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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的某個下午,孩子在充氣城堡裡跳上跳下,在盛著沙子的桌子旁玩沙,並吃西瓜當點心。接著,天色漸漸昏暗。晚上8點半,3歲的奈瑪(Naima)換上粉紅色的圓點睡衣。伊薇特(Ivette)和總是時時關心她的姊姊黛安娜(Diana),在墊著瑜伽墊的薄床墊上躺下。托兒所負責人戴樂蘿絲(Deloris Hogan)替兩歲的卡登(Kadan)更換尿布;接著替一歲的諾亞(Noah)洗了澡。

看著「極限托兒所」在睡覺時光前的最後一場衝刺,著實讓人筋疲力竭──極限托兒所是我對這些近期大量激增、提供夜間時段、超早時段甚至整夜看護的托兒所總稱。迪斯托兒所(Dee's Tots Child Care)的大房間看上去就像是正在舉辦一場超大型睡衣派對,然而,這只是非常平凡的一天。

迪斯托兒所的營業時間為24小時,每週7天。而這如此罕見的營業時間,也是基於孩子父母親的工作時間非比尋常。而且,這不過是全美境內其中一間24小時制托兒所。光是在紐約新羅謝爾(New Rochelle)同一個街區上,就還有一間同樣提供過夜服務的托兒所「小寶貝」(Little Blessings)。相較之下,有些24小時制托兒所則會以父母認同作為行銷重點,取一些充滿雄心壯志的名字,像是俄亥俄州哥倫布市的「成功兒童24小時培育中心」(Success Kidz 24 Hour Enrichment Center),以及賭城的「完美兒童發展中心」(Tip Top Child Development Center)或「五星級托兒所」(Five Star Sitters)。

不正常工時的代價

這類行業的蓬勃發展,反映美國職場生活的劇變。在我們之中,有許多人的工作天數不斷增加,工時更是難以預測。這點尤其反映了21世紀24小時制商業環境的實況,無論是數位經濟或自由工作(freelance)、零工(gig)經濟、以及無法跟上經濟成長腳步的薪資停滯,在在顯示即便在低通膨的時代,美國人民的薪水依舊未能趕上支出。

24小時制托兒所的崛起也反映出美國工會的無能,以及企業極端的工作排程,已經打破一般大眾慣來遵循的工作天數與時數。使用「無能」兩字,絕非誇大其詞。在1960年代,有30%的美國人加入工會;反觀現在,在所有就業人口中,僅有11%的人加入工會,私人公司更只有7%的員工為工會成員。在美國選民眼中,工會已經失去討價還價的能力。

根據2004年的統計,有近40%的美國民眾有過異常的工作體驗──如果所謂的正常是每天工作8小時的話(此標準放在現在來看,也有如神話)。美國婦女法律中心(National Women's Law Center)也指出,現在有9%的日托中心提供夜間或週末照顧的服務。此外,在必須照顧6歲以下兒童的婦女中,有逾6成(64.2%)的人需要工作,而在照顧低齡兒童的職業媽媽中,有近2成的婦女只能找到時薪10.5美元的低薪工作。要想負擔托兒所的費用,她們就必須賺得更多。

當前多數美國成人的每週工時為47小時。那些生活在貧窮線之下的人們對於這種不合理的工時,往往更沒有權力說不。有些雇主為了減少員工「無所事事」的時間以精簡開銷,甚至屏棄人工管理的辦法,使用數據與演算法來決定工作時程。因此這些人就算想說不,也沒有人類對象可申訴。這些軟體根本不在乎工作排程是否會結束在深夜,是否會徹底撕裂員工的家庭生活,像是讓他們無法趕回家哄孩子上床睡覺,或因為要上超早的班而沒能替孩子準備早餐等。

極限托兒所的存在,點出了這個國家的工作時間是多麼地奸詐、且全然荒謬。我們現在居然需要24小時的托兒所。是的,極限托兒所反映出那些要求我們應該要投注在工作上的時間量,正在壓迫我們。

為了撫養孩子,他們不得不離開孩子

可獲得高薪但必須工作到晚上的工作,或許能讓這些父母請得起一、兩位保姆,或雙親中的其中一人可以待在家照顧孩子。但對於那些需要依賴迪斯托兒所的家長而言,他們負擔不了這樣的奢侈。舉例來說,必須獨立撫養伊薇特和黛安娜的單親媽媽瑪麗蘇(Marisol),早上8點到下午2點的時候,必須在超市工作,緊接著下午6點到10點的時段,要去家飾建材量販店家得寶(Home Depot)上班,每週必須工作6天。在這兩個上班時段裡,兩個女兒會待在迪斯托兒所,而下午2點半到5點半的休息時刻,她會去陪她們。

「第一份工作每週只要工作29個小時,因此我又找了第二份工作,畢竟我無法負擔托兒所的費用。為了生存,我需要賺更多錢,」這名戴著眼鏡、將頭髮整齊紮起的年輕媽媽這麼說道。瑪麗蘇這兩份工作的每週工時分別為29個小時。這是相當普遍的現象──如果員工的工時超過30個小時,依法雇主需要提供醫療保險。

霍根夫婦在1985年的時候創辦了這間托兒所,好讓他們可以一邊賺錢一邊照顧自己的孩子。現在,57歲的戴樂蘿絲和62歲的派崔克必須24小時工作。那些給予工時不正常父母方便的托兒所,勢必會讓自己的工時偏離常軌。夫婦兩人總是在凌晨1、2點的時候就寢。但如果過夜的孩子中途醒來,戴樂蘿絲就必須起身照料他們。處理好這些小情況後,戴樂蘿絲會繼續睡,而派崔克必須在早晨5點45分起床,替所有過夜的孩子準備早餐,並打掃環境,迎接6點鐘送孩子來托兒所的家長們。

迪斯托兒所中,多數兒童來自於非裔美國家庭,這在統計數據上相當合理:數十年來,非裔美國人婦女需要工作的比例一直高於其他裔的女性。對於這些家庭來說,托兒所是不可或缺的存在。霍根夫婦也都是非裔美國人,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托兒服務的勞動人口不成比例地多為有色人種。但在另一方面,派崔克又是一個異常的存在:根據2015年的統計,從事照顧兒童的人口之中,95.6%為女性。

有時候,派崔克會為這份工作感到自豪,並在替孩子們送上餐點時,假裝自己是服務生、孩子們是顧客,對著孩子開玩笑地說:「6塊錢,謝謝」。從某個角度來看,他說的倒也沒錯。我曾問他,這瘋狂的作息時間是否讓他感到疲憊。

「你問我想不想休息?當然,」他說。「但誰不是呢?」

這世界充滿各種方便服務,前提是你得當個有錢人

對於那些不需要24小時托兒所的人來說,這些極限托兒所的存在非常令人詫異。當我在女兒那間會在傍晚5點45分休息的托兒所內,向其他家長聊起極限托兒所的情況時,某些父母明顯感到吃驚。這些父母多數都替自己的孩子報名了全日制的時髦托兒所,或雇用保姆。他們也經常需要工作到深夜,閃閃發亮的電腦螢幕讓昏暗的家裡,看上去就像是水族館。但部分父母卻覺得任孩子在托兒所過夜,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議的事。有些人甚至訝異地發現原來存在著這種地方。

當然存在。在這千禧時代下,雇主與員工的關係經歷了一番陰鬱的革命,而革命結果就是員工權益出現極大的損害。對於「讓員工擁有可忍受生活」的義務,雇主往往不願意接受或輕易忽視。稍有能力者,可以雇用互惠生(au pairs,以照顧孩子的服務換取住宿和些許零用金的職業)或家庭保姆幫忙照料孩子,有些人甚至一開始就有托兒仲介或助理可以幫他們尋找最適人選。

兒童照顧仲介是一個「客製化且獨一無二的仲介服務公司,為忙碌的家庭打造平衡的工作生活」。更富裕者,甚至可以使用位於加州、有兒童版Uber之稱的Zūm公司所提供的客製化兒童接送照顧服務;如同價格較高昂的Lyft共享汽車服務,Zūm可以接送年紀介於5歲至18歲的孩子往返於學校、社團練習、音樂課。如有需要,也可以選擇額外收費的接送前、後托兒服務。但對於在商店裡或連鎖餐廳上大夜班的工作者來說,他們根本無法負擔這樣的服務。確實,如同知名小說家瑞秋.庫斯克(Rachel Cusk)在自傳中對於有錢人如何安排日間托兒的描述:「我發現,那些為了緩解父母作息的高效率保姆,是只專屬於富人的產物。至於其他形式的托兒服務,則是秉持著公共電話亭的原則來經營。」

現在還有多少人能每週「只」工作40小時?

不規律且永無止境的工作文化,影響了我們許多人,無論是筋疲力竭的中產階級家長,或那些領著最低薪資、從早到晚必須在各個家庭或托兒所內照顧孩子的職業保姆。這些家長與照顧者的共生關係,就如同俄羅斯套娃般層層嵌合,而雙方都希望能達成一個全新卻又令人頭疼的目標:即時(just-in-time)排班。即時排班制幾乎不顧員工的需求,僅根據公司的利益設下了奇怪且不穩定的工作時段,像是不給予充分的事前通知就急召員工來值班,而這在工作過度的文化下,已經成為一種新常態。

除了必須在沒有收到預先通知的情況下進辦公室外,員工也被要求接受與典型朝九晚五不同的上班時段。事實上,根據美國經濟政策研究所的調查,有17%的美國就業人口工作排班是難以預測的。如同勞動專家、紐約市立大學歷史系教授喬書亞.費里曼(Joshua Freeman)對我說的,「現在僅有非常少數的美國人,能擁有一份每週工作40小時、一週工作5天的正常工作。」

2014年的蓋洛普(Gallup)民調也得到令人不安的相似結果:儘管「全職」工作的定義依舊是每週工作40小時,但在每10名美國人之中,僅需工作這麼「低」時數的人,不到4人。事實上,僅有42%的人每週工時為40小時,另外約有50%的人工時超過40小時,平均工時則為47個小時。而在全職工作者中,僅有8%的人表示自己的實際工時少於40小時。(其中有18%的人每週工作60小時或甚至更多!)

現在,部分企業甚至希望員工的工作班表,能根據依照最佳效率所調整出來的全天候生產進度表做規劃,並適應地球另一端商業夥伴的時區,或因應即時供需波動與客戶數量。公司希望員工能做到隨傳隨到,完全不理會這對員工的家庭生活可能會造成何種影響。擔任這些工作的家長們,往往無法陪伴孩子,或指導孩子寫作業。受即時排班制影響的家庭,永遠沒有充分的相處時光。

他們無法照顧孩子,到底是誰的錯?

最令人震驚的,莫過於托兒費用。倘若中產階級父母真的淪為瀕臨絕種的族群,且在各方面受嚴苛的工作家庭政策所累,那麼罪魁禍首或許就是托兒費用。麻省大學阿姆赫斯特校區(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的社會學教授喬雅.米瑟拉(Joya Misra)分析了上千名來自各階級的父母,許多問卷參與者表示自己被托兒費用嚇到。在雙薪家庭中,該筆開銷可能會占據其中一份收入的30%左右。在美國33個州與華盛頓特區中,將一名嬰兒交給市區托兒所照顧的費用,比公立大學一年的學費還貴(更別提保姆了)。對紐約的低收入戶來說,托兒費用遠超過食物與住房項目,成為最大的開銷。

除了負擔托兒費用的壓力外,工作者和家庭更會因為極端的作息而蒙受極大壓力。針對家長義務所施行的懲罰只是懲罰那些資源有限的父母,當他們因為兼差許多份工作而奔波在路途間,猶如搭上瘋狂旋轉木馬時,這些法令沒能給予他們任何幫助。

舉例來說,一名和我交談過的母親表示,由於她必須在早上7點半抵達聖荷西的麥當勞開始工作。因此當整個城市才剛剛甦醒的時候,她已經將家中最小的孩子送到托兒所。7點45分時,她已經在煎著蛋堡裡的蛋或清理桌子。當超過8小時的工作終於結束時,已經是下午4點,她連一口氣都不能喘,必須立刻趕到托兒所和學校,分別接走4歲與12歲的孩子。

如果這名母親沒能即時接走4歲的孩子,托兒所可以依每分鐘1美元的價格,收取額外費用。(她說托兒所最近已經鄭重警告她,如果她再遲到,他們就會真的收取這筆費用。)而如果她不能即時接走待在學校圖書館裡等著她的兒子,兒子的家庭作業就會寫不完。當他在等媽媽來接他時,圖書館裡沒有人可以督促他做功課,而沒完成的作業就會壓縮到較晚的用餐時光或應該上床睡覺的時間。

身為單親母親,她常常無法準時接到孩子,因為她的上司總會在她下班後,要求她做一些額外的工作,導致她無法準時下班。而這些變動造成了她的壓力。她每週的工時約為35個小時,但薪水仍舊無法負擔所有開銷,而和孩子關係疏遠的父親,並沒有伸出援手。由於不穩定的工作時段和無法負擔安親班的費用,她經常無法協助孩子完成他們的家庭作業。而未能按時完成作業也導致兒子的成績漸漸下滑。

被迫自己長大

「十年前,我們需要的不過是一個朝九晚五的托兒所,」迪斯托兒所的戴樂蘿絲說道。「但是現在,有些商店開到深夜12點甚至24小時無休,所以我們才會出現。我們必須提供這樣的服務。」

在我某次拜訪迪斯托兒所的時候,托兒所的籬笆上飄揚著巨大的鉛筆與泰迪熊氣球,而孩子們在充氣城堡裡蹦蹦跳跳,讓人感覺就像是踏入嘉年華盛會般。這些生活在24小時制度下的孩子們看起來都很好(至少現在如此),且異常地獨立自主。某個晚上,瑪麗蘇8歲的女兒戴安娜向我展示如何像廣告中那樣完美地將牙膏擠到牙刷上。戴安娜4歲的妹妹伊薇特則不需要任何人的督促,就會自動自發地刷牙。在這些孩子身上,我確實捕捉到些為的不安與需求,但我很少見到他們流露出悲傷或寂寞。部分孩子也出現如心理學那實用卻弔詭的術語──「親職化」(parentified)情況:在不一定出於自願的情況下被迫長大且照顧自己的孩子,具有超過其年齡的成熟。

那天,霍根夫婦播放了電影《第十四道門》(Coraline),一部黑色奇幻卡通,故事中孩子的親生媽媽在平行世界裡,被一個眼睛以鈕扣來偽裝的假媽媽替代了。一個不過比我女兒大兩歲的女孩轉頭對我說:「為什麼小孩會以為爸爸媽媽會救他們呢?」她停頓了一下。「他們太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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