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從還是創意？一個美國母親的中國教養經驗｜萊諾拉．朱（Lenora Chu）／獨評讀好書

上個月，雷尼突然對控制他學習環境的中國老師，有個清楚的認知：「有時候老師會說謊。」

有一次我們在睡覺前躺在床上說話時，雷尼對我揭露他的觀察。

「妳會不想工作嗎？」那天晚上，我們並排躺在他的下鋪，雷尼眼睛盯著頭上的木條這麼問我。

「會啊，有時候當我不想做某件事，或是我做得不對時。」我回答道。

「妳的老闆會說什麼嗎？」雷尼問道，一頭濃密棕色頭髮的小腦袋從棉被底下探出來看我。

「老闆會說：『再做一次，把它做好』。」我回答道。雷尼盯著上鋪，我繼續輕柔地問：「當你表現不好的時候，老師會做什麼？」

雷尼剛開始說得有些遲疑。「有時候老師會告訴我，我必須自己待在教室裡；在其他人下樓去玩的時候，有時候他們會帶我去小班，說要把我放在這裡，這樣我就看不到我的同學了。」

我的脈搏加速，「老師這麼說的時候，有誰和你一起嗎？」

「上一次有李發榮、梅梅和偉偉。」他提到其他三位學生的名字。「他們都哭了，但我沒哭。」

「他們為什麼哭？」我問道。

「李發榮以為，我們再也見不到同學了。但我知道老師在假裝。所以我說：『那是假的！』」雷尼面無表情地說。

「你知道是假的？」我驚訝地問，看了他一眼。

「我知道他們在撒謊，」雷尼因為我的感興趣而說得更起勁。「他們還會說我再也見不到媽媽，但我知道這個也是在說謊。」雷尼對這個判斷似乎特別有信心。畢竟，我還在這裡，不是嗎？

為了和諧而說謊

我認識的大多數中國人與真相之間的關係很微妙。中國人有可能為了各式各樣的理由犧牲真相，無論是為了追求目標、保護權威人物的面子、謙虛，還是為了維護和諧。

比較中西方文化的研究，尤其可以印證這個觀點：中國醫生不太會告訴癌症患者真相，而西方醫生則傾向於讓病患知道實情。一個會撒小謊的同學，和揭露爆炸性真相的同學，中國學生比較看得起前者。我有個女性朋友說她的父母一直宣稱「她是在垃圾堆裡撿到的」，以此避免和她談論性教育。換句話說，事實本身並不是個有價值的目標，因為中國人強調群體，更勝過個人的需求。

在雷尼老師的狀況裡，這些女人扭曲事實，就為了追求對集體有益的目標──讓孩子乖乖聽話。

我知道我應該生氣，但我並沒有。我想這是因為之前我就意識到，對已發生的事情生氣是沒有用的。也或許，我已經習慣中國學校的極端做法，但雷尼知道這些威脅是假的，這絕對是值得慶祝並讓我感到寬慰。他可以對事情提出質疑。無論是家庭環境關係還是個性使然，我不在乎。我只想歡呼：我的兒子懂得對他的所處環境做思考。

服膺體制的「積極分子」

當我的兒子雷尼開始慢慢適應這個體制時，我那位胸懷大志的共產黨員朋友達西，則充分地展現對這個體制的掌握。

「我去交通大學面試了。」達西在見面時告訴我，提到這間中國四大名校之一。

「誰選你去面試？」

「校長。我是我們學校唯一的代表，我是『積極分子』，他們喜歡我。」他又咧嘴一笑。積極分子這詞同時有「狂熱」和「機會主義者」的意思；不一定是個正面用語，達西也承認自己的兩面性。但他是受學校行政人員青睞的共青團成員。達西非常積極、努力地實現目標；為了達到目標，中國學生有時必須不擇手段。

交通大學的面試教授請他描述自己一生中最難忘的時刻和人物。達西以精心設計的答案，來表現自己不僅是個有為青年，還關注公共利益。此外，還有共產黨員典型的謙虛式自誇：除了談論他新結交的外國友人外，他還跟教授說他最敬重的人物是電腦鬼才艾倫．圖靈（Alan Turing），但是「我比不上他的雄心壯志」；母親節時，他送了媽媽手錶，但那是以物易物換來，而不是用現金買；他曾因為叔叔批評中國在國際地位太過軟弱，而出聲反駁。他堅定地說：「中國在保護國家利益和鼓勵成長上的努力，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我凝視著這位「積極分子」的眼睛，問他：「你會緊張嗎？」

「這並不難，」達西說：「我是根據事實回答問題，其他問題則依據他們想聽到的內容來回答。」這讓我想起他曾說過的骨髓捐贈故事。去年，達西就讀高中的行政人員強制要求學生在18歲時為骨髓捐贈比對提供血液。學校的行政單位整理了一份登記名單，並因此獲得政府官員的讚揚。這對當時的公立學校來說是個創舉，但也有少數幾個學生反對。

他們不滿自己的身體隱私被公開展示，但達西認為這些抗議者很愚蠢。「對我來說，比對是必須做的，因為我最終會加入共產黨。如果我不參加，學校就不會認為我是個好學生。」對達西來說，順從體制會給個人帶來最大的好處。所以，當護理師將針扎進他的手臂時，他毫不畏縮。

威尼斯商人的雙面解讀

阿曼達與達西不同，她不關心任何體制內的事情。她想要退出現有體制。「我覺得自己好像被上了鐐銬，我無法獨立思考。」阿曼達告訴我。

阿曼達分別在中國和美國上過莎士比亞戲劇課。其中，商人安東尼奧為了幫助他的朋友，向富有的猶太放貸人夏洛克借了一大筆錢。不幸的是，商人的船隻並未自海上返回，到了還款日時，他沒有錢可以還債。依照合約內容，夏洛克要求安東尼提供自己的肉作為償還，這不是件小事：在16世紀的威尼斯，外科醫生的手術刀會奪走人性命。

中國對要求以肉身還債的夏洛克判決很清楚：猶太商人是邪惡的化身，既貪婪又殘忍。阿曼達說：「老師總是將夏洛克比做沒心肝、沒感情的資本家。」穿著制服坐在上海教室裡的阿曼達從未質疑過這種詮釋方式。即使她想，她也提不出任何反證。在中國，文學作品常以片段形式呈現，甚至被重寫，挑選想傳達的訊息後，再編進教科書中。

阿曼達的啟蒙來自她在美國高中當交換生的時候。她被分配到閱讀完整、未經修剪的版本，她發現許多過往在中國未曾看過的劇情，例如夏洛克因為猶太人的身分而遭排擠，這部分在中國的教科書中被刪除了。

「夏洛克的行為是令人憎恨的，但那是因為大家都排擠他！是社會塑造出這種『可惡的猶太人』的形象。」阿曼達驚訝地說道，即使那是她一年前的發現，現在她仍對這個發現震驚不已。「他不是唯一一個犯錯的人。」受到啟發的阿曼達，迅速寫了一篇有關惡人形成與生存環境關係的高中論文。在美國課堂上至少會從同情的角度來討論夏洛克這個角色。

「不能在中國學校裡提出這個觀點嗎？」我問她。

「不能。」阿曼達說。

「為什麼？」

「它與官方詮釋不一樣。」

「夏洛克的『官方』詮釋是什麼？」

「夏洛克的邪惡是因為他對金錢的渴望，渴望金錢是不對的。」阿曼達說。很有道理，不能為了個人而追求財富，善良的中國人要把國家、社區和社會放在自我之前，儘管大家看到資本主義四處猖獗，周圍的人個個都在追求財富，但共產黨仍堅持這樣的宣傳方式。

回到上海後，阿曼達被指定寫一篇以「未知」為題的文章。她任由自己的思緒奔放，文字流動，最後總結出：人們應該尊重他們所不知道的想法。

「我還寫說：應該挑戰權威。」阿曼達告訴我。正是這種另類的世界觀，讓她在上海的教室裡顯得特立獨行。

中國老師用紅筆密密麻麻地批改了她的作文，給了個不及格的分數。另一位同學用了體制認可的文體，因此得到老師「閃耀著光芒的文字」的讚賞，這更加深對阿曼達的羞辱。阿曼達告訴我：「那位同學的文章辭藻華麗但內容空洞，她未對任何事物提出挑戰。」中國人以文情並茂的標準來評論寫作；相比之下，美國的寫作更重視強而有力的表達，以及清楚的論證。

這樣的經驗很痛苦，卻也更堅定阿曼達的決心。阿曼達說：「我真的很難過。」中國的世界觀不再是她根深蒂固的想法，更像是一件緊箍著她身體的不合身制服。

當跳脫框架思考等於不尊重老師

在我關心自己的孩子時，中國的領導階層也關心從中國學校畢業的學生。創造性和獨立思考的能力對於參與全球經濟至關重要，許多經濟專家表示，如果中國不能改革教育體制和工作環境，中國將有可能停滯不前，成為二流的世界強國。儘管上海學生在PISA中，數學、閱讀和科學方面取得最高的成績，但測驗結果也顯示，在以創造力解決問題時，他們的表現卻有所下滑。「中國會有賈伯斯嗎？」這是一個讓許多中國人感到不安的悲嘆。

在創意表達上的窒礙，使中國教育前景陷入困境：霸道的教師不鼓勵學生公開質疑；考試目的是讓孩子死背硬記，而非探索；強調服從的集體主義；不願花時間練習創意；以及儒家思想對於文化的影響。事實上，儒家宗旨抑制了「中國在釋放創造力時所必須的開放性、機會以及合作力，」史塔斯寫道。一位在中國教授法律的英國教授告訴我：「當中國學生來找我指導時，他們已經不會舉手發問了，他們甚至不知道要如何提問，他們的探索期已經結束。」

此外，冒險的行為在中國教室裡會受到懲罰，奧菲莉亞很早就學到了這個教訓。一年級時，她的數學老師要求全班練習，以兩條完全平行的線畫出等號。6歲的奧菲莉亞畫不好，所以她用繩子將兩枝鉛筆捆在一起，一下就畫出兩條完美的線，但是這個創意卻讓老師很生氣。奧菲莉亞說：「她把我畫等號的筆貼在教室前面，在全班面前羞辱我。」

雷尼的美國朋友也有類似經驗。米雅被要求按照數字順序，點到點地描出一隻烏龜，但她突然在18和19之間岔出去畫一個小腳蹼。中國的幼兒園不允許動物出現不存在的附肢，於是老師用粗粗的紅筆在她的圖上打了一個大叉叉。回到家，米雅向母親哭訴：「上帝希望這隻烏龜有一隻腳。」她的母親想了一會兒明智地回答說：「上帝可能希望這隻烏龜有一隻腳，但在學校，老師就是上帝。所以，在學校裡，妳的烏龜要從18連到19。」

中國的教育鼓勵順從，不鼓勵實驗，這可能導致創造的死亡。害怕丟臉的文化也抑制了創意：一位在杭州的高中校長對學校的學生做了調查，結果發現，大多數的學生將「跳脫框框思考」等同於「不尊重老師」。

中國人是否正在失去創意？

韓寒是中國最受歡迎的部落客之一，他也是個高中輟學生，在一篇被多次重新刊登的報紙文章中，韓寒將中國教育比作「穿著棉襖洗澡」：「（在中國教育中）全面發展的表現，結果可能只是全然的平庸。」

但中國的教育是否前途一片黯淡？

在中國工作的朋友和同事都說道，中國人的創造精神總是不在教室裡展現，卻在市場上大放異彩。經過多年的壓迫和幾十年的限制性經濟政策，中國人一直在為自己和家人爭取更美好生活的機會，即使是最微小的鼓勵，也可以打開創造力洪流的閘門。

如同中國畫家被教導，要不斷地模仿名作，直到繪畫技術深植在記憶裡為止。今天被認為最具革命性的中國公司，都是先採用他人的模式，逐步改進後，才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公司。從非西方的觀點來看，這不也是一種創新嗎？至少目前這種做法成功了。正如某位教導創業的教授告訴我，如果中國真的在尋找像史蒂夫．賈伯斯這樣的遠見者，那也只需要一個。（事實上，西方也沒那麼多的「賈伯斯」。）

一位擔任營利性教育機構主管的朋友告訴我，儘管西方人及多數中國人強烈抨擊存在於中國社會、政治和教育體系中的威權主義，事實上，這反而是鼓勵人冒險的導火線（但也是誘惑人犯法）。「中國人很習慣翻牆──你蓋了一道牆，他們可能在水泥未乾前，就知道如何翻過去。」

在中國工作的人一致認為，說「中國人沒有創造力」那是錯的。中國在課堂上的教學方式確實阻礙學生的自由表達，這是它在教育上的問題之一，但中國人正在努力克服這些障礙。「指導和培訓是我的首要任務，」上海一位中國首席技術官說，他曾與數千名中國年輕的程式設計師和工程師合作過，「解開他們身上的束縛是我的工作。學得快的人，就會變成頂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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