在自己尚未正式發表前就將書目示人,將之視為自已的智慧財,所以東藏西藏的。在我拿到的待評稿件中,這種情形並不稀奇,而且年輕學者似乎比例不少,大概是欠缺安全感吧。一般也能體諒,但在討論時也可指出以提醒作者未來改善。從會議論文或投稿審查的文章上,真是可以看到甚麼人都有。但文章要正式出版時,而且要在學界公認的良好管道出版時,就必須有所嚴格規範了。這是為何會議論文一般不列在審查之類。否則,若要內部草稿一出手時就要完整無瑕疵,那大概所有人都不用互相練功了。

當然,如果所有的書寫不論在何階段,都可以完全符合規範,那是最好不過的了。只是,我個人是覺得,有此學界經驗的人還堅持要「公審」會議論文的話,便是苛求了,那是不是可以把自己所有的會議論文草稿都拿出來公評一番,以免顧此失彼?會議論文一般都頗粗糙,刻意抄襲則是另一回事了。但在會議論文的情況下,有時兩者也很難區分。

不斷出現的「倫理」問題

至於論文中的正確引用方式,當然值得討論。而且,原則上,不論何種階段,所有的書寫都應該重視規範,這該是學者自認的風格與堅持。

我看各方新聞,都說這次的爭議起源於管中閔和陳建良有「抄襲」陳的碩士生論文。報載該生論文確實引用了管、陳二人的論文手稿。以我的教學與受教經驗來看,老師提供尚未正式發表的文稿給學生參考引用,還滿常見的,這是老師的慷慨,學生的福氣。但是,至於學生該如何引用老師的未刊稿,例如:是否確實引用或詳細引用頁數,那就是學生的倫理責任,也是老師的監督責任了。所以,我好奇的是,嗯,那在這點上那本碩士論文是否引述手稿確實,可能就是關鍵了。也就是說,如果那些被指控雷同的段落確實是學生引述老師的手稿,那就應該在該段落中註明引用來源(最好還有手稿頁數)。若真的做到這樣,也許就不會有所爭議了。否則,若真的引述了卻交代不清,那反而是學生的倫理問題,以及老師的監督不周。

但關於是「缺乏正確引述」還是「抄襲」嫌疑,那就又是另一個大問題了,有些是我以前想都沒有想過的狀況。

前幾天我才為了要不要給一個學生報告零分,傷了幾個小時的腦筋。一個學生偷懶,不想按照原訂題目撰寫期末報告,截止日期前居然拿出一份已經準備刊登的排版好的稿件來交差,還說自己在這份以前的論文上做了一些修改,以之當作期末報告。

我給該生的回應是,這是「自我抄襲」,更不用談其他的違規了。為何叫做「自我抄襲」?簡單說,期末報告是為了要評估學生在修習一段時間之後的表現進展,如果這份評估報告是大量使用自己過去已經完成的作品,那能如何評估有何進展?這便是為何要大量引用自己的東西時,也得看情境。如果你已不需要被評估,你要抄用自己以前的東西,自便。但如果你的新報告是大量且關鍵地抄用自己以前的東西,那就無法通過新進展的評估了,就會構成「自我抄襲」。

但是,我考慮到我從來沒想過會遇到學生做這種事,也就從來沒有跟學生講過不可以這樣做。所以,我想我也有責任(雖然也很懊惱,為何成人學生的每件學術行為老師都要分擔責任?),所以我給了學生一個補繳原訂報告的機會。

一個多星期後,學生交來了一份新報告。我又頭痛了,又是一個新狀況。這位學生的「抄襲」嫌疑是這種模式:他大致上是拼貼眾多的文獻,都有引述來源。但問題是,他是從他人的文章中,大量引用別人文章中的引述,但被他閱讀參考的那些作者,他反而不引述了。整份報告就這樣大量使用別人的智慧財。我很頭疼,因為引述在學生的眼中成了一種「形式」,而非實質給予真正參考到的作者肯定與尊重。

我又掙扎了幾個小時,最終還是沒有給學生抄襲的零分。但我又懊惱了:為何成人學生的每件學術行為老師都要分擔責任?只要老師沒有交代過的,學生就可免責嗎?我沒有答案,只知道在我每堂課都要耳提面命的不可抄襲的說明中,得不斷地增加應該要舉例的說明。我覺得很無奈,也很困惑,這些我以為是基本的事,但不少學生似乎全然無知。這是如何發生的?

回到陳建良和他的學生論文上。如果學生論文真的引用了陳建良和管中閔的手稿,但引述時卻是引用該手稿中的引用文獻,卻未提及係參考陳、管兩人的手稿,那就可能是灰色地帶了。但落入者,則是學生,而非老師了。

EMBA等在職專班對高等教育品質有無負面影響?

我不知道這個師生論文引用爭議的實際情形為何,但我直覺風波中還有一個問題。那就是兩位重量級的學者「抄襲」「碩士論文」這個梗,讓我很想「節外生枝」。

當然,不是說碩士論文一定不值得重視,台灣也曾發生過優秀學者抄襲國外碩士論文的醜聞。但是,一般而言,一個資深學者需要去「抄襲」本土碩士論文,也就是人人都可看得到的碩士論文,那實在有點稀奇,大概也不會是個能成一家之言的學者吧。更何況,這次風波指涉到的還不是普通的碩士論文,而是EMBA的碩士論文!

我對EMBA等在職專班在高等教育中的位置,一直覺得是個大問題。台灣是文憑主義的社會,EMBA等在職專班的學生,大多都是社會上已有相對資歷的專業人士,為了繼續學習或增加職等薪資的考量,而去就讀在職專班。學校也樂得招開各種專班,尤其是EMBA,一來學費可以收得高,二來廣結社會善緣。

但問題是,在職專班也授予碩士資格。當然,有些專班學生可能反而更把握學習機會也很優秀,但一般而言,他們大多離開學校已久,時間也有限,因此在學術的要求上,老師對他們的要求不如一般的碩士生來得嚴格。於是,雖然都是學校的碩士文憑,但對一般生和專班生,卻常有不同的評估標準。長久下來,在都要畢業的情況下,可想而知,標準只會比低,而不會比高。那整體而言,對於高等教育的影響就是點滴穿石了。這是台灣高教中的大問題,但表現得很關心學術的立法委員和教育部,卻好像始終沒見到這個問題。

我想像一種情境。如果陳建良提供手稿給EMBA的學生寫碩論,這大概是對忙碌的專班生最直接快速的協助了。但我在意的問題便是,那有沒有因此而鬆懈了對於專班學生引述論文等學術規範的要求?如果沒有,而造成此次爭議未能一目瞭然,那便是老師對專班生的鬆懈,而造成的引述不詳的問題了。

今日話多文長,實在有感而發。總結看法,我對於此次「抄襲」爭議並無太大興致,因為就目前可見的資訊,我是不覺得有何管或陳兩位學者的抄襲問題。當然,我也可能因無知而誤判,這我就不得而知了。但至少目前為止,這次爭議中我看到的其他問題,反而讓我覺得重要,但似乎沒人討論。每一次的學術爭議,我都期待能順帶檢討一下其中的潛在問題。而不是各說各話,故意互相不對應,只是選擇性地忽略或引用資訊和回應,以達支撐自己的論點意圖。從學術的方法觀之,刻意忽略不同訊息或無證據就下結論,就是不當立場的政治意圖,那就不用以關心學術之名而唱高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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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紹華,個頭嬌小、身手不凡,自許「人類學活在我的血管裡」,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醫療人類學博士。曾任記者、派駐柬埔寨投入國際發展工作、上山蹲點四川涼山研究毒品與愛滋,目前正在書寫中國麻風病防治的當代歷史。著有《我的涼山兄弟》、《柬埔寨旅人》,現為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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