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兒離世的那一天，父母感覺自己的身心產生巨大空洞。但真正的痛，是在幾個月後才發生的。那是另一種更深的、慢性的、無法言說的無底深淵。
當孫女也被奪走，祖父母的「雙重喪失」
女兒過世後不久，女婿帶著小孫女搬離原本的城市，從此不再接電話、不回訊息、不回應任何形式的聯絡。這是不折不扣的「雙重喪失」（double bereavement）：第一次喪失，是失去女兒；第二次喪失，是失去與孫女的聯繫。第一種悲傷可說得出口，社會會慰問、會陪伴、會給力量；第二種悲傷卻往往被看成「不方便介入的家務事」，於是被迫沉入沒有語言、沒有制度的黑洞。
在台灣，這類故事並不是例外，而是被結構性地製造出來的常態。喪女本來已是人生中極端的事件，但外祖父母普遍不會想到，真正的長期痛苦會來自和孫輩的失聯。他們原本以為，至少還能把對女兒的愛轉化為對孫女的陪伴。教孩子拉二胡的情景、一同穿小丑裝搞怪的笑聲、手牽手在公園散步的情景歷歷在目，都能讓老人找到某種留住女兒的方式。但在台灣的制度裡，一旦女婿決定中斷聯繫，外祖父母幾乎沒有任何法律工具可以維護與孫女的關係。
法院大多視父母為唯一具有決定權的主體，而祖父母的位置在法律語言中幾乎是消失的。這種結構性的消失，對老人造成的不是單一的情感痛苦，而是一整條被拉長的傷口，從失去女兒痛到失去與孫女連結的未來。他們失去某個人，也失去了一種身分：照顧者、見證者、家庭記憶的承接者。
祖父母的悲傷不應被國家再度放大
情緒社會學者Sara Ahmed與Gillian Rose都指出：社會上的情感不是私人的，而是被制度、語言與關係所形塑。Gillian特別強調，悲傷是一種具有倫理性的情感實踐，它把人連結在一起，也讓人理解彼此的脆弱。而當一種悲傷被迫不能被看見時，就會變成一種倫理上被中斷的狀態。
外祖父母的二度喪失就是這樣。他們無法公開說出「我也想念我的孫女」。他們的悲傷沒有合法的語言。他們的痛苦無法被法院辨識，也不被政策承認。他們被期待退後、沉默、不要干擾核心家庭的自主性。
但問題是，家庭從來不是只有核心家庭構成的。它是多重關係、多代連結與情感責任共同編織的網絡。台灣的民法卻把多代家庭簡化到近乎荒謬的程度，使得外祖父母的悲傷被制度性剝奪，連說出口的資格都沒有。
此外，悲傷不是抽象的，而是沉在身體裡的。聽覺中不時出現孫女的笑聲，視覺上會反覆播放手機裡那段祖孫同樂的短片，即便畫質模糊，也像抓著身體最後能記得的觸感。他們不只是一個孩子，還是在把女兒最後的痕跡放回身體裡。孫女是女兒的延續，是家庭記憶的活體；失去探視，也就失去了連接女兒的途徑。
這些都不僅是個體心理問題，而是社會結構壓迫在身體上留下的證據。社會學家Csordas曾說過：身體是被社會塑造的第一個地方。外祖父母的疼痛不是私人疾病，而是政策缺席後的身體現象。
台灣的民法如何讓祖父母在法律上缺席？
在現行法律架構下，祖父母想爭取探視權，幾乎只能仰賴父母一方曾經存在的親權。也就是說，祖父母對孫子女的情感與照顧，並不是法律自動承認的關係，而是附屬於父母的。然而，如果母親過世，外祖父母就失去中介的親權。如果女婿決定完全斷訊，法律通常也沒有約束的空間。法院常認為祖父母不是主要照護者，因此無從介入。現代文化又強化核心家庭自主性的想像，而將祖父母排除於必要親密關係之外。這些結構性偏誤，使得外祖父母在制度上等同於沒有身分。
有法院或許會主張：外祖父母無法證明探視能提升子女最佳利益。可是問題是：如果完全失聯，他們要如何證明？制度要求外祖父母證明某種已被剝奪的關係，真是強人所難。
台灣的許多制度問題，大家不是不知道，而是不想面對。祖父母探視權就是典型例子。政府知道人口老化，知道多代同住比例高，也知道祖父母是台灣育兒最重要的隱形勞動者，更知道許多父母離異後會利用孩子切斷另一邊的家庭，以及問題反覆在法院出現。但行政院、立法院多年來就是不修法。國家把老人丟在法律的縫隙裡，讓他們自己承擔兩次喪失的代價。
立即修法保障祖父母的探視權
解決問題的方式可以很簡單，如立法賦予祖父母探視權。法院常說會以孩子最佳利益為優先，但在實務上卻常僅尊重主要照顧者的決定。這是一個社會學上早被批評的迷思。研究指出，多代關係能降低孩子喪親後的焦慮與自責，且祖父母能提供不同於父母的情緒支撐，更何況孩子能透過祖父母，重新連結到已逝父母的生命史。換言之，多重照護關係能降低喪親家庭的情緒風暴。讓孩子接觸祖父母不是風險，而是資源，但台灣的法律卻把這種資源視為可有可無。
孩子不是財產，不能讓大人憑情緒處理另一半的家庭。制度不應容許一個人單方面把孩子從世界抽離。美國、日本、韓國、歐洲多國都已經把祖父母探視權視為重要的家庭權利，尤其在喪親、父母離異、單親無力照顧、父母一方失聯、有長期照護歷史時。台灣在這方面落後至少10年。台灣的老人在不少情況下是育兒主力，但在法律上卻被當成外人。台灣的孩子需要多重支持，但法律卻只承認一個大人的決定。這種制度，不符合台灣實際的家庭結構，也不符合情感倫理，更不符合兒少最佳利益。
呼籲修法，不是要削弱父母權，而是要承認多代家庭是台灣的現實；承認孩子需要多重情緒支持；承認祖父母的照護是社會勞動的一部分；承認喪親家庭需要更多連結，而不是更多斷裂；承認家庭不是私人領域，而是公共議題。孩子不是父母用來懲罰另一邊家庭的工具，祖父母不是制度裡的空氣，悲傷不應該被國家加倍。
祖父母探視權的修法不能再拖，因為每拖一年，就有更多老人經歷二次喪失的痛苦，以及無止境的沉默與等待。這不是台灣應該給老人的答案。是時候改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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