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瑞典學院宣布，2019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是奧地利詩人及作家漢德克（Peter Handke），引起極大爭議。
引起爭議，並非因為漢德克的文學成就不足以獲獎，相反的，評論家多承認諾貝爾獎主辦單位的評語，漢德克多年來在各種文類上的創作與創新，使得他成為戰後歐洲最有影響力的作家之一。幾乎沒有任何德語世界的重要文學獎不曾頒給他，近年來日耳曼文學界也有不少人研究其作品。知名出版社蘇爾康（Suhrkamp）將他自1965年至2016年間的作品編輯為《漢德克文庫》（Die Peter Handke Bibliothek）出版，創作時間跨越50年，共14冊，1萬餘頁，展現這位作者充沛的創作能力，從這些作品來檢視漢德克的文學生命，他做為文學獎得主毫無疑義。
有爭議的是漢德克的政治立場。他在南斯拉夫內戰問題中，站在獨裁者一方，反對西方國家。
走入戰後歐洲文壇
漢德克出生於1942年的奧地利小鎮格里芬（Griffen），幼年時隨家人短暫居住過柏林，後仍返回家鄉小鎮就學成長，中學就讀教會住宿學校，那學校培育未來將成為神職人員的學生，然而，就是在那間學校裡，漢德克遇見了文學。在一篇訪談中，他說起15、16歲時遇見兩個作家的作品，徹底改變了他：美國作家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及法國作家貝爾納諾斯（Georges Bernanos）。當時在住宿學校裡，這兩人的作品都是禁書，然而那其中描述的「真正的生活」卻使漢德克知道，某些東西在他迄今的生活之外等待發掘。
畢業後他去了格拉茲（Graz）讀法學，並迷上電影，日後他的文學工作中，劇本、影評便占了重要的部分。60年代開始，漢德克開始發表短文及小說，1966年，他的首部長篇小說《黃蜂》（Die Hornissen）出版後，便休學專心寫作，正式開始了職業作家之路。
這本《黃蜂》，是當時仍熱愛搖滾樂、留著披頭四髮型的大學生漢德克先手寫草稿，再至格拉茲的文藝創作者共用空間城市公園論壇（Forum Stadtpark）借用打字機打出來的，實驗性極強的情節，一開始投稿遭退稿，後來另找到德國的蘇爾康出版社出版後，銷量不佳，但漢德克仍因而加入了德國知名文學社團四七社，並搬至德國與法國，打開了戰後歐洲文壇的大門，也親身經歷了1968年學運時候的不安。
70年代初，其母親因為長年憂鬱症而自殺，傷痛之下，漢德克寫出一本《無慾的悲歌》（Wunschloses Unglück），在該書開章，他引用巴布．狄倫的歌詞：「不忙於生者，即忙於死」（he not busy being born is busy dying），書寫其母親來自一個貧窮東歐家庭一生的「忙於生」。這在其母親逝世2個月後開始寫作的小說，其實並非一本克服悲慟之作，而是漢德克以半自傳與半虛構的寫作手法，冷靜觀察這位被時代決定其命運的女人，她生活在壓制欲望的社會裡，徒勞無功地試圖克服自身悲劇，逐漸地亦失去了欲望的能力。他寫道：「在這樣的困境中出生的女人，從一開始就注定了死亡。」這本小說展現了漢德克一流的語言掌握能力，獲得文學界一致好評，後來也被改編為電影及舞臺劇。
在德國與法國居住、寫作多年後，漢德克於1979年出版《緩慢的歸鄉》（Langsame Heimkehr），講述一位流浪全球工作的地質學者，最後終究為了尋求拯救，回到歐洲原鄉的故事。這本寫作於奧地利的小說也道出他自身的歸鄉，整個80年代，他幾乎都居住在奧地利，潛心創作。
1987年，溫德斯（Wim Wenders）的《在柏林之上的天空》（Der Himmel über Berlin，英文片名《欲望之翼》）上映，漢德克參與腳本寫作，隨著電影成為經典，他跨出了德語圈，成為全球知名的作家。尤其是電影一開始由天使緩緩唸出的〈當孩子還是孩子時〉，更是打動無數人心：
當孩子還是孩子時
搖晃著雙臂行走
小溪即是河流
河流即是大江
水窪即是海洋Als das Kind Kind war,
ging es mit hängenden Armen,
wollte der Bach sei ein Fluß,
der Fluß sei ein Strom,
und diese Pfütze das Meer.
反對西方、支持獨裁者的爭議
90年代南斯拉夫戰爭發生後，那引起爭議的政治表態重擊了詩人。漢德克支持鼓吹塞爾維亞民族主義的米洛塞維奇，被歐洲文壇、政壇、新聞界圍剿，甚至，教會將他驅逐。在強大的壓力下，漢德克並未改變立場，堅持認為這位西方媒體所稱的「巴爾幹屠夫」並未犯下「滅絕種族」罪。後來，他更出席米洛塞維奇的喪禮，致悼詞時他說：「我看見，我聽見，我感受，我記得。所以我今天到場，站在南斯拉夫旁邊，站在塞爾維亞旁邊，站在米洛塞維奇旁邊。」
南斯拉夫戰爭成因複雜，不只有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因素，甚至牽涉世界政治局勢變化、美國與北約在東歐的布局及與俄國的角力。對於那些造成死傷無數的戰爭，支持者與反對者之間難有定論。1999年4月，北約進攻了南斯拉夫的首都貝爾格勒，德國哲學家哈伯瑪斯發表一篇引發學界及政界激辯的文章〈獸性與人性〉（Bestialität und Humanität），支持西方勢力出兵，主張倘為解救正在受迫害的少數族群，則入侵主權國家並非違反國際法，反而是正義之戰，符合超越國際法的普遍價值。而漢德克當然反對這種立場，他認為西方國家是偽善的。不過，我認為即使漢德克再怎麼支持民族主義（甚至法西斯主義），即使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確實有帝國主義傾向，甚至即使如他所說，北約的轟炸造成無辜者的傷亡，也不能無視於米洛塞維奇在巴爾幹半島引發的無數死傷及所犯的戰爭罪行。
因為漢德克這樣的立場，在諾貝爾獎公布後，《衛報》即報導作家魯西迪（Salman Rushdie）、昆祖魯（Hari Kunzru）、哲學家齊澤克（Slavoj Žižek）均認為此結果極有爭議，甚至是醜聞，因為漢德克的作品雖好，但帶著「令人震驚的倫理的盲目」。
2007年，在接受另一位奧地利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艾芙烈．葉利尼克（Elfriede Jelinek）的訪談中，兩人談起這個政治爭議。葉利尼克說，漢德克因為南斯拉夫問題成為「受憎恨的對象」（Haßobjekt），即使是塞爾維亞人，大部分也不認同米洛塞維奇之作為，何以漢德克如此堅持？漢德克也承認，很長一段時間，出版界避免與他往來，他受到威脅，甚至在法蘭克福劇院上映其劇作時，抗議民眾在入口抬棺。但即使如此，漢德克依然不為所動。塞爾維亞的作家碧莉亞娜．施碧雅諾維奇（Biljana Srbljanović）批評他，對於巴爾幹半島上反對派如何遭到屠殺一無所知。他反駁認為每個國家都存在著暴行，不該只找米洛塞維奇負責；而施碧雅諾維奇可恥地為西方入侵軍事行動粉飾太平，他稱之為「西方之娼婦」（Westhure）。
思想偉大事物與鑄下大錯
漢德克的態度，與德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葛拉斯（Günter Grass）窮其一生反省法西斯問題相反。葛拉斯是一位積極介入政治的文學者，其作品也幾乎都可以讀出政治思想，為什麼他如此「政治」？因為他知道必須以文學抵禦極權主義；而漢德克基本上並非政治人，其作品也是在文學場域實驗各種可能，並不直接探及社會，可是正是這樣的人，在政治倫理上是盲目的。
我不能不想起那也在法西斯主義前失足過、且一生未曾表示歉意的思想者海德格。「那能思想偉大事物者，必是鑄大錯者」（Wer groß denkt, muß groß irren），海德格於戰爭結束不久寫下的這句話，也許是唯一一次道歉（Entschuldigung），或者說，「除去罪責」（Ent-Schuldigung）的嘗試。這句話除了用在他自己身上，似乎也能用以形容那剛剛拿下文學桂冠的奧地利人。舉海德格為對照，並非偶然，漢德克自己正是海德格的癡迷讀者。《時代週報》（Die Zeit）的文化版總編格萊納（Ulrich Greiner）就曾撰文分析漢德克的寫作，並以海德格的語氣問道：要作偉大之詩者，可以鑄大錯嗎？（Darf groß irren, wer groß dichtet?）
我認為不行。這是人類經歷過大屠殺之後必須學習的教訓，經歷迫使文明中斷的法西斯時代後，思想或者書寫，都必須克服人類這曾經未跨越的困境，無論是文學者或哲學者，不再有犯下此等大錯的特權。阿多諾回應極權主義所寫下的「在奧許維茲之後，寫詩是野蠻的」，正是此意。要作偉大之詩者，不能站在獨裁者身側，不能不直面人類之罪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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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春山文藝創刊號－歷史在呼嘯
編者：春山出版編輯部
出版：春山出版
出版時間：20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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