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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每幾年就能自己選一個新主人,奴隸還是奴隸。」──赫伯特.史賓賽(Herbert pencer),《人民有權拒絕國家》(The Right to Ignore the State)

許多一般民眾與理論家,都相信政治自由以及政治參與可以賦予我們力量,因此對我們每個單一個體有益。倡議女性選舉權與女權的領袖伊莉莎白.凱迪.斯坦頓(Elizabeth Cady Stanton)就曾經說過:「選舉權就等於支配自己的能力。每個人打從出生便擁有。」當代哲學家麥可.喬爾比(Michael Cholbi)也表示投票權是人民自決的必要條件,因為這是「人們改變存在環境條件的權利」。

利用政治參與促進個人利益

一個常見的論證認為,政治自由與政治參與的價值在於增進我們的利益。其論證如下:

1.除非你有投票權、競選公職權,並且參與政治,否則政府不會回應你的利益。
2.讓政府回應人民的利益相當重要。
3.因此,投票權、競選公職權以及政治參與非常重要。

但這個論證無效。其中部分原因是:僅靠一張選票無法擁有工具性價值。單一選民投票的結果對於整體局勢毫無影響。要靠一張選票改變大局的機率微乎其微。政府不會僅因為你投票而幫助你,也不會僅因你棄權而忽視你。我們手中僅有的一張選票,不足以讓台上的政治領袖決定要幫助、無視,還是要傷害我們。

也許有人會說,個人即使無法用選票決定大局,也可以影響選舉結果。他們會說,手中的選票至少可以改變不同勢力之間的比數,決定候選人是否「擁有選民託付」(enjoys a mandate)。如果投反對票給惡劣的候選人,即使對方當選,至少也能減少選民託付,降低任內的政治效能。如果自己支持的人當選,即使自己的一票不會影響勝選結果,至少也能增加選民託付與其任內效能。然而,實證導向的政治科學家做過各式各樣的大量測試,而事實證據完完全全地推翻了它。

競選公職權的問題也一樣。隨便一個美國人選上重要公職的機率超級低。一部分的原因,是可以用競選當上的席次非常少。平均每170萬個美國人之中,只有一個國會議員席次。如果席次是用隨機方式抽的,這中獎機率可真低。

當然,席次實際上不是隨機抽選的,有錢、有魅力、認識達官顯貴的人當上公職的機率遠比其他人高。美國參議員的平均淨資產是1,400萬美元,眾議員的平均淨資產是460萬美元。相較之下,美國每一戶的平均淨資產低於7萬美元。公職席次是給有錢人選的。即使在比較平等的國家,例如瑞典,狀況也一樣。之前的瑞典首相費德里克.賴因費爾特(Fredrik Reinfeldt)身價800萬美元,該國其他政客的收入也明顯高於平均值。就算我們這種普通百姓想要競選公職,也完全無法把政客擠下來,對他們不具威脅性。

投票與選公職的權利幾乎無法給予我們任何力量,但也許有人會把希望採取更廣義的政治參與,例如政治運動、政治捐款、進行審議、撰寫文章等等。但同樣的障礙又擋在面前:大部分公民成功影響政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大部分的人即使努力做些什麼,也沒有太多影響力。這就像是大部分人無論如何努力,都無法當上職業棒球選手或流行巨星。

我有時候也很喜歡在臉書上跟同溫層的朋友一起抱怨美國變成了警察國家。發表文章反抗國家暴政的時候,我總覺得自己做出了某種有力的決定。可惜的是,除非狀況特殊,否則我們的個別行動無法產生明顯效果。無論我們積極行動、放棄參與,甚至是跳到敵人那邊,整體局勢都不會因我們一個人的行為而改變。你可以換邊站,大部分的政治部落客也都可以換邊站。除非發生什麼罕見狀況,否則你投的票或政治參與根本不會產生影響。政治參與並不會讓政府回應你的利益。

在民主社會,大批群眾的行動的確擁有力量,但單一個人的行動則否。這不是民主制度的漏洞,而是它的特徵之一。民主制度並非為了賦予個人力量而存在,而是為了大量群眾的利益刻意削弱單一個人的力量。民主將力量給予全體社會,但不會給你。

政治參與和人民自主性

政治自由、政治參與以及人民的力量之間,似乎存在著某種直覺上的連結。自主性論證對該連結的描述如下:

1.每個人的自主性、自我引導(self- directed)以及依循自己制定的規則而活,非常重要。
2.眾人共享的政治環境才能讓民眾擁有自主性、能夠自我引導、依循自己制定的規則而活。人們需要擁有政治自由並實施該自由。而政治參與在自主性與自我引導上有其助益。
3.因此,活在共享政治環境的每一個人都需要擁有政治自由,並實行該自由。

有些人認為投票與自主性之間的關係,是投票可以讓人民一定程度地參與法律的制定。人們放棄投票的同時,也放棄了這部分的制定權,因此在某些意義上只能被迫遵守法律。

然而請注意,根據上述推理,只有在你支持的人勝選時,你才擁有一部分的法律制定權,投票才會讓你擁有自主性。如果你支持的勢力輸了,制定權就沒了(舉個恐怖的例子:假設你討厭軍事鷹派,所以投了票反對他們,但卻擋不住他們勝選。如果他們開戰之後把你算成創造戰爭的一分子,那該有多糟糕)。

自主性論證也誇大了投票權與競選公職權對於人民自主的影響力。我這輩子自己做過不少決定。我決定過一些小事,例如:每天要穿什麼、吃什麼、要用什麼顏色的牙刷、要看什麼電視節目;也決定過一些重要的事,例如:學位論文要研究什麼主題、要去哪裡上大學、要接受哪一份工作。我還決定過一些至關重要的大事,例如:要跟誰結婚、要不要生小孩、要選什麼職業。

假設這些事情都可以用民主決定,就會把我的選擇權力轉移給民意機關。雖然我依然可以參與投票,但我的自主性會大幅降低。即使民意機關做的不只是投票,而是透過審議方式積極選出最佳解(並聆聽我的意見、說服我),我依然會因為讓他們做決策而大幅喪失自主性。

即使我是民主會議的成員之一,和會議決策相比,我自己做的決定具有較高的自主性。如果我是行動的獨立個體,而不只是一大群投票者的其中之一,我的自主性當然較高。即便我也參與會議,在民主會議中,我幾乎沒有什麼決策自主性。

有個絕對不出錯的方法能判斷某種狀況是不是你無法自主控制的。如果無論你做出什麼選擇或者決定,事情的結果都不會變,那麼你的選擇就沒有決定力量。舉個例子來解釋,我在寫這一段時正在進行一個實驗,要求月亮變成紫色的。可惜的是,我在好幾週內重複試驗了幾次,月亮都沒有變紫。這表示我沒有辦法自主控制月亮的顏色。

投票也是這樣。無論你要不要投票、如何做出決定,結果都不會變。這就和你希望月亮變成紫色的差不多。

你能建構你想要的社會?

哲學家克利斯蒂亞諾曾經提出一個更複雜,乍看也更合理的自主性論證。他主張政治自由可以滿足每個人「安適地活在世上」(making the world a home for themselves)這種根本利益。一個人要「安適地活在世上」,世界就必須「對他產生意義,讓他了解自己該如何融入,與世界產生連結」。類似這樣的推論,我稱之為社會建構論證(social construction argument):

1.讓人安適地活著,是人的根本利益之一。
2.要滿足這個利益,就必須讓世界回應每個人的判斷,因此每個人都必須充分參與社會建構的過程。
3.要讓社會回應每個人的判斷,讓每個人充分參與社會建構過程,就必須讓每個人都擁有均等的政治自由,可以和其他人一起行使。參與社會建構時,每個人都必須平等。
4.因此,每個人都必須擁有均等的政治自由,可以與他人一同行使。

有些人會認為,投票權與競選公職權可以讓我擁有力量,使政府更容易對我的利益做出回應。我無法靠自己的力量使政府做出回應,但如果我和其他人一起行動,當政府回應我的利益時,我也是促成回應的部分成因。然而,假設我們10個人一起朝著窗戶扔石頭,10顆石頭同時打破了窗戶。請問窗戶破裂的成因是我,還是你呢?或者說這10個人集結在一起才是窗戶破裂的成因?

或者可以這樣說:如果我有權投票並競選公職,就能參與政治過程,產生我偏好的結果。即使我並非窗戶破裂或某人勝選的成因,還是參與了集體行動,與其他人一起打破窗戶或者讓人勝選。這樣看來,投票和跳波浪舞很像。在運動比賽的觀眾席上一定有波浪舞,無論你有沒有站起來一起跳結果都一樣。但是參與其中的感覺很棒,很值得。

然而,政治並非實現社會建構的良好途徑。大部分人在家會覺得安適,是因為我們可以把家改造成自己想要的樣子,用自己認同的原則來規畫。我們不需要用公開審議的方式,跟其他人一起討論我的家具該怎麼擺才合理。除此之外,我們也可以自由規畫一部分的工作環境,至少許多人都能選擇要在哪裡工作。如果整體社會無法讓人感到安適,至少我們通常還能找到其中某個安適的小環境。但在政治中,根本不存在真正的棲位。我認為大麻入罪化以及農業補貼都是愚蠢而不符正義的事情,但它們還是影響到我,我無處可逃。

政治並非實施社會建構的良好途徑,部分原因就是每個單一公民的力量都極弱。投票的時候公民的力量小得可憐。我們永遠只能面對選擇題:要嘛同意主流意見,「一起讓結果符合大家的期待」;要嘛反對主流意見,和其他人一起表達異議。我們的力量實在太小,很難認真地說政治參與是一個實施社會建構的重要途徑。

如果你投票的方向與多數人相同,你的確參與了選舉結果的產出過程,但投票賦予你的力量也因此像是某種假象。我打個比方:你在海邊游泳,一波大浪向你襲來,你可以站在原地,可以乘浪而行,但無論如何無法把浪推回去。如果你乘浪而行,也許就可以說自己成為了浪一部分;如果你用力推一把,其中一部分的海水可能還會更快抵達岸邊。但這些都不可能讓控制浪的方向。如果你因此覺得安適,是因為你自己順應了海水的方向,而非海水順應了你。

此外,如果我們說投給勝選者的人對勝選做出貢獻,那麼投給落選者的人就無法獲得此效用。投票權淪為一種自己偏好的候選人可能在未來勝選的希望。如果你支持的候選人每次都落選,你這種「持續性少數」(Persistent minorities)甚至無法擁有上述效用。為了幫助候選人勝選,你只好妥協,投給其他人喜歡的候選人。美國公民在投票時有民主黨或共和黨兩種浪潮可以選,但如果兩個政黨都不喜歡,就幾乎什麼都不能做。

總之,政治自由與政治參與只有在特定情況下,才會賦予我們力量。自主性論證與社會建構論證是無效的,原因和結果論證一樣。這些論證要能成立,個別公民擁有的權力與影響力都必須遠遠高於實際狀態。

從根本上,我們都不具備政治權力

民主制度讓每個公民都擁有平等的基本政治權力,但每個人的權力都非常小。大多數公民透過政治活動改變世界的機率,都小到可以忽略。

在美國,投票權給我的政治權力值,大概是總值的2億1千萬分之1。過去十年以來,我不斷積極反對我國的軍事行動。但我不能說因為我投票反對鷹派人士當選,我就降低了美國2億1千萬分之1的戰爭傾向。事實上,我的投票完全起不了效果,就連讓美軍少發射一顆子彈都辦不到。我也強烈支持開放邊境,但我投票的結果完全無法讓任何一個人獲准入境,也無法讓任何一個人在被遣返之前,在美國境內多停留一秒鐘。

我的政治活動對於法律與政策到目前為止都毫無效果,而且之後也應該不會有任何效果。除非你的條件比我還好,否則你也會陷入相同的困境。

對於知識菁英政治的批評之一,就是它剝奪了民主政治中某些公民的政治權力。但如果權力是一塊餅,這些公民失去的不是其中一片,而是一小撮餅屑。

民主賦予我們力量的想法,雖然很符合直覺,但我們可能沒注意到背後的分割謬誤(fallacy of division)。民主的確以某種獨裁並不具備的方式,賦予所有人力量。但你、我、你的朋友、媽媽、你成年的孩子,都不會因為民主而更有力量。民主不會讓單一個體擁有力量,它奪個體的力量,將力量給予當下勢力最大的主流群眾。單一公民在民主社會中,是幾乎完全無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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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反民主:選票失能、理性失調,反思最神聖制度的狂亂與神話
作者: 傑森.布倫南(Jason Brennan)
譯者:劉維人
出版:聯經出版
出版時間:20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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