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稜鏡計畫到公民分數：數位監控不是安全保證，而更像牢籠｜莉姿．歐榭（Lizzie O'shea）／獨評讀好書

由於愛德華．斯諾登的關係，我們得以知曉美國的國家監控規模大得驚人。斯諾登在2013年時所洩漏的文件顯示，以數位方式監控本地及外國人口是多麼有效且便宜的方法。

以「稜鏡計畫」（PRISM）為例，該計畫自一系列科技公司處蒐集元資料（metadata，又稱「詮釋資料」、「後設資料」），相對而言花費出奇地少，每年總開銷只有2千萬美金。然而，美國國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NSA）的發展已達到不可思議的地步：2012年時，它每日都要處理來自全球各地（包含電話與網路）超過200億筆的通訊紀錄。我們可以採用其內部報告的某張投影片內容當作這項業務的結論：「全部蒐羅；全部處理；全部利用；全部合作；全部調查；全部了解。」

美國國家安全局規模驚人的雄心與作為，讓人很難理解它的整體目標何在。該機構企圖分析每日獲得的巨量資訊，光是儲存資訊本身便問題重重。其中一項關鍵挑戰在於，此類型的監控製造了眾多「雜訊」而沒有創造許多「信號」。斯諾登的文件也揭露了，雖然現實上有其障礙，但對於要如何將其整合，其實存在著長期且連貫的認知。

有位官員在報告中坦白指出，激勵美國國家安全局其及監控計畫者有三個要素：「國家利益、金錢與自尊。」美國資本主義在網際網路早期發展階段便已建立主導地位，並由此獲得影響力及利益；用記者格倫．格林沃德（Glenn Greenwald）的話來說，整體通訊監控的科技計畫是美國「維持對世界之控制」的努力之一。這使人想起馬克思所言，現代國家是「管理全體資產階級共同事務的委員會」。

政府與大型企業正一起窺視我們

諸多研究報告證實，政府監控一事會嚴重影響我們自己在網路空間中的行為，讓網際討論更加偏狹，減少爭議性資料的閱讀程度；我們的自由在它們的「施恩」之下受到限制。我們彷彿像在受訓、接納一種新生活方式，於此，任何實驗或突發奇想、任何偏差或錯誤都處在權力的威脅中，舊的工作、通訊或社交方式浮現新的恐懼色彩。

可是，此等權力濫用並不是某種過度狂熱的偏差行徑。相對而言，美國國家安全局的監控行動成本低廉、效率甚佳，這是因為它只用作特定類型的政治合作。保羅．奧姆（Paul Ohm）曾談到，數位科技在創造「毀滅性資料庫」（database of ruin），最終達到的階段是讓所有個人連結至一個以上被嚴格保守的祕密；毀滅性資料庫不是由機構自身所打造，而是由科技資本主義所造就，情報與執法單位則利用公司對人們描繪出的抽象身分。

英國警方付費給數據仲介商，請對方剖析罪犯並評估再犯機率，美國警方則使用來自「祖先網站」（ancestry websites）的數據，來辨認犯罪嫌疑人的身分。斯諾登文件揭示了，像「稜鏡」這類的國家監控計畫是如何使用私人企業的資料流（data flow）來運作，由於科技資本主義已經穿透了人們的隱私防線，故國家得以藉此觸及我們的個人空間：我們參與的各個網路平台、社交媒體上的分享訊息細節、網路上售出的每個物品，全都會生成數據而被國家取用──無論其程序是合法抑或非正規。

這些公司灌輸了一種分享個人資訊（或在未經充分同意的情況下取走資訊）的文化；此外，它們極少設計資料儲存系統，也很少採取刪除數據、限制蒐集來的數據、或在儲存數據時通知消費者等做法來保護他們。這意味著公司將資料全數交給政府時幾乎毫無遲疑；人們很難獲悉，究竟公司「終於」何處，而國家的監控又「始於」何處。結果，我們的數位生活模式被建構成允許國家權力無限擴張，但國家需承擔的責任卻相對低落。

永遠正在看你的老大哥

「五眼聯盟」的監控規模十分龐大，但並非無人能出其右。事實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比美國更能把握監控的社會成分，且中共對於監視人民毫無隱藏的意圖。

「警察雲」（Police Cloud）是一項省級資料分享公共計畫，數據會傳入由中共公安部負責的全國資料庫。此資料庫可使用各種連結至個人身分證字號的紀錄，包括人民的就醫歷史、超市會員資格、貨運快遞等訊息，此資料庫還能利用臉部識別軟體來辨認嫌疑犯。研究人員正在研發一種配有車頂攝影機的警車，可進行全方位掃描並搜尋政府追查之人士。恣意穿越馬路的人若被攝影機拍下（直至2020年，全中國的攝像鏡頭將有近5億台），可能立即被認定為慣犯。這並不是向大眾隱瞞的計畫，正好相反；舉例來說，亂穿越馬路的行人面孔會即時顯示在十字路口的看板上。

這種紀律型的監控模式，與更多同性質的社會措施一同出現。中共政府於2014年宣布，他們有意在2020年前實施強制性的社會信用評分系統。評判已經開始了：目前尙不淸楚有哪些數據可用來計算每個人的公民分數（citizen score），但有報告顯示，特定購物（舉例來說，買尿布能加分、買酒則否）、國家線上評鑑、甚至是朋友的評價（批評觀點會導致扣分）都可能影響分數。人民會在諸多層面上受其信用分數影響，包括信貸、旅行，還有許多免費或打折的服務。對中共政府而言，社會信用系統是「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念、建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基礎」；分數低落的人會被孤立，淪為數位社會底層。

許多外界觀察家對於中共赤裸裸地追求全面「和諧」的社會控制取徑感到驚駭，然而中、美兩國的相似之處卻令人難以忽視。美國國家安全局的行徑或許是隱匿的，中共公安部則是大剌剌地行動，但實際上雙方擁有共同的志向，造就相同的結果。國家監控的設計目標不只是要偵查不法作為，而是在製造一種更普遍的服從文化，並將反抗行為加以隔離；這可讓偏差越軌的行為產生社會性結果，即卡洪所謂「強勢且令人生畏的權力」翻版，可以有效塡補監獄牢房功能的不足之處。

監視之下被削弱的民主

中共當局對資料庫的精密整合，代表著一項重大且令人擔憂的科技進展：與美國國安局的巨量數據蒐羅相比，它提升了將「雜訊」轉化為「信號」的能力。相較之下，美國國家安全局的運作基礎，是人們不需要覺得自己時時被監視，才是有效率的監控；讓人們出現自己「是否」正被監視的焦慮感，則會讓監控行為的力量大增。這也造就了一種隱性的理解，即任何私密訊息都可以隨時在回顧之下拼湊出關於人們的故事。將各數據點凝聚成一整體依然是國家機構最重要的任務，在此事上中共實為佼佼者。

相較而言，美國人的作法是把多數工作外包給私人企業，這個市場有很多錢可以賺，眾多營利企業為執法單位提供數位科技服務，以塡補情報與警務方面的缺漏處。美國的資料探勘商誇口，他們可以達到與中共社會信用系統同等的能力。大型科技公司如Google為警政單位及市政府提供資料探勘及分析的科技，Amazon則正在研發將語音啟動技術（如 Alexa）置入英國的警務中心，並提供核對、儲存、傳播數據等服務。

帕蘭蒂爾科技（Palantir Technologies）或許是這類公司之中最惡名昭彰的。它的產品能幫助機構快速搜尋並找出分散、歧異數據集的模式；它最大的客戶就是政府情報與執法單位，以及有心偵查詐騙的私人組織。除此之外，帕蘭蒂爾科技尙協助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局（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 ICE）發展出比以往更精細複雜的移民監管方法：該企業正在研發軟體，讓移民和海關執法局能從政府各部門取得資料，包含外國學生、家族關係、就業情形、移民史、犯罪紀錄、住家及工作地址等訊息。

此種治國策旨，在於以整肅秩序的方式削弱民主的潛能。愛德華．斯諾登說：「美國國家安全局擁有人類史上最強大的監控能力。」他繼續論道：

現在他們會爭辯的是：他們不會將此能力化作邪惡的用途來傷害美國公民。某種程度上這是真的，但真正的問題在於他們利用這些能力，使我們在他們面前變得脆弱，然後再說：「好啦，我有把槍對著你的頭，但我是不會扣板機的，相信我！」

運用數位科技的監視能力，造成權力大量集中於政府而非人民，斯諾登言論所指的雖是美國人，但也適用於各國人民。權力集中使我們更難問責於政府，也讓政府更容易迫害其敵人；權力集中還讓反抗威權主義的力量更難以組織。這是一道警鐘，提醒我們網際網路並非原本或必然為免於政府干涉的民主空間。

科技是解決之道嗎？

格倫．格林沃德反省斯諾登披露的內容，「網際網路吸引人之處，正是在於它得以讓人匿名發言，這對個人之探索至為重要，」他如此寫道。「我們必須相信沒有人在監視自己，才能感到自由—安全—而願意眞正嘗試，去試探邊際、探索思考與存在的新方式、探問我們之所以為自己的意義。」

在集體的私人空間中，我們可以在眞正匿名、保密或兩者兼有的條件下互相溝通合作。如此空間對實驗及創意來說非常重要，讓我們得以探索自己的想法，不用擔憂自己會被秋後算帳。「國家監控」的幽魂出沒在網路空間，減損了我們對「可能性」──無論是個人或哲學方面──的感受力。

斯諾登洩漏的內容喚起了某些美國立法者發表關於自由或政府越權的崇高言論。固然因此推動了一些溫和改革，但人民與政府根本上的權力不平等狀態依然屹立不搖，美國國家安全局仍然有權使用私人公司蒐集與管理的資料流。斯諾登揭露了令人擔憂的政府濫權行為，但政府的強力回應是，監控才使我們得以免受恐怖主義威脅。事實證明，在面對國家監控的權力時，民選代表根本不是可靠的盟友，若我們期望他們去限制這項權力，就必須找到新的政治論點及策略，以此要求民選代表負起責任。

這並不表示斯諾登揭發這些計畫的作為是徒勞無功的。主流科技公司採取了加密標準，便顯示斯諾登的行動確實有效（強力加密技術也因而日漸受到威脅）。這種針對斯諾登的技術回應，至少某種程度上讓人們能在許多方面抵制政府的窺視，但是，以個人性、技術性的做法抵抗監控，永遠不是完善的解決之道。用純技術的角度來理解監控問題，可以讓企業重塑問題且掩蓋其共犯身分，其反映的觀念──「社會問題的解決之道來自科技的進步與精進」──非常吻合科技資本主義的理想目標。

現在的我們比以往都更加了解國家對我們的監視是如何運作，此種監控現象同時存在於所謂自由民主國家和威權政體中。支持這股權力的固有想法是：對於隱私有所妥協是必要的，如此才能讓國家保證我們的安全。可是，眞相卻是全然不同。吾人需要仔細檢視，國家與資本如何結夥合作起來規範我們，它們建造的牢籠不是用鋼鐵做的，而是矽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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