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月前，正就讀空中大學[1]（Universitas Terbuka，簡稱UT）四年級的印尼看護安娜問我，能否合作辦一場活動？慶祝印尼國慶，也就是獨立紀念日（Hari Proklamasi Kemerdekaan Republika Indonesia）。由空大、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國立臺灣博物館共同籌辦的「印尼國慶文化藝術節」（Parade Budaya），就這麼辦起來了。
西元1945年8月17日，印尼宣布獨立，終結350年的殖民歲月。尚不談及部分地區的分離主義衝突，獨立紀念日至今已是印尼全境最盛大的節日。全國各地，從城市至鄉村，民眾為每個村落、鄰里的入口上紅白兩色新漆。國慶日當天，各個社區、學校會組隊盛裝打扮，上街遊行，並在各式遊戲、競賽中，慶祝國家的生日。臺灣26萬印尼移工、新住民，怎麼在異鄉慶祝這個大日子呢？
古老的舞劇再現
遊行前的臺北車站，已是熱鬧無比，女性移工們賣力地為同伴化妝。其中有一群著黑、紅、黃三色服飾，帶著大鑼、鐘、鼓、Angklung（一種竹製樂器）樂隊的「Singo Barong Taiwan」舞劇團最為引人注目，這也是「印尼國慶文化藝術節」除遊戲及各種表演外的重頭戲：「Reog舞劇」。劇團的要角，是一只約2公尺見方、有獅首、虎紋、上頭還有一整隻開屏孔雀的面具（Singo Barong），重約30至50公斤，僅靠一位舞者（Warok）用嘴咬住來撐起。Reog發源於東爪哇的Ponorogo，是一套自15世紀流傳至今，用以反抗滿者伯夷[2]末代政權的嘲諷舞劇。據聞當時的宮廷詩人Ki Ageng Kutu不滿Bra Kertabumi皇帝的昏庸與貪腐，便創立一所訓練男子法術、武術的學堂，以舞劇四處向普羅大眾演出，以期來日復興王朝。
Reog面具的獅首象徵Bra Kertabumi皇帝；而以獅首上方的孔雀表現中式扇子的意象，代表皇帝溺愛的華裔妃子，地位已凌駕皇權。身穿白衣的騎兵「Jatil」（過去由Gemblak舞者飾演）是滿者伯夷大軍。一套完整的Reog舞劇，內容大抵在講述滿者伯夷王朝的復興。
以往舞劇的展演依賴「出神」（trance）或神靈附體。這種對靈力的追求，還實踐在舞團內部的同性互動。Warok與Gemblak都是男性舞者，但各自代表了不同的性別氣質：前者主事陽剛的、帝王的獅首面具，後者則由陰柔的少年飾演騎兵。傳統上Warok須嚴守紀律，包括對女性禁慾，但與8至15歲男性的性關係是被允許的，而這個對象通常是Gemblak。同性性關係被視為對靈力的累積與保護，而當他們走入婚姻，靈力便會開始消散。
Reog劇團的泛靈崇拜及神祕的同性關係，備受傳統主義的伊斯蘭團體的道德譴責。Reog召喚民族意識的背景以及吸引群眾的能力，在印尼獨立建國後，也為政黨所用，尤其在印共下鄉進行政治宣傳時，這也促使舞團成為後來蘇哈托政權的眼中釘，1965、66年的剿共清鄉，許多團員因而遇害。出神的暫時性失序，難敵因冷戰而起的「新秩序」政權，而幾近式微。
80年代，鐵腕治國的蘇哈托政權在社會逐漸穩定後，開始投入文化事業的建設，Reog以Ponorogo地區的表演藝術獲得全新的詮釋，而原本的政治性與性別關係，被刻意消弭掉了。所以今天我們看到原本應由Gemblak所飾演的騎兵隊，已幾乎被女性舞者取代。
Ponorogo現今因為Reog這個古老的表演藝術而聞名於世，而根據印尼勞動部門的統計，Ponorogo也是東爪哇省最主要的移工輸出地，隨著勞動力的跨國移動，在美國、歐洲、澳洲、日本、韓國、馬來西亞、香港、以至臺灣，都能看到Reog舞劇團。臺灣的「Singo Barong Taiwan」劇團負責在臺北、桃園、臺中、臺南、高雄等印尼移工聚集的城市間巡演。其劇團成員為工廠工人及看護，礙於看護休假時間的限制，一個月只能聚會練習一次，所以常常得靠團員彼此的默契，直接上場。舞者Bowo是工廠工人，同時也是劇團裡的靈魂人物，展演時有許多即興的演出。他提到能把握時間練習就練習，因為雇主不給休假的話，也只能無奈接受。
迷人的國族
在臺博館20多場表演，傳統到現代，無所不包：舞蹈、音樂、詩歌、武術。26萬印尼勞工、新住民，每個人都有各自慶祝國慶的方式。
擔任活動現場布置的印尼看護雅妮，花了幾個星期的時間製作紅白相間的彩帶、展板、指示牌、要發給民眾的印尼國旗等，活動前一日從公館雇主家前往臺博館的路上，提了足足一個皮箱、一個布袋、手裡還有幾張大海報。雅妮說，她還報名了「Kebaya」走秀比賽。Kebaya源於滿者伯夷時代，透過王國的擴張、貿易，逐漸融匯各種文化、精緻化的服飾文明，楠榜（Lampung）、巽他（Sunda）、爪哇、峇里等文化的影響尤其深遠。這些我們看得到的華麗的Kebaya，多是租來的，另包化妝、髮型或攝影，從600至2,000元不等。另外也有完全DIY，拼拼湊湊成馬都拉（Madura）人或其他少數族群的。
歐裔殖民者抵達東南亞前，印尼已是個大小王國林立的地區，獨立建國後，成為一個更為巨大的共同體。這些參與遊行或走秀比賽的印尼移工、新住民，肩負著以個體為工具的責任，盡可能地在有限的時間、空間內，展現、維繫一個多元的印尼，以實踐「異中求同」[3]的國家格言。
我在遊行隊伍裡，認出了常來北車大廳的行動圖書館借書的印尼看護Susy，雖然她畫了濃妝。這天，Susy準備了「Kelana」舞蹈表演。來臺即將滿四年的Susy，從來沒休過假，頂多可以趁出門採買時，放兩個小時的假。我問她怎麼有時間練舞？「不是說忙到找不出時間練習，睡覺時間可以拿來用。做這些事除了增進自己，同時也向臺灣社會展現我們的能力。」她表演完便迅速返家。2小時的假，彌足珍貴。
精於烹飪的新住民Wendy，來臺已14年，其中有9年光陰在文山區山上做看護工作。她得知我們正在籌辦這次國慶活動的時候，興奮地說要做「Tumpeng」（薑黃飯塔，常用於生日、開幕活動）「送給國家的」。活動開幕時，主持人帶領遊行隊伍唱印尼國歌，Wendy背著丈夫、兩個幼子，在一旁拭淚。我拍了拍她的肩，問她還好嗎？「已經十幾年了，沒跟大家一起唱國歌了……」
隻身來臺的移工，有著對自我與家族的期盼，當「我」成為「我們」，國族便成為與他們休戚與共的代名詞；新住民身上更揹著兩個國族，或許兩者間還是衝突、對立的。
去年印尼官方的國慶標語為「Ayo Kerja」（一起來工作！），今年則是「Kerja Nyata」（實實在在地工作）。移工常被稱作「外匯英雄」（Pahlawan Devisa），他們以無名小卒之姿（甚至只是一組編號），在異鄉工作，為印尼賺取大量外匯，建設著國家。獨立紀念日的遊行、Kelana舞、Kebaya、薑黃飯，抑是攸關國族主義的勞動。舉國歡騰，全民勞動的大日子，怎麼能缺席？
交流與和解
Reog從最早作為一種抵抗政權的藝術行動，現今已越過Ponorogo的城界，最終出現在千里之遙的臺北街頭，再次成為凝聚民族意識的展演。國立臺灣博物館建於西元1899年的日治初期，原名「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附屬紀念博物館」，是臺灣最早的公共博物館，說是殖民遺產，實不為過。印尼獨立紀念日強調的是從殖民體制中解放出來。這場辦在臺博館的「印尼國慶文化藝術節」，前所未見，或許也存在某種宣示的意味。受困於剝削體制、備受社會歧視的東南亞移工，在此宣告：「Merdeka（自由）!」我們都是自由人。
多數來臺印尼移工來自農民、牧民及漁民家庭。身陷社會階層之底，成為移工、迅速累積資本，時常是跨越階級最快的途徑。印尼移工也擁抱著印尼最草根、豐富的庶民文化，這或許不是國人平常習慣的──如峇里島的舞劇、爪哇的甘美朗（Gamelan）音樂，那種宮廷式的、精緻化的表演藝術──但卻是絕大多數印尼百姓的日常。
臺博館近年推廣文化平權的系列活動──如「探訪臺博後花園」──在它既有的高度，廣納各種文化，以累積它的厚度，是值得讚賞的。國立印尼博物館（Museum Nasional）在今年的世界原住民日（8月9日），策了一場展覽及音樂會，值得注意的是，展覽作品包括90年代末期學生、藝文團體的反獨裁、反土地不當開發等運動的宣傳版畫，並邀請農民、工人運動樂隊「Dendang Kampungan」參與演出。臺、印兩間國家層級的博物館，間隔兩日的兩場活動，都為博物館的功能，做了新的定義：博物館不僅在典藏已過去的歷史，它也在回應當下的社會，試圖跨越政治、階級、族群等邊界，讓我們有新的看見。
目前不管在公部門還是民間，「東南亞」儼然成為一組最火熱的名詞，各種鼓勵與東南亞國家藝文交流的補助相繼祭出。然而成果是豐實了政府的政績，還是有助臺灣大眾與臺灣內部的東南亞社群互相理解、甚至和解呢？個人作為文化的最小載體，每個移工、新住民都是我們認識、學習東南亞文化的對象。臺灣人需要怎樣的文化交流？我們準備好跟這片土地上超過百萬的東南亞移工、新住民交流了嗎？
撕掉標籤是形式性的，但要除掉標籤背後的殘膠，卻是要花時間的。
[1] 印尼空中大學創立於1984年，主要以數位化課程服務印尼偏遠鄉鎮及海外印尼公民，完成高等教育學業，UT全球學員超過46萬，其中包括為數眾多的移民、移工。
[2] 滿者伯夷（The Majapahit Empire）為13世紀東爪哇的一個印度教王國，曾統治馬來半島、婆羅洲、蘇門答臘、峇里島及東部群島，極盛時期曾達今天的泰國南部、菲律賓南部及東帝汶。
[3] Bhinneka Tunggal Ika，爪哇文，義為「多元一體」、「異中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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