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張正攝

前幾天,教育部在南部召開全國大學校長會議,高教司長拋出了「國立大學法人化」的制度鬆綁震憾彈,建議以法人化方式讓國立大學擁有獨立的自主人格,不再受教育部管轄,藉此解放大學能量、提升學術競爭力,真正讓全國大學可以擺脫成為同一所「教育部大學」之困境。

首次參加大學校長會議的蔡英文總統也提及,過去高教資源過於集中於少數研究指標,忽略大學教學、產業連結跟社會責任等面向,造成大學發展趨向高度的同質化。蔡總統呼籲大學未來要多與產業與社會緊密合作,減少「產學落差」。

有趣的是,幾乎在同一時間,交大校長張懋中則表示「大學最重要的工作是要成為偉大的大學。政府不能要求所有大學去解決產學落差,而是要鼓勵最好的大學製造「學產落差」。

為什麼要鼓勵頂尖大學製造「學產落差」?

張校長指出,台灣從未鼓勵大學教授做最尖端的工作,每天「小鍋小灶」,大學教授只需要寫幾篇論文便能升等,卻沒有希望教授變成愛因斯坦。大學沒有驚天動地的研究格局,在國際上自然不會得到深刻的認同;故學界應該要走在產業的前面,設定世界級的學術攻頂目標,鑽研未知知識與未來技術。好的大學應該拉大與產業間的「學產落差」,由大學來引領國家未來,帶動科學發展。

一時之間,究竟大學應該消除或拉大學術研究與產業實用的落差,讓人一團霧水。

其實,明眼人應該一看即可查覺箇中的差異,拉大或縮小學術與產業間落差的重點在於「大學應該要分流」。若是頂尖研究型大學,應更多偏重於學術價值鏈上游的未知領域與新知識探索,藉由基礎研究拉大「學產落差」;此類型大學存在的價值在於探索未知、培育知識創造型人才(更多以招收博碩士學生為主),讓未來產業發展有跡可尋、按圖索驥。

反之,若非身處頂尖研究之林的一般型大學或科技大學,則可以更加務實地專注在學術價值鏈中下游的己知知識與應用領域,藉由實用研究來鏈結真實世界之需,培養產業所需人才(更多以招收大學部學生為主),致力於縮小「產學落差」,成為產業發展的堅實後盾。

大學應該分流 不該共用一套KPI

從國家競爭力與產業發展的角度,這二大類型大學的角色同等重要,且彼此互補,並不衝突。研究型大學引領國家的未來,投資未來人才走在產業的前端;而一般型大學則培育產業現今所需要、可以解決問題的人才,補足產業的不足,善盡社會責任。

唯過往國內高等教育的資源分配遊戲規則,與教師評鑑指標獨尊學術研究,再讓大多數學校必須宣稱自己為以追求世界排名為職志的學術型大學(特別是國立大學),因為唯有如此才能爭取教育部更多資源。事實上,鮮少有大學會在正式檯面上,宣稱自己只專注於非學術研究以外的教學或服務成就。

不論是蔡總統期待的縮小「產學落差」或交大校長主張的擴大「學產落差」,但我們真的問對問題了嗎?藉由教育部所宣稱的國立大學法人化後,就真的能招收到頂尖的學術型教授與具有研究潛能的學生嗎?交大張校長所信仰的頂尖大學就應該自命清高地拉大「學產落差」,而無視所處的真實產業與社會需求嗎?這樣的互斥命題是否存在著潛在的盲點?

台灣在國際世界要如何自我定位?

從社會科學的研究角度,筆者想提出「台灣眾多大學究竟是應該拉大或縮小學術與產業間落差」此一命題,其中存在著「分析單位」(unit of analysis)混淆的迷失。政府想要解決台灣今日高教問題的重點,不在於各家大學想要如何定位自己(學術型大學vs.一般型大學),而是台灣在國際世界中要如何定位自己?或者台灣還有多少空間或資源,可以在全球化的賽局中定位自己?唯有先回答這個「國家層級」的上位問題,才能往下探討台灣眾多大學未來何去何從。

長期以來,台灣政府最大的問題是—以大國思維制定小國政策。所以不論在大學的數量(高達150餘所大專院校)、大學追求的學術目標(以世界大國頂尖大學為典範目標的學術發表)、學生的招生(為了追求研究發表,所有學校拚命成立博士班與碩士班研究所),與資源分配(資源不足的齊頭式平等),都是用一種大尺度卻不務實的心態來自欺欺人。

其次,教育部若真的要成就可以打國際盃的頂尖大學,所需要的配套措施不只是開放大學法人化,或用來自納稅人的財政資源溢注給大學;重要的是政府必須提出更具有戰略高度的國家產業與人才(人口)政策,才能展開成為高教發展目標與配套方案。特別是台灣必需要有更開放的國際化環境、更富有建設性的兩岸外交發展互動、更友善的移民政策、更良好的英文溝通環境、更富創意的城市設計,與更多世界知名研究或產業機構接軌和研究、教學項目的合作。

而上述這些都是要先從國家戰略高度的政策擬定開始,才能依序往下展開成為大學轉型的行動方案。若這些國家競爭力的基礎條件不具備,台灣島嶼內缺乏豐沛的人才流動與學術水草的滋養,更遑論在下位的大學要如何在世界競爭拔尖(不論是研究型大學拉大與產業的知識落差,或一般型大學縮小與產業的學用落差)。

小國的高教應追求不可取代性

事實上,小國在全球大學排名的競爭與發展策略,必須要更務實且專注,避開與大國的直接面對面競爭。小國能打的是單點突破的單項錦標賽,而不是十項全能的滿貫王。因為缺乏本土市場與人口紅利,身處小國的大學所追求的應是「物以稀為貴」的特色與不可被取代性,而非物廉價美的「數大便是美」。然而,光以台灣目前大學家數在世界各國的遙遙領先,就註定了我們高教市場只能向下沈淪為彼此搶奪學生的惡質低價競爭。

以鄰近的新加坡與香港為例,更可以對比出台灣高教的政策盲點。這二個國家都是城市,如何能在全世界大學的排名中佔有一席之地?原因無他,就是以國家力量打造優質的生活環境與經濟條件,以開放的移民政策與高薪條件吸引國際級學術精英人才舉家遷移入籍成為國民,成就了大學創新力量。

除了國家層級的良好總體環境之外,另一方面,在大學層級的個體環境方面,二個國家均十分務實地限制大學數量,只專注培養少數菁英大學,集中全力地以小博大、策略性地取得單點突破的世界級學術成就。

例如:新加坡全國約560多萬人口,只有6所綜合大學和7所理工與藝術學院,其他均為類似技職體系的職業訓練大專院校;其中新加坡以舉國之力,重金禮聘全球各地工程、商學與生物科技人才,藉由設立研發公司與研究機構,大幅加碼新加坡國立大學在生物科技領域的學術投資與新創公司。其次,香港整個城市約730多萬人口,大學的數量更少,只有8所公立大學(俗稱8大公立大學聯盟)、15所提供學士學位的民間專科院校,數量不及台灣的7分之1,更遑論它還有緊鄰大陸13億人口為支撐的學生優勢。

當然,太過強調競爭的結果,新加坡與香港也造成了許多社會副作用,例如:升學壓力過大、階級不流動與貧富不均日漸嚴重等社會問題。但因為國際化程度高,新加坡與香港國民尚有許多出國留學、專業進修與移民機會,間接也促進國家人力資本的流動與高度全球化。二者間互有利弊,難以片面定奪。不過若從國家競爭力與國民生產毛額角度,不可否認新加坡與香港則早已大幅領先台灣。

面對台灣今日的高教困境,若我們不真正承認「大學過多」的政策錯誤,而只是想在問題表面上處理,不針對病灶下手,恐怕會錯過台灣高教改革最後的黃金時間。如何務實地以小國限制條件來思考未來的大學發展,才是政府面對高等教育與人才競爭力的務實作法。然而,這已是行政院或總統層級所必需回應的國家議題,遠遠超過教育部單一部會所能決定的層級。

冰涷三尺非一日之寒,台灣今日的高教問題,並非單純以大學為「分析單位」,提出解決方案便可以化解;而是必須站在國家整體發展戰略的思考高度與眼光,才能看清楚大學發展的未來方向。

對人民而言,接受高等教育是追尋幸福或翻轉人生的重要投資;小國大學的下一步,至關重要,政府不可不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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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公共事務與社會創新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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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入世,用文字記錄時代,以行踐參與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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