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2月初，緬甸軍方不滿2020年底全國民主聯盟（NLD）大勝的選舉結果，決定發起軍事政變，推翻民選政府，由國防軍總司令敏昂萊（Min Aung Hlaing）接管政權，由軍方出身的副總統敏瑞（MyintSwe）代理總統，隨後宣布進入緊急狀態，拘禁許多緬甸政府首長和領導人。
緬甸總統溫敏（Win Myint）遭指控的原因很扯：沒有遵守防疫規定，違反國家災難管理法。翁山蘇姬被拘禁軟禁的理由更誇張：家裡被搜出手提無線對講機，罪名是違反進出口法。
瞬時間，我從緬甸的在地NGO同事與公民團體夥伴那裡，收到各式各樣的訊息，從要對外媒轉發新聞稿，到協助安排到泰國申請政治難民庇護的運動人士都有。
但是我在這件事上，最關注的是一個細節，那就是緬甸「公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運動的興起，跟我20年前剛進入緬甸與公民團體工作時，普羅大眾的鴉雀無聲，有著巨大的差別。
晚上八點敲鍋子，說出人民心中的不滿
政變發生以後，緬甸民間不滿情緒逐漸升高，尤其是在教育程度最高的仰光、曼德勒兩大主要城市。緬甸最大的維權團體之一「仰光青年連線」（The Yangon Youth Network）就在推特帳戶表示：「宣布並敦促立即以公民不服從運動回應」。推文並指出，到2月3日為止，這個「緬甸公民不服從運動」（Myanmar Civil Disobedience Movement）在臉書聲明，全緬甸已經有30座城鎮、70家醫院與醫療部門員工已罷工，停止所有非緊急任務，並且繫上代表全國民主聯盟顏色的紅絲帶，表達對軍方政變的抗議。
社運人士也呼籲民眾加入公民不服從運動。2月1日凌晨事發，當天白晝的仰光表面一切如常，只是多了些軍人、多圍了拒馬，路上多了軍用卡車行駛；但是到了晚上，氣氛一變，人們在晚上8點鐘戴著口罩、在黑暗中打開窗戶，拚命敲打手上的鍋碗瓢盆，不時配上陣陣的汽車喇叭，跟我在2020年3月巴西里約熱內盧看到民眾抗議右派總統波索納洛處理新冠病毒政策不力時的做法，如出一轍。
當然，2015年結束軍事獨裁，走上民主化道路後，以國務資政角色領導改革的翁山蘇姬，功過很難簡單定論。不同族群也因為歷史經驗，對於這件事反應各異。比如在孟加拉難民營的上百萬羅興亞人，過去在種族歧視、宗教歧視下被犧牲，他們對於代表緬族、佛教勢力的翁山蘇姬被軟禁，自然是拍手叫好。而靠近中國邊境撣邦臘戌的華人，則一如過往明哲保身，強調自己「只是做生意的，不關心政治」。
其實不只是在緬甸，在巴西，在美國，在法國，在香港，在台灣，每當面對社會轉變的時候，總會有老派的保守份子，批評年輕人不應該「作亂」。但是我們是不是從思考的角度，知道「很亂」跟「公民不服從」有什麼不同？
違法的行為，是否一定不正當？
我不喜歡亂，但是我舉雙手贊成公民不服從。公民不服從也稱「公民抗命」或是「政治不服從」，是體制下處於少數地位的公民表達異議的一種方式，也是一種行使「反對權」的政治權利。「亂」的本身就是違背邏輯、沒有邏輯，像是2021年1月間闖入美國華盛頓白宮的「暴民反抗」或是「暴動」，就是「亂」。但是公民行使「反對權」，雖然有可能違法，卻是一種邏輯很清楚的行動，比如台灣的「太陽花學運」或是香港的「反送中行動」，則可以歸入公民不服從。
一般來說，公民不服從最常見的定義是羅爾斯提出的「一個公然、非暴力、出於良心但違法的政治行為，通常是為了促成法律或政府政策的改變」，不能單純的因為行動本身違法，就輕易解釋為「亂」，必須檢視這個行動是否表達對於「社會良知及正義」等公眾利益的重視來決定。
翁山蘇姬領導的全國民主聯盟，在2020年11月8日選舉中大獲80%票數支持，國會476席贏得396席；而親軍方的聯邦鞏固與發展黨（鞏發黨，USDP）僅拿下33席。但根據軍方制定的現行憲法，25%國會席次必須由軍方出任。軍隊顯然無法忍受翁山蘇姬與其政黨獲得更多民意青睞，無法接受選舉結果，在完全沒有證據的情形下堅稱大選舞弊（這是不是聽起來很熟悉呢？）。
在新國會預定開議的2月1日，軍方發動不流血政變，一舉逮捕了翁山蘇姬、總統溫敏及全民盟中央行政委員會成員等人，宣布戒嚴長達一年。整個政變過程一點都不「亂」，但這並不代表軍方政變就是正義的。就像津恩（Howard Zinn）所主張的：穩定性重不重要，完全取決於是什麼的穩定性。如果是邪惡社會的話，越穩定越糟糕。
選舉結果中，軍方的鞏發黨沒有拿到法律規定席次的下限，不代表軍方自己寫來維護自己利益的憲法是需要被遵守的。同樣的，翁山蘇姬被不正義的軍方軟禁，也不能代表過去這幾年她對於羅興亞人或是其他少數民族、宗教衝突的壓迫是正當的。真實世界的政治，並不是非黑即白如此單純，而是有著各種層次深淺不一的灰色。這是為什麼無論是支持翁山蘇姬、或是反對翁山蘇姬的民眾，都願意站出來參與公民不服從，訴諸社會多數人的認同的道德、正義、良知、公眾利益，所從事的抗爭行為，特別珍貴。
一個真心決定將權力交給人民的政府
我無法預測充滿緬甸各種層次的灰色政治，這次會如何發展。但是我從緬甸公民社會的公民不服從興起，看到了希望。
記得2018年底開始法國巴黎開始「黃背心運動」的時候，台灣人都覺得法國政局很危險、很「亂」，擔心會一發不可收拾。但是我跟當時在台北歐洲學校法國部擔任校長的Jean-Yves Vesseau先生聊到這件事時，他卻毫不在乎地微笑說，黃背心運動一點都不「亂」，而且不管怎麼發展，也不會動搖法國的國本。
「你怎麼能那麼確定？」我問。
「從法國政府決定在高中畢業班設哲學課，作為必修的初階（elementaire）教學時，就做了一個從此要信任人民，把權力交給人民的真誠決定。既然政府已經這樣決定了，怎麼可能會『亂』呢？」他說。
事實也證明，Jean-Yves Vesseau校長的預測是完全正確的。因為法國的哲學思考課程，沒有規定的教科書，只有一份作為提綱的「概念清單」和「作者清單」，老師不使用統一教材，既沒有規定任何闡述問題的方式，也不被強加任何一種哲學理論或學說，也就是將「自由」與「獨立思考」的原則和精神，貫穿在教育當中。而這些清單上的概念，並不是讓哲學老師去介紹各種哲學家的思想、哲學史之類知識性的簡單介紹，老師不能照本宣科、機械式地覆述教材或講義，而是必須通過這些概念去進行所謂的「問題化」（problematization），也就是教會學生對這些哲學家充滿智慧的概念提出問題，甚至推翻他們的概念，使得整個哲學課成為一件每個學生可以融入了自己「獨立思考」的作品。
簡而言之，法國的哲學課理想目標，就是幫助學生通過構建問題（construire un probleme），擁有一種自由思考和判斷的能力，成為一個「被啟智的公民」。如此的人才能有資格從高中畢業，進入社會，參與公眾事務。
對於當政者來說，如果沒有真心要將權力交給人民，透過教育培養出為數眾多「有獨立自由判斷能力」的「被啟智的公民」，在某種意義上無疑等於自找麻煩，甚至可能是自掘墳墓。所以Jean-Yves Vesseau校長強調，哲學教育無論在法國、還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都不會是一個教育政策的決定，而是一個政治決定。也在那一個討論當中，我意識到台灣教育界雖然有人鼓吹模仿法國高中的哲學教育，但是台灣距離能夠做出這個真誠的政治決定，還有一段距離。
緬甸到目前為止，當然也沒有正式的哲學教育。但是我們從觀察一個社會是不是有「公民不服從」的成熟行動，就可以判斷出這個社會有沒有透過政治教育以外的途徑，培養出足夠數量「被啟智的公民」。如果有的話，就可以不用太過在意政治檯面上的角色如何來去變化，對這個社會的長期發展放心。
所以我會說，敲鍋子吧！我的緬甸朋友。至於翁山蘇姬有沒有長命百歲，能不能繼續當緬甸的民主良心，老實說，只要社會上有足夠多被啟智的公民，英雄就不再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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