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athenakuo@flickr, CC BY-NC-ND 2.0

有人說學校裡所有學科都可以不會,但「公民」一定得好好學,因為每個人有朝一日都會成為社會上的一分子。但,「公民課」和現實世界的關聯在哪裡?公民考100分,真的就等於好公民嗎?

按照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公布的2018世界自由排名,台灣的「自由」分數再度往前邁進,「公民自由」與「政治權利」都是第一等級。但在《經濟學人》智庫做的調查中,台灣的「民主」仍然是中段班的「部分民主」(Flawed democracies),並在「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與「政治參與」(political participation)獲得不及格與勉強及格的成績。

另一方面,2016年「國際公民及素養調查研究」評比(International Civic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Study)公布,台灣的「公民素養」躍升為世界第二,打敗了許多民主資深國家。但是,該測驗是抽測每個國家的八年級生對於公民事務的理解,而參與評比的24個國家中,有開設類似台灣公民課的不到一半。調查裡更重要的指標是,台灣八年級生的「政府與媒體的信任度」和「實際參與公民活動」皆低於世界平均。換言之,台灣對於民主課程的實際運用,仍然堪慮。

即使我們的民主教育課本內容包羅萬象,詳盡介紹了各種民主概念,可是在升學主義的框架之下,為了「考試鑑別度」,總是偏重於知識層面的「理解民主」。那麼,到底要如何讓學生們深刻「感受」民主、了解民主得來不易,進而引發他們的學習動機呢?

或許,我們可以逆向操作,讓孩子體驗一下何謂「不民主」。

重返「白色恐怖」

為了讓學生們能夠經歷「違法」、「被抓」與「刑求」,台東均一中學在參考許多資料後舉辦了3場復刻「白色恐怖體驗」活動。課程施作以理解力、情感忍受力都較足夠的11年級為主,由我教的社會組學生擔任活動工作人員,另外幾組同學則是體驗者。

活動一開始,兩位主持人先帶領並要求體驗者跑步前往集合場地,再一搭一唱簡介台灣的戒嚴時代,並發下當年讓雷震入獄的《自由中國》摘文,請大家輪流念誦。語畢,兩位主持人如同換了腦袋般,第一位宣布:「現在時間回到30年前!」另一位則大吼著要求所有體驗者脫掉外套和鞋子。兩位主持人也脫掉了制服外套,露出襯衫上的「憲兵」牌子。我和其他工作人員從樓梯間大聲吹著哨子衝出來,用力將還在脫衣、脫鞋的體驗者押往另一個極度黑暗的空間。

體驗者們在昏暗的環境裡被壓倒而跪下,不僅被蒙住眼睛,雙手也被迅速反綁,緊接著在凶狠的語言搭配下,他們繼續被拉到室外用赤腳踩草皮、踏石頭甚至跨進小水窪中,經歷過不舒服後,再被一個個拉回室內。那裡有一個個用桌椅圍起來、狹窄又侷促、只能鑽進去的洞,主要用途是讓體驗者感覺孤獨無助。此時唯一的聲響是輕微但詭異、不斷重複的金屬敲擊聲,模擬的是當年許多政治犯在被槍斃之前,拖著腳鐐走到口字型監獄中央,自己用石頭慢慢敲開枷鎖的聲音。

待在小洞的5分鐘期間,工作人員不時拍打桌面、吼叫,讓體驗者保持那種不知道下一步會發生什麼事的折磨感。5分鐘後,再一次一個喊出體驗者的姓名(叫名字的順序會從最害怕的學生開始),並把他押解到黑暗的角落裡,要求他跪在鋪有溼抹布的地板上,自己摘掉眼罩,迎向四盞明亮的手電筒與審問。

審問內容無非是要他承認讀過《自由中國》並意圖顛覆國家,最後要求他吐露其他人的姓名。事實上,其他體驗者都能清楚聽到他被審問的過程。此時,多數體驗者都已嚇到不發一語。我們設計了一塊板子,上頭寫著「模擬已經結束,請你對著外頭大喊:『×××!對不起!』」這個喊出來的名字,就是下一位被審問的人。在下一位被審問的體驗者前往角落的空檔,還會播放槍斃音效。

最後,已「被槍斃」的體驗者會被帶往另一個空間,面牆坐在地上。一面貼滿蔣介石圖像的牆與上頭的「民主是什麼?」等待著他們,逼使他們沉澱與反思。

等所有人都完成以後,全體參與者再一同觀賞一段約3分鐘的自製影片,遙想與他們一樣在二八年華就失去性命的年輕人。最後,所有工作人員與體驗者圍坐成一圈,工作人員一起撕下胸口的「憲兵」名牌,清楚說明「活動已經結束」,並為剛才的粗魯行為致歉,展開分享時間。

這時,深受震撼的學生們,大約有8成都急切地希望能找人討論,老師的引導功力成了關鍵,也成了帶孩子重新思考「民主得來不易」的好機會。不過包含我在內的大部分現職教師,過往求學時,課本對於「白色恐怖」多半隻字未提,而檢視現下課本的相關章節,無論哪一派政黨當選,似乎都無意揭發這一段過去,間接使得課本中的內容仍然避重就輕,與世界各國轉型正義的主流「真相」與「寬恕」,還有一段好長的距離,亟需更多教育工作者共同集思廣益。

德國:承認、放下、往前走的真相之路

求學期間,我有位語言交換的德國朋友。當時恰好有一則德國還完戰爭賠款的新聞,我脫口而出:「你們終於補償完了。」沒想到他睜大眼睛、不解地看著我說:「補償?人命怎麼可能補償呢?」隨即解釋德國教育放在每位青年學子肩上「對未來之責任」,讓所有學生都清楚知道,前人犯過的錯誤需要他們一代、兩代甚至三代的人一起承擔,並對世界的未來負責。

這種勇敢面對歷史的決心,以及「克服過去」的精神,雙雙在東、西德合併之後,成為德國融合、平順崛起的核心力量。

1989年11月9日,當民主風暴吹倒了柏林圍牆,東德人一方面急著衝向自由的西德,也趕緊進入史塔西〈Stasi〉──東德國家安全部(Ministerium fuer Staatssichenrheit)總部,為的正是保存冷戰時期極權政府監控人民生活,侵擾人民權利,隨意打壓與拘捕異議人士的真相與獨裁證據。

找尋真相之路上的知名記者楊恩(Roland Jahn)就是現任德國官方保存、恢復資料的史塔西檔案局(Bundesbeauftragter für die Stasi-Unterlagen)局長。他認為「公務機關為人民服務,前提是得到人民的信賴,人民不信任的人當官,政府的公信力將無從建立」。因此「尋找真相」是所有政府的職責。史塔西檔案局不只為了恢復當時部分已被撕碎的文件而開發新科技,也耗費無數人力和物力整理資料,提供給所有想找出真相的民眾檢閱。針對東德而生的《政黨法》與兩德《統一條文》,也都強調要以「非」對東德的報復,而是基於民主規範下的公平與平等原則去規劃。

楊恩認為,東歐國家就是未能好好進行轉型正義、未能真誠面對威權遺毒,所以直到今日,每逢大選,仍然有人指控政敵是過去的「抓耙仔」,被指控的人則急忙撇清,讓社會充滿了對立和不信任感。反思台灣,即使已清算黨產,卻同樣缺乏全盤的轉型正義政策,真相未明下,還有漫漫長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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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學校最該教什麼?直擊12種非典型教育現場
作者:劉政暉
出版:時報出版
出版時間:20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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