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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ng Zhao原作李明洋摘譯、改寫

環顧世界各國,西方政府正努力將教育改造得更加中國化。例如2016年,英國教育標準局長Nick Gibb宣布將挹注5,300萬美元的經費,讓全國8,000多所小學採用中國式的教學方式上數學課;之後不到一年的時間,出版商HarperCollins接著宣布,要讓英國的師生在數學課使用中國式的教科書。而英國政府也將聘請中國上海的教師前去協助改善英國的教育。

另一方面,中國似乎也同樣渴望能夠實施英國式的教育。例如2016年,英國白金漢郡(Buckinghamshire)的女子寄宿學校Wycombe Abbey在中國的江蘇省設立了姊妹校。在此之前,英國的Harrow、Dulwich、Malvern和Wellington等高等教育機構則早已在上海、北京和成都等大都市設立分校。想要進入這些學校就學,費用高達20,000美元,這對於人均收入只有7,000美元的北京和上海市民來說,負擔尤其昂貴。然而,當地民眾對於這些學校的需求卻是有增無減。

英國並不是唯一欽羨中國教育的國家。同樣的,中國也不是唯一想要實施英國教育的國家。在西方傳統國家和亞洲國家之間存在著一種相互仰慕的奇特運動。這種相互仰慕的運動,不是只限於教學方法、教科書或諸如A-Leve或IGCSE等學業成就認證方案的模仿,而是從課程到教學法,以及從學校授課時數到評量等教育的各個面向進行仿效。

「向東方學習」

過去20年來,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等西方國家已經變得愈來愈迷戀東亞國家的教育。這樣的癡迷主要是因為東亞國家在國際測驗上的優異表現,使得西方諸國誤以為東亞國家的教育極為優越。這種情形乃是發端於針對8歲和12歲孩童進行的「國際數學暨科學趨勢研究」(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 TIMSS)。

1990年代,以新加坡、香港、日本和南韓為代表的東亞教育體系在TIMSS的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由於這些國家在測驗中獲得了超高分,和西方各國平庸的分數相較之下更顯傑出,因而促使西方的教育體系向東方看齊。而當中國在2009年「國際學生評量計畫」(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中數學、閱讀和科學各科測驗都獲得驚人的成就後,中國教育更成為西方各國追捧的新目標。

在少數幾個測驗成績的誤導下,西方媒體、PISA和TIMSS官方、政治人物及教育專家做出結論,認為亞洲教育是卓越且值得仿效的。絕大多數的媒體都強力放送著亞洲的教育極為卓越;一些學術著作也強調西方世界因為教育淪喪而註定要失敗,而中國和其他東亞各國則將取而代之,成為一股新的主導力量。若想贏得這場競賽,西方世界就必須更加中國化,至少在教育上勢必如此。

就連政治領袖也急切地想藉由中國來推展政策。例如2010年,英國教育秘書長Michael Gove就曾在《每日電訊報》(The Telegraph)的專欄上提出警告,公開表示遠東地區學校培育出來的學生比英國的學生還要卓越,因此他誓言要比照中國毛主席在1960年代所推動那場長達10年之久的政治運動,也要在英國推動一場文化的大革命。Gove在文章中宣稱,英國「已經踏上了教育改革的長征之路。」

結果英國就此更加致力於複製中國和遠東地區的教育體系。他們推動以考試為導向的教育制度,包括中央化(centralization)、標準化(standardization ),以及機械化(mechanization)。

更標準、更扁平、更窄化的教學

如今,西方的教育當局已較以往更加威權,他們為每個學生該在學校學些什麼做決定。例如澳大利亞課程(Australian Curriculum)、美國的共同核心(Common Core)運動,以及英國的國家課程(National Curriculum)都拋棄了原本自身權力下放的傳統,而試圖將全國孩子的學習內容加以標準化。

過去20年來,西方國家也愈來愈採行高利害關係的標準化測驗,要求學校和教師為考試而教,並肩負起績效責任。例如澳大利亞推行的「國家評量計畫」(National Assessment Program-Literacy and Numeracy, NAPLAN),以及美國布希(George W. Bush)總統和歐巴馬(Obama)總統授權通過的「沒有一個孩子落後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NCLB)和共同核心標準。這些行為已成功地讓所有孩子的經驗更趨於同質,教育內容變得更加機械化,更為平庸,學習更為填鴨,教學也更為制式,更加標準化。除此之外,這些國家的教育當局還針對數學和閱讀等核心科目訂定更高的標準、延長學校的學習時間、分派學生做更多的家庭作業、提高師範體系的入學考試分數,並使課程內容日益窄化。

這種致力於輸入東亞國家的教育實務其實是一種致命的作法。套一句中國的成語,那無疑是「飲鴆止渴」。雖然西方國家渴望能夠改善教育,但在作法上卻是去仿效將會導致災難的(東亞國家教育)制度。

考試高分的背後,亞洲式學習卻有這些問題

亞洲國家的教育培育出來的學生或許會考試得高分,但是他們的作法和政策卻有著極大的缺失。誠如香港教育委員會(Education Commission in Hong Kong)在2000年所提出的批判,認為亞洲國家的「學校生活通常是極為單調的,學生既沒有獲得全面性的學習經驗,也鮮少有機會去進行思考,探索及創造。」中國國家教育委員會(Chinese National Education Commission)也在1997年哀嘆道,以考試為導向的教育殘害了學生的(學習)動機和熱情,抑制了學生的創造力,也妨礙了學生的整體發展。

而根據南韓總統教育改革委員會(Korean Presidential Commission on Education Reform)的報告指出,南韓的教育體系不僅過於中央化,極度要求一致性,而且也很少允許多樣性或創新性。

東亞國家的人們早已親眼目睹自己國家的教育體系是如何地殘害孩子,亦即使孩子高度焦慮、壓力極大、視力低下、自信心不足、自尊心偏低,而且生活技能匱乏。無論是TIMSS還是PISA的結果都顯示出,比起西方國家的同儕,東亞國家的學生較沒自信,較不喜歡學習的科目,而且對於考試成績較佳的科目也較不重視。

然而,令人感到諷刺的是,英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渴望把亞洲國家的教育實務和政策拿來取代自己的教育,而亞洲國家同樣地也想擁抱和體驗西方的教育。

「向西方學習」

在亞洲,除了少數家境富裕的人家將子女送去西方或奉行西方教育模式的學校以外,許多國家也都進行了大規模的教育改革。儘管這些努力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卻顯示出亞洲國家極度想要降低傳統教育殘害孩子的程度,而這些傳統教育,其實反而是西方國家所亟欲仿效的。

事實上,在2015年,一份針對中國、香港、新加坡和南韓等4個進行教育改革的東亞國家所做的研究發現,這幾個國家極力推動的教育改革,和西方世界積極在做的恰好相反。這4個東亞國家都重新定義了所謂的「成功教育」,並擴大其內涵。所謂成功的教育並非讓學生在語文、數學和科學等幾個科目考試得高分,而是讓學生擁有創造力、溝通能力、合作,以及高階思考力等21世紀所應具備的技能。而且這些國家也開始注重增強學生的社交、情感表達和身體健康。

此外,這些國家的教育當局不再一手掌控,而是逐漸放鬆對地方的控制,也讓地方政府和學校在課程、教學法和評量上擁有更多的自主性。這些國家沒有繼續實施更多的考試,而是試著去減少學校考試的份量,也減輕對考試的重視程度。例如,中國已經限制小學考試的次數,也禁止在小學升中學時實施標準化的入學考試。南韓在升大學時,也大幅度降低入學考試的重要性。

這些國家沒有繼續進行更多的填鴨式教學,而是致力於教學轉型,將傳統上著重於直接灌輸知識和偏重記憶的教學方法,轉型成更以學生為中心,並以探究為基礎的教學方法。

這些國家沒有繼續窄化課程內容,而是實施教育改革,讓學生接觸到以往學科外的內容,擴大他們的學習經驗,著重品德教育、藝術、體育和社交技巧的養成。

這些國家沒有延長學校學習時間,也沒有增加家庭作業的份量,而是制定政策去減輕學生的學業負擔,並且限制課餘時間從事學業活動的份量。例如中國就禁止學校在放學後或寒暑假期間提供學生課業輔導活動。

開創未來的可能

東西方世界的這種相互學習不僅不健康,而且也不可能解決各自的問題。英國、美國、澳大利亞和其他西方國家致力於讓自己的教育更加亞洲化,是否真能提升學生的考試成績呢?這是未知數。至少到目前為止,並沒有證據可以加以佐證。

就算西方國家的學生考試考高分了,他們就會感到滿意嗎?東亞國家的教育體系已經意識到,能否考試考高分和能否在瞬息萬變的社會中成功,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更令東亞教育體系急切關心的是,他們的傳統教育不僅無法培育,反而加速地摧毀孩子們的創造力、自信心、終生學習技能和創業精神。

教育是以未來為導向的一種行業,然而目前的作法卻是以過去為導向。歸根究柢,東方的教育並非西方世界的解藥,同樣的,西方的教育也不是東方世界的解藥,因為兩者採用的教育模式都太過於陳舊了。如果真有什麼值得相互學習的,那就是他們對於未來的想法。在這一點上,東方世界似乎有著更好的願景,那就是他們的教育目標在於培育出具有創意,關懷社會,以及具有社會責任的公民。

人類社會正邁入一個技術快速變革的新紀元,然而卻也面臨到諸多挑戰,例如環境急遽惡化,勞力被機器取代致使失業率攀升,從而使不平等的程度擴大。我們必須創造出一個新的教育模式,這個模式能夠培育出具有獨特創意,也懂得互助合作的個體,以便迎接上述諸項挑戰,進而取得新的契機。目前,沒有任何教育體系可以好好地做到這一點。因此,每個國家都站在相同的起點。只要率先開創出足以因應未來世界的教育體系者,就可以引領未來。

屆時,這個新創造出來的教育模式將使得當今東西方世界的教育問題獲得解決,就如同當初世界各大都市在19至20世紀之交面臨的大量馬糞問題,因為後來汽車的誕生一掃而空那樣。

(本文原發表於2017年8月31日的New Internationalist,標題為The West and Asian education: a fatal attraction. 本文作者Yong Zhao為國際知名教育學者、作家及演講者,專精於全球教育方法及應用,曾任職於美國奧瑞岡大學(University of Oregon),擔任教育測量、政策和領導學系教授;目前為堪薩斯大學教育學院(School of Educ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Kansas)特聘教授(distinguished professor)。Zhao教授著作等身,發表學術文章百餘篇,出版20餘本書,包括2015年出版的《莫把人送去做機器做的事:導正科技融入教育的5個最大謬誤》(Never Send a Human to Do a Machine's Job: Correcting Top 5 Ed Tech Mistakes)、2014年出版的《誰害怕大惡龍:為何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好(最差)的教育體系》(Who's Afraid of the Big Bad Dragon: Why China Has the Best (and Worst) Education System in the World)、2012年出版的《世界級的學習者:教育創新與學生創業》(World Class Learners: Educating Cre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Students),以及2009年出版的《迎頭趕上或引領世界:在全球化時代的美國教育》(Catching Up or Leading the Way: American Education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此外,他尚有經營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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