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文明高度仰賴視覺，來判斷事物的真假或優劣。「眼見為憑」，已經成為當代知識和權力正當性的最重要憑據。
臨床醫學的身體解剖、天文物理學的望遠鏡、生物學的顯微鏡，都預設了：透過肉眼或肉眼加上鏡片，我們可以客觀、正確地掌握外在世界的真實面貌。甚至為了方便人們對具體而微、遙不可及或無限紛雜的事物一目了然，現代文明發明了各種將實體轉譯成抽象符號、數據或圖表來觀看的技術。例如依比例尺和經緯度繪製的地圖、用統計學概念製作的常態分布圖表，以及各類績效評估的量化指標等。
這些抽象化的觀看技術，是近代西方殖民、國家科層統治和資本主義組織管理得以展現巨大效果的利器。更甚者，一個建立在社會凝視的「正常霸權」（hegemony of normalcy），也早已透過「全景敞視」（panopticon）的空間設計、精神分析和精神醫學論述，鉅細靡遺地觀看著每一個人的身體和心靈。而最終極的觀看就是「自我檢查」，它讓社會凝視的盲點死角完全消失。
過去20年來，奉行新管理主義的台灣高等教育，也試圖用競爭型計劃書、評鑑報告書、量化指標、統計圖表等方式，讓大學的辦學績效能被看見。不但教育部高度仰賴這種抽象化的觀看技術，各大學內部也依樣畫葫蘆地複製了這種觀看，透過資訊系統對師生所言、所行、所思和所感進行透視，並用「集點式」的績效評量方法，掌握師生的「正常性」。
似乎，符號化地提高能見度，成了評斷大學表現的終極判準，大量教育資源也根據這類「看得見的成果」來進行酬賞或懲罰。但這種獨尊視覺的評價機制，恰恰也是台灣高教日益盲目迷失的主要原因。除非我們能夠運用智慧，察覺觀看／抽象化觀看的有限性和曲折性，從而開展整全的人類感官知覺（眼、耳、鼻、舌、身、意），以主客不二的詮釋性理解來體驗大學生活世界的整體性，否則我們對大學的認知，永遠都只能是失焦的誤認和曲解。
大學作為生活世界的本體
大學的拉丁字源是universitas，在西方中世紀，意指研究知識之地、統一體、學者社團和藏書之處。無論是最古老的義大利波隆納大學、法國巴黎大學、英國牛津劍橋大學和德國海德堡大學等，都以行會的形式組成一個學者群體，以共同生活、共同探求真理的方式相處。
直到現代，雖然隨著工業化、資本主義、現代國家的興起，使得大學面貌更形複雜，但以研究、教學、學習為主而發展師生之情、同窗之誼的大學，仍然是以一群知識份子生命交織、心靈共感為主的生活世界。寓居其中的人們被這個世界的意義網絡環抱、充塞，無論是在獨處時的冥思和心領神會，或在集體互動時的腦力激盪、歡會神契，大學作為整體，成為知識份子探求真理、體味人生、陶冶人格和培育技能的資糧和泉源。其中的「默會向度」（tacit dimension），遠遠超乎視覺所能見、語言符號所能指的「明言向度」（explicit dimension）。
大學如同海洋，知識份子就是涵泳其中的魚。魚不可能離開海洋，而對海洋進行超脫的觀察；同樣的，儘管大學中知識份子主要的志業，就是對世界的某部分進行對象化的觀看和知性解析，但大學本身作為生活世界整體，卻是知識份子進行上述活動的支援背景，因此無法被任何觀看方式全然抽離出來，做為對象把握或操控。
我們不妨從本體論來反思所謂的觀看對象。每一個觀看對象之所以可能被「看見」，都必須以「看不見」的部份作為基礎條件。就好像海面上看得見的冰山，若沒有海面下（看不見）的底層支撐，是不可能存在的。作為表象的世界，是容易被看見的，但我們不應忘卻，那看不見的背景才是世界的本來面目。
大學固然有可見的部分，但它來自那更加廣大的不可見；就像主題來自背景，沒有背景，主題無法彰顯。把可見的部分和不可見的背景畫上等號，將會是一種對大學本來面目的遮蔽。
過去20多年來，台灣高等教育中行政凌駕教學的高壓姿態，有如哈伯瑪斯所謂的「系統對生活世界的殖民」一般，把大學中那自然、自在的學術自由和校園自主性硬是套上了僵化的框架，將活力充沛的大學給綑綁了起來。特別是發展出一套可見、可言說的數據、圖表和詞藻來評價各大學，不但嚴重遮蔽了只能意會不能言傳的默會經驗和意義網絡，更讓身處其中的知識份子目光如豆、短視近利，以強調效率的工具來進行自我檢查，監督自己的言行舉止。甚至有些狡猾的知識份子會以陽奉陰違的態度，形式上符合官方標準，實質上則暗地魚目混珠，為個人謀求最大的私利。
若不能正視大學中無法被觀看的多元向度，執意以行政系統的績效主義觀看來透視大學，則大學作為生活世界，將不可能產生解蔽的契機，大學的本來面目也將難見天日。
在範疇化的框架中觀看知識份子
許多人相信，用肉眼直接觀看事物，可以不帶任何價值預設，確保客觀中立。但這個想法太過天真。若沒有作為完形的概念或語言符號來統攝肉眼所見對象，則眼前只會出現不成形且不具意義的瑣碎光影，也不可能在溝通情境中，用語言將所見印象轉譯給對話對象。
換言之，眼和意（識）是緊密連結在一起的。意識基本上是建立在結構化的分類範疇基礎上，而身處在特定社會脈絡中的個人意識，則深受該社會的集體分類範疇所鑲嵌。透過社會化歷程，集體性分類範疇將內化成為個人的心理性（意識）分類範疇。鑲嵌著分類範疇的意識，讓眼前所見的感官印象具有形貌和意義，所以觀看除了肉眼之外，還有意識中的分類範疇。
然而大學這個生活世界中，知識份子並不僅僅用視覺來感受這個環境，他們同時也全面開啟著聽覺、嗅覺、味覺、觸覺和意識。身處大學中的人，一直都是在眼、耳、鼻、舌、身、意同時作用的情況下，在大學中自處或與人互動。大學圖書館或研究室中的挑燈夜戰、講堂中的吟誦論辯、校園步道上悠閒的哲思、湖邊的戀人絮語、社團中的歌舞歡笑、餐廳的美食和咖啡香等等，在在都與大學中知識份子的研究、教學和學習緊緊扣連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
這種經驗的整體性是體驗性、參與性的。它對於思索宇宙真理、人格養成、培養溝通能力和關懷人類福祉等，都具有非常關鍵的建構作用。知識份子的多重感官在大學這個生活世界中的不斷地陶冶薰習，正是大學之所以成立的最主要目的。這個歷程也符合柏林大學創校校長洪堡所認為的大學中應具備的修養質素。這種感官全面開啟的修養狀態，絕大部分是心照不宣、隱而不顯，或是只能意會，不能言傳的。
近20年來績效主義掛帥的台灣高等教育，正以一種獨尊視覺的看／被看關係來透視大學。觀看者主要是那些在各層級掌握行政資源和權威的單位和主管，被觀看者則多半是大學中以整體經驗修養自身的知識份子。當看與被看成為一種不對等的權力關係時，觀看的主體面對被觀看的客體，勢將透過觀看行為，強行介入被觀看者的言行舉止。而觀看者意識中被績效主義系統化了的分類範疇，也將主導觀看者的觀看行為和評價標準。
這時，帶著特定框架的觀看，不但看不到被看者在大學中的整體經驗，更會將自身的觀看架構套用在被看者身上。結果是，許多被觀看的知識份子內化了行政主管的評鑑標準，並透過自我規訓，培養出一種沒有體驗、缺乏參與的自我觀看模式。這不但是一種經驗的化約，更因為輕忽其他感官經驗，而粗暴扭曲了大學中知識份子的存在狀態。
從此，看（行政）與被看（學術）開始沆瀣一氣，用同質化的評價模式共謀出一個嚴重物化和外在化的課責體制。順從這套體制的知識份子目光如豆，汲汲營營於可立竿見影、有目共睹的學術成就，卻封閉了視覺以外的其他感官觸角。可見的量化學術成就成為心中唯一的算計，犧牲的是那生命中整體經驗的豐富感受力。
在研究上，最值得被看見的是期刊論文篇數（特別是SCI和SSCI）或計畫通過件數。在教學上，是教學調查分數和填寫表格的配合度。在輔導上，順從要求做好輔導紀錄和輔導人數才是正辦。在服務上，依學校需求製造招生、產學合作業績成了優先選項。為了提高各方面的能見度，研究上福至心靈的創見、十年磨一劍的功夫，都顯得不切實際。教學上師生間的傳道、授業、解惑所需要的心靈共感，都被視為不必要的浪費。此外，在輔導和服務上許多需要用心體會和付出的內涵，都被外顯的數據和文字給取代了。甚至為了達到個人績效能被看見的目的，許多人刻意掩飾了不可見的歷程，並矯飾浮誇可見的數據、圖表或詞藻。
大學作為被觀看的客體
當大學成為一個被強調績效主義的行政單位觀看的對象時，大學這個生活世界也將逐漸被系統所殖民，而失去了它的自律性和自主性。特別是當大學的資源和名聲高度仰賴行政系統的關鍵績效指標（KPI）來觀看評價時，大學中的一切舉措也將以可被觀看的指標、數據、圖表和文字為重，並輕賤大學中存在但不易看見的共通感、理念、精神、意義和價值。
當教育部和科技部以競爭型獎補助作為提供大學資源的主要手段時，惡性競爭將逼使大學放棄倫理上的深思熟慮、左顧右盼，改用無所不用其極的手段來裝飾自己的賣相。當大學用補助金額和通過計畫件數多寡來定義自身的存在價值時，外在性勢必取代內在性，成為大學爭取認同的主要判準。
獎補助的資源不僅僅具有物質上的功能，更具有額外的符號價值。搶計畫成了非你死、便我亡的殊死戰，成功者必將大肆宣傳，讓計畫不僅實質上對大學挹注養分，更能發揮象徵性的紋身效果，成為榮譽的標籤。無論是頂尖大學計畫、教學卓越計畫、典範科大計畫、高教深耕計畫、玉山計畫和其他科技部的大型計畫，對台灣所有大學而言，不但是資源搶奪，更決定了自己的知名度。對於排名和招生，後者的重要性不可小覷。
然而，當各大學為了爭取計畫而絞盡腦汁撰寫申請書時，無不用盡花言巧語、華麗詞藻，甚至在計畫中打腫臉充胖子，誇下海口承諾將針對多如牛毛的關鍵指標調整學校人力、物力和心力，以達到最高的執行率和完成率。通過計畫之後，為了執行過度浮誇的項目，只得迫使大學全面師生進入過勞狀態。甚至在校內以集點式教師評鑑和額外的學生畢業門檻作為監控手段，逼迫師生在缺乏自願性和自主性的情況下，配合計畫指標進行扭曲的教學和學習活動。
就如同前述的冰山譬喻一般，可見的冰山一角來自不可見的底層，大學不可見的底層多半是非計畫性的，當可見的計畫成為大學的主要存在目標時，行政單位勢必將對校內資源進行策略性的調度佈署，將大部分資源傾注在可以短期速成、立竿見影的績效上，從而犧牲掉那做為大學根基和本來面目的不可見部分。為了執行計畫項目和指標，大學中的一切，都被轉譯成百分比、次數和人數。
這有如莊子寓言中，倏忽二帝見混沌狀態曖昧不明，便在它身上鑿了七個孔，讓它五官分明。但這樣的人為介入，卻讓混沌七孔流血而死。同理，大學作為生活世界不可見的內涵，被可見的指標執意曲解，必將搞得面目全非、病入膏肓了。我們可以說，當大學為計畫而全力衝高績效指標時，大學中的非計畫的生命力也必然將日漸枯萎。當大學因計畫而資源豐饒時，大學的精神卻日趨貧困。當大學知識份子為績效指標而勞其筋骨時，其身心卻日益空乏。
大學不能只用看的
獨尊視覺是整體經驗的限縮。以績效主義作為觀看的先驗範疇，則是視覺經驗的窄化。如何開放多重感官，跳脫績效主義的觀看，是筆者本文的核心關懷。
筆者並不否定視覺的重要性，也不因此認為績效主義全無效益。但觀諸台灣高教20年來的走向，過度強調績效主義式的觀看，不但大大地扭曲了大學的視野高度，更稀釋掉了大學作為生活世界的廣袤性，也斷送了知識份子作為全人的多重覺受力。
如何珍視大學中不可見的生命力和知識份子不可化約的身心氣韻，是思索台灣高教未來的一個至為關鍵的阿基米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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