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othree@flickr, CC BY 2.0

麵包師傅吳寶春被迫發表支持「九二共識」,說自己來自「中國台灣」的聲明,造成一陣不小的風波。除了政治視角之外,我們也可以試著從哲學諮商的視角來看這件事。

法國高中的哲學會考題,曾經有一年出的題目是:「如果國家不存在,我們是否會更自由?」

我不知道如果國家不存在,我們是否會更自由,但是我知道,如果做決定,我們一定會比懸而未決更自由。

國家可以視為一種共識。共識不是一種自然現象,而是一種人為的決心。所以如果我們有足夠的決心,就一定會有共識。

做決定之必要

只要喜歡看網球比賽的人都知道,網球的落點可能在任何一個地方,但結果卻只有兩種:不是落在線內,就是落在線外。在線內就得分。在線外就失分。很少數的時候,會有「壓線」的情形。那麼就必須出動鷹眼,由裁判群(不是一個裁判,而是一群裁判)共同觀看鷹眼高解析度的放大畫面後,達成共同的決議,判斷這一個壓線球究竟算是界內還是界外,然後公布決定。

當然,即使經過鷹眼和裁判群做出的決定,仍然不一定會得到所有人的信服,所以偶爾會有抗議裁判決定的事件發生。但無論如何,決定做了以後,球賽就會繼續下去。如果沒有做出決定,這場球賽就必須無限期中止。

這個決定,可能是對的,也可能是錯的。但比起無限期的延滯中止,帶著我們不喜歡的決定繼續向前,或許是比較好的結果。所以對於球賽來說,做決定是必須的。

幸好,球場的「灰色地帶」很小,只限於在畫白線的場界。只要落在場內的球,一律得分。落在場外的球,一律失分。壓線的球,也會很快的做出決定,要不是界內球,就是界外球。

除了在球場,在司法系統也是如此。法院和法官也沒有選擇躲在灰色地帶的權利。不論是地院或高院、最高院,都有做出判決的義務,他們必須針對案件作出判決,當事人不服的話,必須決定是否繼續上訴,這也是一種決定。

在球場、在司法上,做決定的義務是如此清楚。但是現實生活中,很多人卻不喜歡做決定, 以躲在灰色地帶不做決定為榮,甚至搬出「中庸之道」作為藉口,強烈排斥二分法,認為「二選一」是一種愚蠢、激進的行為。那就好像一個有90%都畫上白線的網球場,只有5%算界內,另外有5%算界外,其他通通都是壓線,都不能輕易判斷。這是多麼荒謬的球賽!

做選擇,是義務

在人生的旅途上,我們總要做出種種決定。決定沒有必然的好、壞、對、錯,那些是倫理學家的事。

吳寶春也只是做了一個決定,沒有任何荒謬之處。這個決定,對他的事業或許帶來了一些危機。但有趣的是,英文中的「危機」(crisis)這個字,來自古希臘語的κρίσις ( krisis) 意思不是「危機」、而是「決定」(decision)。而這個字的字根κρίνειν (krinein),意思就是「下決定」(to decide)以及「分離」(to separate)。

我們不喜歡危機,因為危機逼迫著我們做決定。但作為一個喜歡學習哲學思考的人,我尊敬「做決定」這件事,因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走出灰色地帶──無論什麼決定,都好過猶豫不決。

面對危機,要下決定。既然做了決定,就跟過去分離,繼續向前吧!只要這場球賽還沒打完,就接受裁判的決定,繼續打下去,被判輸了的官司,也還可以繼續上訴。至於誰是吳寶春的裁判?是消費者,是你,是我。

做選擇,是義務。一點也不激進,真正的偏激分子,是堅持躲在灰色地帶、打死也不願意做決定的人。

「蘇格拉底式對話」

在我們接受「蘇格拉底式對話」(Socrates Dialogue)這一門訓練時,有一個在日常生活中顯得不尋常的基本原則,那就是「必須與對話方達成共識,否則不能放棄」。

一般來說,這會被認為是咄咄逼人,但這可以是「尊重」的更高形式,那就是我們相信對方有能力理解更高層次的概念。而為了避免衝突,禮貌地中止討論,其實是一種不信任對方智力的表現。

我有一位荷蘭認知治療師的朋友,也是同樣師事法國哲學老師奧斯卡伯尼菲的學生,專門在歐洲推展這種所謂的「蘇格拉底式對話」,這是美國認知治療學派大師A. T. Beck按照蘇格拉底「非教導的論證式對談」(也有些教科書稱為「催生辯證法」)發展出來的一種對話技巧。每年夏天有兩個禮拜的時間,他們會邀集10來個也是蘇格拉底式對話的實踐者,關在一間古堡裡面整整兩個禮拜,其中一個人當主持人,不參與對話,其他人則使用蘇格拉底提問法和日常語言分析展開論證。討論會類似申辯的形式,先有一方立論,然後另一方對他的觀點進行同意、質疑或者反對(反對方需要給出新的觀點),基本上按照這三個步驟不斷反覆:

1.定義與澄清語意(defining your terms)
2.找出思考規則(deciding your rules)
3.找出證據(finding your evidence)

發言順序由主持人分配,並嚴格按照問題線索進行,在辯論中,參與對話者間觀點的差異和共識將會逐漸呈現,只要有其中一個人對於正在進行的這一句話還有任何一絲疑義,全體就必須繼續停留在這句話上,直到這個人跟其他對話方達成一致認同的共識為止。沒有例外。沒有多數決。

推動蘇格拉底式對話的力量是「好奇心」,是一種「了解但不評判」的對話;關注的不是對話的結果,而是「思考歷程」本身;而遵守規則取得最終的共識,一個人都不放棄,不以多數決粗暴地為少數人決定,則是一種「決心」。

哲學諮商師跟某些心理諮商師都會透過操作蘇格拉底式對話,透過提問達成合乎邏輯的結論,幫助客戶或個案處理太絕對化、脫離現實、使用不當或過度的「不良心理規則」。這樣的訓練在歐陸相當普遍,但是在亞洲卻往往受到排斥,甚至被認為是「浪費時間」。多數決或是強人專制多麼簡單!連少數人的人權,都可以交給多數人或是強人來決定。

但是這樣的決定,就不會有共識。而沒有共識,就不會有國家。就算有土地,也不會自動形成國家。因為國家是共識的一種表現型態,而不是土地的表現形態。

無論在個人與個人之間,還是社會整體,共識都非常必要,這樣的「共識」一旦達成,就會有很深厚的基礎,單一事件無法撼動。但是在亞洲,很多被稱為「共識」的文件,像是「九二共識」,並沒有真的達成共識,至於一個共識是真的共識,還是假的共識,從討論過程中是否有經過如此嚴謹、精細的辯證過程,就可以輕易判斷出來。

但是,認同並沒那麼必要

「國家認同」,也是決定的一種,但是就像所有的「認同」,是個人片面可以用情感做決定的,而不是理智面的決定。

決定當然比不做決定好。同樣是決定,用理性做決定,又比用情感做決定好。因為情感善變,一旦感受變了,原本的決定就會被推翻。無論認同的對象是「個人」還是「國家」。

我們時常聽到一個似是而非的說法:「在這塊土地上最珍貴的就是每個人都能發表不同想法與意見,雖然不一定有共識,但彼此互相尊重。」

我認為這是簡便行事而且錯誤的說法。因為如果每個人只是盡情隨意「表達」自己的「意見」,不需要像「蘇格拉底式對話」那樣,經過嚴格的定義與澄清語意、找出思考規則、找出證據,只是彼此訴諸個人的直覺跟感受,各自表述,不但不需要邏輯,甚至不需要相互「聆聽」,那有什麼珍貴可言呢?

對許多台灣人來說,國家認同這個議題的重要程度,甚至足以詆毀所有質疑其重要性的人。但是,國家認同真的很重要嗎?

以北歐的瑞典來說,某些人覺得區分瑞典和丹麥很無聊。不信的話,你去問問那些住在瑞典南部,每天通勤去丹麥上班的瑞典人。世代居住在瑞典的德國後裔,既不覺得自己是德國人,也不覺得自己是瑞典人。而住在瑞典北部的原住民薩米人(Sami),其游牧區域遍及挪威、瑞典、芬蘭,只是承認瑞典近年來的法律對他們比其他兩個鄰國友善而已,對於瑞典並沒有什麼國家認同。幾度面臨戰爭威脅時,也確實有瑞典人跑去敵國從軍,但是沒有推展國家意識形態認同的瑞典,卻也從來沒有面臨實質或是精神上的瓦解。

瑞士的情形也很類似。瑞士藝術基金會「Pro Helvetia」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幾個月正式成立,從一開始的目標就是守護及推廣瑞士獨立的文化認同,但是二戰結束後,瑞士意識到「精神防禦」的必要性已經變弱了,基金會也轉變為鼓勵國際文化交流。根據現任基金會執行長彼喬夫(Philippe Bischof)所說,去定義瑞士文化是一件「有點危險」的事。比較重要的是讓瑞士藝術家得以進入國際市場、進行國際參與,即使許多持母語的移民,他們的作品也被理所當然視作瑞士創造出的藝術作品。

對,這就是等同有一天,台灣能把移工文學獎的泰文、菲律賓文、印尼文、越南文的得獎作品,理所當然地當成是「台灣本土文學」,放在國際書展台灣區最醒目的地方,台灣也有人持續用這些語言在台灣創作、出版,而沒有任何人覺得奇怪。
如果你堅持的話,國家認同當然可以很重要,但恐怕不是最重要的。對台灣來說, 建造一個超越族群、超越偏見、超越政治立場、超越血緣、超越國籍、超越階級、互相扶持的社會,才是當務之急,讓生活在這個場域的人,相信台灣「值得」認同,而不是「必須」認同。

愛文芒果的存在與自由

我有朋友致力於復興台灣的米食文化,因為他們相信麵粉是外來的。

那麼,「台灣如果沒有麵包, 我們會不會變得更愛吃米食?」

只要稍微一想,就會發現,這兩件事並沒有直接的關連。本土的不一定比較好,而外來的不一定是威脅。不信的話,我們去問一下那些以移除外來種為職志的環境團體,在做了幾十年的移除工作之後,卻發現外來種並沒有減少,卻多了一種新的思考:

「外來種一定比較不好嗎?」
「外來種真的需要移除嗎?」

如今一提到讓台灣自豪的玉井芒果,有誰真的在乎愛文芒果是1970年代才從美國佛羅里達邁阿密引進到台灣、澳洲跟日本的呢?難道你不知道「愛文」是「Irwin」的翻譯嗎?但是這並不會影響台灣人對於愛文芒果就是台灣芒果的認同。

有人可能會跳出來說:「對啊!所以我只愛土芒果。」

但是,世界上哪有什麼叫做土芒果?你口中的土芒果,只是早一點從印度半島引進的外來種而已。跟你我在台灣的存在一樣,也只是先來後到之分的外來種。

所以,沒有國家,我們會不會更自由?

在回答這個問題時,請先理解,目前世界上所有存在的任何一個國家疆域領土,從土地的角度來說都是外來的,而不是原生的,所以沒有什麼「自然」之處。對於國家這種不自然的存在,我們必須做出決定,必須達成共識。

如果我們的決定,根據的是「情感」的認同,我們就會繼續被情感所主宰。但若我們看到認同的非理性成分,就能夠用選擇「理性」來做決定,在做決定時,理性是比情感更好的工具,產出的叫做「共識」。

至於奮力辯解的人,一定覺得自己被誤解了,自己是對的,而且相信自己懂得別人不懂的事,所以覺得激動而且憤怒。但太迫切於想當對的一方,就會產生盲點,讓我們看不出自己錯在哪裡。

做決定是必須的。共識也是必須的。這兩種都是義務,無論決定是對是錯,是好是壞,無論在生活上,還是法庭上,我們都必須做決定,不能躲在灰色地帶,否則就無法向前──別忘了,無論我們想不想做決定、有沒有做決定,現實會一直向前,唯一的區別,只是我們決定、還是被決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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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NGO工作者,專業訓練來自埃及AUC大學唸新聞,及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曾在緬甸北部撣邦主持農業轉作計畫近十年。2012年後轉任美國華盛頓特區國際金融組織的專門監察機構BIC(銀行信息中心)緬甸聯絡人,訓練緬甸的公民組織監督世界銀行及其他外國政府對緬甸的貸款及發展計畫。 另除協助多方停戰協商,設計戰後重建之外,也意識到真正的改變必須來自教育,從「學會問對的問題」開始,讓下一代開始接受多元社會,改變衝突的本質,因此從2015年開始,赴法國「哲學諮商學院(IPP)」師事奧斯卡.伯尼菲,學習哲學諮商,並且參與緬甸內戰衝突地區克欽邦少數民族自治區IDP難民營的哲學思考教育,終極目標是鼓勵武裝部隊想清楚「為什麼我們要打仗?」這個問題,以推動哲學思考為目標的草根哲學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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