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的「梁祝旋風」如何席捲台灣？｜蘇致亨／獨評讀好書

電影尾聲，祝英台被逼著嫁給她不愛的馬文才，一行迎娶大隊在回程路上經過她昔日戀人梁山伯的墓碑。祝英台堅持停下隊伍，親自跪拜她的梁哥。祝英台心底想的，是要一頭撞上墓碑，殉情隨梁哥而去。正當祝英台叩首哭喊梁哥之際，忽然間煙霧瀰漫，雷聲大作，影片出現七彩顏色變幻。此時，墓碑竟突然打開，梁山伯出現在內，伸出雙手迎接祝英台。祝英台咻一下滑進墓碑，碑門關上，兩隻蝴蝶翩翩而出，象徵著梁祝二人升天，成為眷侶。徒留墓碑外頭錯愕的馬文才和迎娶大隊，一行人再怎麼尋覓，也找不到祝英台的蹤影。只見天上忽有雲朵，形狀一如梁祝二人身影緩緩飄過……

這是美都蔡秋林耗資近60萬出品的彩色台語片《三伯英台》。為了完成這部彩色歌仔戲電影，蔡秋林甚至特地將底片寄往英國沖洗，延遲了一段時間。1963年4月24日，終於在台北大光明、大觀、寶宮、明星、三興、金山6間電影院聯合上映，儼然是台語片有史以來最多戲院聯映的首映紀錄。

蔡秋林萬萬沒料到，這部翻拍美都自家代表作《英台拜墓》的彩色電影《三伯英台》，最後竟然只在台北上映7天即下檔，成本完全無法回收。

彩色臺語片《三伯英台》，僅在台北上映7天即下檔。

橫空出世的《梁祝》，扭轉台灣電影史

為什麼1959年賣座的《英台拜墓》，在1963年進化升級成彩色版《三伯英台》後，票房反而失利呢？最大關鍵在於這部歌仔戲電影好巧不巧，竟然剛好跟香港邵氏的彩色國語黃梅調電影《梁山伯與祝英台》對撞檔期。兩部題材相同的電影，都正好在4月24日上映。這一場台語「梁三伯」與國語「梁山伯」的對決，最後是由邵氏《梁祝》大獲全勝，創下首輪連映62天，售出72萬張票，票房收入超過新台幣900萬的最高紀錄。據報載，有位太太在《梁祝》上映後一連看了十幾天，有一天臨時有事不能看，還特地到戲院門口的櫥窗前，對著劇照上的凌波雙手合十道歉，口中念著：「凌波對不起，今天有事不能來看妳，希望妳原諒！」整個台北市就因為《梁祝》，成為香港人眼中的「狂人城」。

反串飾演梁山伯的凌波，早年曾以「小娟」為藝名演出多部廈語片，最後是以這部《梁山伯與祝英台》紅遍全台。1963年10月30日，第二屆金馬獎（52年國語影片展覽及優良國片頒獎典禮）的頒獎典禮前夕，台北市湧進超過20萬名群眾走上街頭，目的不是抗爭，而是一睹凌波的風采。這是時年24歲的凌波首次來台，準備領取金馬獎為她的反串演出量身打造的「最佳演員特別獎」。凌波一早飛抵松山機場時，影迷已將機場擠得水泄不通，原先安排好的敞篷車被團團包圍，動彈不得。最後為了脫困，只好緊急安排一輛警車，才能順利將凌波帶離機場。荒謬的是，那台警車原本是要押解3位扒手現行犯回警局，臨時受託任務，大明星凌波就這麼與3位扒手同車離開機場。

翌日上午，凌波坐上花車，上街答謝影迷。這趟遊行，出動將近700～800名憲警人員協助維持秩序，30多公里的路，花上足足1個小時又15分鐘才走完，還有人激動到衝著凌波大喊「蔣總統萬歲」。這股席捲全台的「凌波旋風」，讓凌波彷彿化身為可解決一切苦厄的民族救星，激勵了大家的熱情。

有趣的是，無論是《梁祝》的「男」主角凌波、飾演祝英台的樂蒂、導演李翰祥或製片邵逸夫，乃至被這股旋風掃到的苦主──《三伯英台》的出品人蔡秋林，大家其實一直不明白，《梁山伯與祝英台》何以能在台灣大紅大紫？1963年《梁祝》上映後的轟動現象，幾乎是台灣社會當年度最重要的歷史事件，其後續效應，更徹底影響了台灣電影史的發展方向。當台語片1962年才剛從谷底翻身，翌年一部《梁祝》橫空出世，立刻面臨到強敵來襲。

彩色國語片在台起飛

唱著國語黃梅調的《梁山伯與祝英台》，票房遠勝台語歌仔戲電影《三伯英台》，連本省籍婦女都同樣瘋迷凌波飾演的「梁兄哥」。這件事給了台灣影壇一個新訊號──國語片的時代就要展開。

台語片導演林福地曾經談到：「這事情對於台語片有著致命的影響，台語片從此走上必然衰弱之境。」原來以為國語片不受歡迎、沒有票房的狀態，因為《梁祝》完全改觀，從台北市到全台灣的電影院，要放《梁祝》，片商就附帶要放一系列的國語片，國語電影從此打入台灣人的生活世界中。

《梁祝》上映後，中國和國都這兩間甲級戲院就成為中影和邵氏國語片的固定院線，偶爾搭配遠東、第一、國泰或大中華戲院聯映；台語片則依舊多只在大觀、大光明、三重建國等乙級或丙級戲院上映。

香港邵氏更是使盡渾身解數，要延續這股「凌波旋風」。1963年6月，邵氏就推出凌波主演的下一部古裝大戲《花木蘭》，開拓她演男演女、允文允武的新戲路。邵氏為保護《花木蘭》在凌波10月來台期間上映不會受任何影響，更買下她晚近幾年在香港以「小娟」為藝名拍攝的所有廈語電影版權，唯恐這些電影被其他台灣片商買走，屆時發生「福佬話小娟」與「國語凌波」本人「打對台」的情形。邵氏為保護凌波自「梁兄哥」以來的美男形象，甚至不惜一把火燒掉她先前擔任女主角的古裝片《紅娘》，深怕她飾演崔鶯鶯的女性打扮，會破壞廣大影迷對她反串模樣的迷戀。

邵逸夫在1960年代的公開發言，不斷強調「文化民族主義」對其經商理念的影響。1961年1月，他在自家刊物《南國電影》就表示，要「把中國文化和藝術傳統通過影像介紹給不同語言和種族的人」，引領華語電影走向世界，將電影王國從東南亞拓展至全亞洲，進而突破歐美唐人街，真正走入全球主流市場。邵氏的這種經商策略，也與國民黨政府要和中國共產黨競逐「文化中國」詮釋權的文化戰略相近，雙方合作關係自然更加緊密。

1960年開始，國民黨政府即多次選派邵氏電影代表中華民國參與法國坎城影展。1963年11月，蔣介石更曾經在國民黨第9屆全國代表大會期間，特別召見邵氏代表邵邨人「談台港電影事業之合作意見」。

電影成為「文化中國」的代言人

邵氏繼1962年與中影合作《黑森林》，1963年更挖角在中影執導《颱風》等電影的導演潘壘，要在台灣成立邵氏外景隊。1963年，有報導指出，邵氏計劃在台中覓地建廠，甚至想租用業已荒廢數年的玉峯湖山製片廠，但最後並無下文。導演潘壘1964年就在台灣拍攝兩部彩色寬銀幕國語片，一是《情人石》，以潘壘自己寫的小說《安平港》為題材；另一則是《蘭嶼之歌》，靈感來自礦工畫家洪瑞麟在蘭嶼拍攝的一系列照片。除了在台灣取景拍攝彩色片，邵氏也請李翰祥繼續執導由凌波與樂蒂再次合作的黃梅調國語片《七仙女》。可是片子還沒拍完，計畫突然生變。

原來，在《梁祝》爆紅後，邵氏在香港的死對頭，國泰機構電懋影業的陸運濤，以及失去邵氏電影在台發行權的聯邦影業張陶然、夏維堂等人，便積極策動李翰祥離開邵氏，來台灣拍片。李翰祥確實也因《梁祝》拍攝過程中的諸多不快，加上邵氏在《梁祝》爆紅後並未給予合理回饋，甚至另請他人執導《紅樓夢》而心懷不滿，最終在1963年《七仙女》還沒拍完的狀況下就決定離開邵氏，來台成立國聯影業。「國聯」之名，則是從願意替李翰祥付清與邵氏違約金的「國泰」和「聯邦」，各取一字組合而成。

邵氏第一時間就聘請律師提告，並發函台灣各大公營製片廠，要求不可收容李在台灣拍片。然而，正如某位國語片導演所說：「在台灣搞電影，又怎能擺脫政治關係？」李翰祥大動作來台成立影業，當然懂得要先謁見蔣家父子檔。總統蔣介石在各公營片廠總經理的陪同下接見李翰祥，時任救國團主任的蔣經國也在台製廠龍芳作陪下，嘉勉他「發展自由祖國的影業的決心」，並勉勵他要「多拍攝具有民族意識的影片」。李翰祥成功說服眾多邵氏人才來台，在台製廠龍芳的全力支持下，趕搭布景推出國聯版《七仙女》，成功搶走邵氏製作該題材的先機。

蔣經國更在會面中直接建議李翰祥，像「句踐復國」的故事，就可以是題材。台製廠龍芳便提議請李執導《西施》，促成台製和國聯的正式合作。《西施》原本預算就已高達500萬元，在蔣經國視察清泉崗拍攝現場給予鼓勵後，預算更增加到2千6百萬才拍竣（約相當於今日新台幣1億8千萬元），這數目已經超過80部黑白台語片的成本總和。李翰祥的國聯影業，不只從香港帶來一流的技術人員，立下台灣製作古裝片的良好典範，更以鉅額資金，將台灣電影的製片規模拉抬到史無前例的新高度，徹底改變國語電影在台灣的製作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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