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說朋友、伴侶之間吵政治是複製彼此的原生家庭經驗，那麼親人的政治衝突就是源源本本深植於彼此內心。一個人和父母、手足及其他近親的關係是切不斷的；就算離開故鄉，改名換姓，改變宗教信仰或黨派傾向，也無法徹底擺脫原生家庭，因為我們和原生家庭的關係會一直存於心中，並影響之後人生的所有親密關係。
小至一個不贊成的眼神或負面評論，大至被自己的父母或兄弟姊妹刪臉書好友，或叫你不用參加假日的家庭聚會，甚至因支持不同候選人而成為家族中的不受歡迎人物，都會使關係更緊張，有時會演變成難以挽回的局面，且若是忽視或是擺爛，就會越來越難和好，造成親人間永久失和。而在每個案例中發生的事情，都並非政治意識對立所引發，而是源於更根本的問題。
在所有類型的家庭衝突之中，父母與子女之間的爭執是最難解也最痛苦的，往往歷時最長，傷人最深，並能追溯到最久遠的過去。吵架的內容無關緊要，而是與愛、身分認同、接納認可、自我表達及自主權等議題息息相關，它們會帶來最強烈的挫折與無助感，甚至會造成宛如末日到來的絕望感。
有些子女（包含已為人父母的成年人）對於和父母溝通感到絕望，或是在某些淒慘的案例中，父母覺得被自己的孩子拋棄了。這些父母與子女的困獸之鬥，自開天闢地以來便存在，只是現在被困在名為政治的競技場上。他們會為不同的新聞議題或政黨傾向爭吵，但爭吵的模式總是不知不覺一再重複，到後來都感到麻痺，覺得自己是受害者，完全無法分析當下的狀況，更不用說認清自己做了什麼事情導致爭吵不斷延續。若想改變這個惡性循環，必須先意識到有這個情況。
政治可能只是借題發揮
為什麼親人間的爭執會披上政治外衣呢？因為各黨派的主張時常渲染力很強，讓人喪失深度思考的能力，以致難以看清爭吵下的潛在主題。媒體的誇張言論猶如火上澆油，合理化了人們的暴怒（並埋藏了怒氣的真實來源）。且現在只需以不同觀點作為藉口，便能掩飾所有不能容忍也不該容忍的攻擊。尤其是最近，政治成了表達許多情緒的方便媒介；關係越親近的人，就借題發揮吵得越兇。
在長大成年後的子女心中，政治爭執也有另一層新的意義。面對父母老去、失去健康的人生困境，心痛、焦慮使他們緊緊抓住表面上的爭執，否則一旦往內心看去，就無可避免地得去面對父母即將離去的失落及崩潰，以及承認多年來破壞親子關係的問題將永遠無法解決。最痛苦的衝突莫過於此，當你渴望溝通，卻發現對方已經不在人世了。
比起改變其他人的想法，說服年邁的父母從反對轉為支持，或是試圖和已經失去理智的父母進行理性對話，才是最痛苦的，雖然最不可能成功，卻也最不想放棄。
一致的政治立場已經被當作感情和睦的象徵，因此當父母老去，解決分歧就變得更為急迫了。改變父母政治立場是難以企及的目標，成年子女時常將它視為最後一次機會，以爭取從不曾得到的肯定。沒幾個人能接受再努力也不會被讚賞或認同，所以不管對方是裝糊塗，還是真的聽不進去，人們還是會一直努力想讓對方改觀，即使徒勞也不認輸。然而，放棄對成功的期盼，不再白費工夫，才是健康的態度，也能放自己自由。要接受關係當中並非所有事情都能改變，這是必要的一步。
如果，你真的一輩子都無法改變父母……
34歲的大衛．馬歇爾是個資訊技術專員，為了努力跨越與父親之間的鴻溝，他常常閱讀倫理及溝通相關的書籍。他們父子皆在數學領域有很好的學歷，但意識形態的差異在他們之間劈開了一道深淵。大衛描述自己是「同性戀、反戰、擁護墮胎權的自由派」，而他父親則「支持小政府主張，崇拜裝模作樣的主戰派塔克．卡森（Tucker Carlson），還半公開地支持種族主義」。雖然他們吵得很激烈、很頻繁，且吵到兩人遍體鱗傷，大衛還是很肯定他父親的非凡才智，也不懷疑他們都很在乎彼此。「多年來，我不得不忍受他瘋狂的群組信件，看他不斷唬爛一些莫須有的事，講什麼卑鄙的左派輕視國家完整性，」他告訴我，「我很震驚，一個那麼聰明的人怎會如此容易受政治宣傳的影響，明明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一個人，卻完全被訴諸恐懼的政治宣傳控制了思想。」
他坦承，自己從14歲就和父親觀點相左，兩人立場的差異從那時開始就越來越大。「我想不到他這麼蠻橫，」他說，「他說話有時很傷人，也很會辯解，就算錯了也會拗成對的。」即便如此，大衛依然很渴望父親能接受他的想法，於是他就像被困在競技場上，面對一個永遠不會服輸也打不贏的對手。
在我訪談的人們之中，大衛最清楚了解這些無盡的政治爭吵代表的真正意義為何。「我們其實是藉著吵政治來抒發那些不能討論的問題，像是曾經惹惱對方或是達不到對方的標準。我們對彼此的評價並沒有完全公正合理，但從不直接講出來，」他承認，「我才不信那些吵架的細節真的有那麼重要。」
他記憶裡最嚴重的一次爭執（雖然細節他早就忘了，就如同許多案例），馬歇爾先生氣得「臉都紅了」，父子兩人「互相酸來酸去」，但後來，大衛說：「我們還在嘗試，看看能不能接受彼此的論調。讓相反立場的人表達他們的觀點，才是有道德的作為。我不能無視父親及與他持相同觀點的幾百萬人。」有這種想法很好，但不代表需要酸他，或是要找他吵贏不了的架，還吵得沒完沒了。
無論子女之前的經驗如何，父親若是個很有想法的人，會使他們誤以為他能接受自己不同的觀點。「我曾希望可以說服他，民主黨有資格執政，我以為曉之以理，他明白了就會改觀，」大衛解釋。但他的希望一次次被粉碎：「他激怒我，寄給我那些群組郵件，他就是忍不住要這樣做。我有種感覺，他就是想吵架。」我則有種感覺，這位父親也誤以為自己能讓兒子大徹大悟，認同自己的觀點非常有憑有理。
大衛為了理解與父親的關係，認真地付出了許多心力，但他還沒處理最根本的問題：是什麼迫使他讀那些惱人的信件？「你為什麼不跟他說『別再寄這種信給我了』？」我問他。他給了我一個真心又酸楚的最終答案：「那他就贏了。」我委婉地說，他必須重新看待他們的關係，並改變目標。我說：「你要知道，你一輩子都無法改變他，你永遠不會贏。」「看來，我一直放不下，是覺得有一天搞不好我就做到了。」「你無能為力，而且你也沒必要做到。」我說。
大衛開始領會我的意思，顯示自己沒有像父親一樣思想封閉，也沒有打算像他一樣固執己見：「我現在知道，比起他怎麼想，我怎麼想更重要，這真是一種解脫。」「這樣想會減輕你心中的負擔。」我告訴他。「我懂了。明白自己做得到和做不到的事，心態才會健康。一直陷在我的執念裡面真的太荒唐，現在一切清楚多了。」
真正的願望是得到肯定
無論是在情感上、學術上，或意識形態上，麥克．瓊斯從來沒融入過家庭──永遠也不想要。他小時候就飽受憂鬱症之苦，大學又輟學，但不是因為能力不足才沒念完。他是位市級公務員，過去曾服兵役派駐伊拉克長達7年。30歲的麥克深受父母所傷，特別是他父親，不僅不認同他的從軍經歷，也不尊重他認真看待的政治理念，那正是全家最沒共識的議題。「我不斷嘗試與他們溝通，但一點用都沒有，」他告訴我，「我從不覺得他們能理解我。當我試著解釋自己的觀念如何、從何而來時，他們還能接受，說滿有道理的。但隔天又把他們那套理論搬出來，覺得很生氣，為何我不接受他們的政治觀點，然後繼續忽視我提出的事實與看法。」
對於觀點分歧的父子而言，這是常見的狀況，父親是比較愛吵架，兒子則持反對立場。麥克父親曾是雷根的支持者，後來轉為支持民主黨的政治理念；麥克早年原本認同另類右派（Alt-right），現在依然支持美國步槍協會（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並成為超忠誠的反川普自由意志派）。然而讓麥克很痛苦的是，他敬畏自己的父母，稱他們是「我見過最聰明的兩個人」，但父母卻否定他。「他們都有政治學學位，」他說，「我爸是世上最努力、最聰明、最值得尊敬的人之一。我無法忍受他如此強烈地否定我，使我感到困窘無助。」
事實上，麥克成年後捲入的家庭大戰，是從他童年的家庭衝突直接衍生出來的；手足競爭及父親的否定，從過去到現在從沒消失。他的弟弟在學校表現優良，政治理念又與父母相同。他父親不容許兒子的性情或處事之道與自己不同，因此從小就偏愛他的弟弟，到現在依然如此。在他父親看來，和自己信念不同的人不可能是好人，因此他不認為麥克「對他人苦難有同理心」，當然麥克無法忍受這種評價。「他們都用刻板印象看待我，根本不在乎我這個人以及我的想法。」他講這段話時，悲傷多於憤怒。麥克因堅持自己的觀點而再次被家人屏除在外，童年不被父親接受的創傷回憶又浮現出來，傷口越來越深。他逃避不了被家人放逐的命運，也無法放棄自己的理念，那是他的人格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他很重視也引以為傲。
麥克多次嘗試告訴瓊斯先生自己的感受，但後者被意識形態蒙蔽了雙眼、摀住了雙耳，無法了解兒子多熱切地盼望父親能接受他、稱讚他是值得欽佩的人，因為對瓊斯先生來說，只有左派的人才值得欽佩。麥克相信自己這輩子註定要被當成沒品德、智力低下的人。他只會用爭論的方法表達自己的主張，雖然明白那樣沒有用。
我試著向他解釋，他和父親爭執的議題不是真正的關鍵，那只是內在深層問題的顯性內容，而有些問題甚至在麥克出生前就存在。我說：「在你與他之間，政治就是一條死路，你必須先有這個認知。還有，你們之間是情感衝突，而不是鬥智角力。」
麥克和其他與我訪談過的成年子女不同，他很清楚自己怎麼吵也不會贏，但放手又不甘心，不得不跳下去繼續吵。「我很清楚永遠不該參與政治討論，但還是會這樣做。當然我知道，是自己放不下。」他能有此洞見，證明他的智力及心理素質完全不低。我問他，放手意味著什麼？他回答：「不肯放手，理由有好有壞，說好聽一點，是必須捍衛自己的信念；說難聽一點，就是不肯認輸的執念。如果我能爭贏，講出犀利的正確論點，就覺得自己能與他們抗衡，改變他們的觀點或對我的看法。」我接著說：「你讓父母失望了，但不是你自己的錯，而且你對此也無能為力。當你接受這個事實，你們的關係才會出現轉捩點。」只有道破真相才能給他自由。
看見父母固執背後的憂鬱
鮑伯．法蘭克林是一位23歲的保險業務員。他很擔憂自己的父親，且他的擔憂完全有理。鮑伯一生都很景仰的父親變成了他幾乎認不得的人──有暴力傾向、時常暴怒、不明事理、喜怒無常，並飽受重病之苦。鮑伯拚命地尋求建議，想知道該如何面對父親惱人的改變。「有時候我們討論新聞時事，但越講越生氣，吵到我媽和老婆跑過來勸架，」他告訴我，「有些爭執還挺滑稽的，但我也是真的很擔心他的心理健康。」
不出所料，政治只是他們爭執的冰山一角，而且總是由父親先發難；鮑伯是個自由派，法蘭克林先生卻從一開始就挺川普，並且「強力懷疑氣候變遷的說法」。父親不相信全球氣候在轉變，這點尤其令鮑伯痛心，因為小時候是由父親帶領他進入科學的世界，還買了令他驚奇太陽系相關叢書。「他已經失控了，」鮑伯向我描述道，聲音透露出悲傷，「在56歲那年，他開始隨身帶槍以防恐攻，還對老婆兒子大吼大叫。」他一年到頭都對這個世界充滿憤怒。
鮑伯將父親一些性情改變的地方歸咎於嚴重的健康問題，包含癌症以及經歷過大型心臟手術，父親因此變成了「不同的人，總是自己在聽煽動仇恨的廣播節目」。在我看來，鮑伯的父親似乎是因為覺得自己掌控不了人生中任何一件事，因此變得偏執、憤怒並且極度恐懼。
法蘭克林先生的冷靜及智慧曾是他兒子重要的楷模。「他以前喜歡挖掘事實，」鮑伯說，所以他很震驚於父親的轉變，「現在我們如果辯論一件事，他根本什麼都聽不進去，抗拒事實。我不想認為他是無知的人。」「這聽起來不像無知，」我說，「反而像是他很害怕又生氣。他覺得人生越來越難捉摸，緊抓著自己的政治觀點可以讓他找回一點掌控感。」在我解釋後，鮑伯確認了他原本就知道卻不敢承認的事。他贊同地說：「我有意識到這點，但因為我愛他，我不想看到他這樣。」
矛盾的是，心中對父親的擔憂與恐懼得到證實，卻讓鮑伯如釋重負，也因此知道接下來該怎麼處理：「我知道了，我一直把他越推越遠。我沒有把他從洞穴裡拉出來，反而踢了他一腳，讓他害怕地躲進更深的地方。他死抓著政治不放，他的人生滿是政治，幾乎什麼事都要扯上政治，然後在家就會對家人發火，尖酸地大肆批評。你的建議是，我應該面對真實狀況，他可能是有偏執傾向或是出現阿茲海默症的症狀，我之前卻一直以為政治是起因。」「正好相反，」我說，「談政治是個徵狀，呈現他的心理狀況，同時也是他的庇護所，當他感到一切不再有任何道理可循，談政治是個方法，以解釋自己的感受。」
鮑伯的父親聽起來有嚴重的憂鬱症及偏執症，或許也有認知障礙。「他提出的觀點是由他的心理及生理狀態造成的徵狀，而非造成他轉變的原因。」我告訴鮑伯。
在我們訪談後幾個月，我寫信問他後續情況如何，我很高興能收到他的回覆，內容如下：
我要很高興地告訴你，我爸開始願意傾聽家人的話，也開始了抗憂鬱的療程。他的狀況改善非常多，好像我以前的老爸回來了。他還是持保守派立場，但現在比較能接受其他人的觀點。他不再聽煽動仇恨的廣播節目，甚至也重新審視氣候變遷危機。
鮑伯這個兒子是有能力將他父親拉出洞穴的。
躲開你自己的地雷區
讓人驚訝的是，這三位青年男性都敬重他們不完美卻了不起的父親，都迫切希望父親能看見他們、聽見他們，並接受真實的他們。
不管父親的態度如何，他們都依然景仰自己的父親（且都有充分的理由這麼做）。這三個人必須了解，「討論」政治必然會變質為爭執，除了傷害感情，有時身體也會受傷，唯有避免討論，不管父親如何挑釁、內心有什麼糾結，才能維持真摯的關係。這三位青年現在已明白這點，順利地往正確的方向邁進。
好書推薦：
書名：在家不要談政治：擁抱不同立場，修補彼此的關係黑洞
作者：珍．賽佛（Jeanne Safer）
譯者： 劉議方
出版：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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