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一個外地人來說，我們很難了解舊金山正在遭遇什麼危機。如果你是我，你可能會逛著教會區（Mission），吃著墨西哥脆薄餅，覺得這個社區看起還滿可愛的。你不會意識到就在墨西哥餐廳的樓上，一個家庭可能要為一個10呎見方的小房間，付出一個月1,000美元的租金。你也不會知道那些著名的社運藝術家團體，他們在1970年代時曾創作各種生動的壁畫，描繪勞動階級的艱辛與美好，現在大多數的藝術家都離開了。
曾經是自由嬉皮的天堂，現在卻成了白人菁英的世界
根據作家和社會運動者雷貝嘉．索爾尼（Rebecca Solnit）的說法，舊金山跟美國東岸的城市不同，一向沒有大型的工業生產，因此城市的人口遷出時，搬進來的不只是勞工階級的居民，也湧進了嬉皮、藝術家、各式各樣離經叛道的邊緣人。舊金山有悠久與進步獨特的政治文化，因此城市裡面的租屋者相當團結。在長期對政府施壓後，1979年市參事委員會（Board of Supervisors）通過了租金管制的法條，限制1979年前興建的公寓，其租金上漲的比例要依據通貨膨脹率而訂，法條也保障租戶，讓房東很難將租戶趕走。
法規已經訂得這麼嚴格，但租戶被屋主收回租約、要求搬遷的比例仍很高，這顯示了土地的價值有多麼寶貴。
由市參事委員大衛．坎波斯（David Campos）做的研究報告指出，從2014年2月到2015年2月之間，全市屋主們共向市政府申請發出2,120個搬遷通知，要求租戶搬出，較5年前高出了55%，而這還是透過合法申請的案件紀錄。其他屋主私底下迫使租戶搬遷的案件，都不在紀錄內。屋主付給租戶一筆錢，買斷租約讓他們搬遷居住之地，也越來越普遍。社會運動者估計，屋主通常提供5,000到10,000美金，讓他們離開自己的家。這可以被當成是一種威脅，屋主警告租戶收一筆錢離開，否則就會面臨強制驅逐。但當租金是如此之高，這些人一旦被驅離原本受租金管制的公寓，很有可能就得離開城市，或變成無家可歸的流浪者。
某些地區，像是教會區，問題特別嚴重。教會區是舊金山主要的拉丁美洲裔社區，原本的房屋市場頗合理，但因為有兩條舊金山的鐵路運輸系統通過，離市中心也近，成為縉紳化的目標。從1990到2010年間，該地拉丁美洲裔的家庭少了1,400戶，白人家庭則增加了2,900戶。租金高漲對於有色族裔人口造成的壓力，也擴散到舊金山以外的灣區，在奧克蘭（Oakland），1990到2011年之間，黑人所佔人口數已經從43%降到26%。
當所有年薪不到10萬美金的人，都住不起城市
萊緹西亞．瑞爾斯（Leticia Rios）目前為一對科技界的夫妻擔任保母，她住在山景市（Mountain View），距離舊金山南方大約45分鐘車程，也是谷歌總部的所在。她已經在這城市住了14年，但她的租金最近被上漲了1,000美元，即便她和她的先生都有全職工作，他們再也負擔不起住在那裡。
隨著租金高漲，不只是低薪的勞工，對於原本享有穩定生活的警察、律師、中產階級專業者來說，住宅也變得難以負擔。我跟好幾位教會區的公立學校教師聊天，他們擁有相當不錯的中產階級收入，起薪是年薪5萬美金以上，但對於傑克．哈瑞斯（Jake Harris），我所遇到的一位教師來說，這樣的薪水還是不夠他和他的伴侶住在市區裡。他得通車，住在一個小時車程之遠的柏克萊和奧克蘭的交界。
「學校有好多孩子需要額外輔導，」他告訴我：「我覺得過勞，我睡眠不足，很難保持耐心，但我又需要耐心才能應付那些孩子，在情緒上來說，我沒有辦法一直這樣撐著。」
當藝術家、老師、律師，所有年薪不到10萬美元的人，都無法負擔得起住在城市裡，城市會變得怎麼樣呢？當社區裡租金低於2,500美金的單房公寓只佔4%，那些為科技業者煮咖啡的人要住在哪裡？這個地區在本質上阻絕了勞工階級進駐。雷貝嘉．索爾尼算出，在1950和1960年代，一個藝術家每個月要工作65個小時，以最低時薪而計，才能負擔一間公寓。今日的舊金山，以美國標準來說，基本工資算是高的了，每個小時12.25美金，但是一間要價2,500美元的公寓（以現在的標準來說相當便宜），租屋者需要以基本時薪工作超過200個小時才能負擔房租，這遠遠超過了一份正職工作的時數，而這只是房租而已，還不包括其他生活開支。
舊金山人抱怨著：這個文化快要被高房租給摧毀，為城市勞心勞力的人，再也無法居住在城市內，但這樣的擔心似乎不被市政府所重視。儘管房價攀升，科技公司一間接著一間進駐城市，政治人物仍決意用城市的有限資源，去吸引更多投資。艾德．李（Ed Lee）是舊金山的市長，社會運動份子對他發出公然噓聲，譴責他一味討好科技業，忽略了相關政策對產業外的人所造成的影響。在李的政策中，最出名的是提供推特（Twitter）3,000萬美金的免稅額，獎勵該公司將企業總部設在景氣已相當熱絡的舊金山市中心。2016年，當超級盃在聖塔克拉拉舉辦，舊金山為國家美式足球聯盟辦了一個盛大的派對。李大幅增加警力，清除市中心街道無家可歸者的帳篷。對社運者來說，這個活動象徵了新舊金山目前的問題：城市寧可歡迎外來者，卻無視於城市弱勢人口的需要。
很多方面來說，這正是城市所追求的。城市展開雙臂歡迎科技產業。這裡是企業的大本營，任何反商、反科技的言論，都會遇到來自資源豐沛的企業團體、市長、市議員甚至多數市民的攻擊。2015年地方曾有一場投票，希望限制Airbnb的租屋數，以保障當地人能有足夠的住房，但卻無法取得足夠的支持票數。曾有倡議者希望對科技業者加收1.5%的稅，這可以為社會住宅帶來百萬美金的發展基金，這項提議甚至無法通過市參事委員會的決議，就被封殺了。舊金山決定不要得罪城市的衣食父母──科技界與企業，即便城市的居民正不斷遭受驅離。
沒有社區，只有消費
我在教會區閒晃時，遇到16歲、自小在當地長大的休葛．發卡斯（Hugo Vargas）。休葛在社區中心當義工，他答應帶我四處逛逛。他告訴我他爸媽的故事，一位是咖啡師、一位是廚師，一人的年薪大約是45,000美金，但是休葛和他的家人還是經常考慮要搬離此地。我很好奇為什麼他父母加起來高達9萬美金的薪水，還會造成這麼大的不安定感，等到休葛讓我看到他的家，我才終於明白。
我們停在一棟四層樓的房屋前，休葛按了門鈴，警衛帶我們走進一棟都是單人房單位（SRO）的建築。空間被隔成一間一間的，都是狹小的單人房，每個房間只夠放一張床、一個櫃子，然後就僅能容身了。
從淘金時代開始，單人房就是舊金山住房供給的主力，臨時性的工人、新到的移民、無家可歸的人、甚至勞工家庭，都住在這類型的房屋。儘管條件不甚理想，但對於低收入的人來說，這是重要的住宅單位。但自從1970年代以來，全國有超過100萬個單位的單人房單位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面積較大、一般市價的公寓。舊金山目前仍有3萬個單人房單位，為城市5%的人口提供棲身之處。
休葛的父母在這棟屋子裡租了兩個單人房單位，一間自己住，一間給休葛和他妹妹住。休葛讓我看他的房間，大概只有12乘8呎大小，他的妹妹在看一台小電視，手裡抱著他們的吉娃娃狗，儘管房間不亂，衣服和書本在房間裡看起來還是堆得到處都是，要讓兩個青少年住在一個小於100平方呎的空間，畢竟不容易。他父母在樓上的房間也是同樣大小，他們每個月為兩個房間要付出1,900元美金。
休葛的居住環境不是很理想，但這不是休葛最在意的事，真正使他憤怒，刺激他變成一個年輕社運者的原因，是這個城市發生的改變。2014年7月的秋天，當休葛和幾位朋友在社區的公有空地玩足球時，幾個白人男子走過來，告訴這幾個拉丁美洲裔小孩，他們必須在市政府的網站登記，付每個小時27塊美金的租金，才能使用這塊空地。他們要求這些男孩離開，堅持要按照規則付費，才能使用這塊空地。其中一名男孩問這些男人在這社區住了多久。
男人回應道：「誰在乎，誰管什麼社區？」
當時的情景被錄影下來，引起廣大的爭議，一名記者追蹤發現這些男子都是Dropbox和Airbnb的員工，Airbnb是提供房屋分租服務的企業，將原本居住空間轉換成商業出租，近年來飽受批評。這個事件顯示了這些新搬入者的心態，也激化了舊金山原居民和新舊金山人之間的衝突──一邊是社區，一邊是科技界。這正是縉紳化問題的核心：男孩們認為自己有權在這塊空地踢足球，因為他們在社區住得比較久、這是他們的習慣、是他們先到這塊空地；而這些科技界的人士認為因為他們有付錢預訂，這塊空地便歸他們使用。
在這些科技人士的心中，每樣事物都是個商品，墨西哥玉米脆餅、公寓、甚至整個城市都是商品，他們有技術、有能力，也有錢去把它們買下來，這些男孩則沒有辦法。紐約的作家、社運份子莎拉．史古曼（Sarah Schulman）稱此為「心態的縉紳化」（The gentrification of the mind），隨著我們城市地景的改變，我們的心態也改變了。我們不再視自己為社區的一份子，對彼此有責任與義務，而只是購買各種物品、經驗的消費者。這是最讓休葛感到生氣的。這些外來者認為他們更有權利使用空間，無視於休葛和他朋友在社區住了多久，他們生活的習慣，他們對於公共空間的權利，只有錢才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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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如何謀殺一座城市：高房價、居民洗牌與爭取居住權的戰鬥
作者：彼得．莫斯科威茨（Peter Moskowitz）
譯者：吳比娜、賴彥如
出版：行人文化實驗室
出版時間：20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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