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1930 年初這段關鍵時期，20 幾歲的群體被「誘惑」加入納粹黨者是不成比例地多。納粹黨吹捧的偽達爾文主義明顯能吸引到健康的年輕人，而「討回戰爭公道」的主張同樣能引起這群人共鳴，儘管他們當年都還太年輕，無法上戰場，但那場戰爭的陰影卻籠罩著他們的童年。
為何青少年容易被操控？
雖然希特勒青年團（Hitler Youth）直到 1926 年才正式成立，但納粹的青年組織此前其實已行之有年。先前有些本土民族主義團體於各地推廣有成，納粹青年便跟上這股潮流，乘勢而起。一戰前很受歡迎的漂鳥運動就是一例，其宗旨在於強調親近德國鄉間的價值。「我和許多支持希特勒的年輕人一起上過山，」納粹創黨之初便入黨的克萊茵說道：「每個人都是自願前來，不是因為要聽從父母的話。有很多人正是因為父母反對才來，也許因為他們的父親是社會民主黨人吧。他們不顧父母反對，還是來了。」
希特勒青年團對許多年輕人的心靈有著深遠影響──尤其能打動那些家裡正受經濟蕭條所苦的人。納粹對暴力的投入可能也是誘因。來自德國中部貝恩堡（Bernburg）的一名青少年透露，自己受納粹運動吸引的原因，在於「氣派的衝鋒隊……在集會場所與共產黨人搏鬥」。而他「最痛恨的就是共產黨，因為在我心目中，這些人就是一群貌似土匪的無業遊民，頭戴鴨舌帽、手插口袋，懶洋洋地站在角落咒罵。衝鋒隊員在我眼中則與這群暴民完全相反。」
1932 年 5 月，貝恩堡當地的社會主義報紙刊文哀嘆：「這些年輕人自小受家庭庇護，現在卻連謀生的辦法都沒有……對現狀的憤怒加上對政治的無知（學校與家長在這方面教育無方），讓他們成為政治投機分子最容易操弄的獵物。納粹對這些年輕人大開支票，你們想得到的承諾他們都敢許下：承諾越不具體，就越有力道。」
我們能借助心理學研究來了解為什麼這麼多年輕人容易受納粹極端、情緒激昂的訊息影響，並說明納粹專攻年輕人的策略為何實為妙招。關鍵原因是，大腦負責調節情緒衝動與分析問題的區塊──前額葉皮質，要等到 25 歲左右才會發育完全。「我們的前額葉皮質演化出慢熟的特性，」神經科學家薩波斯基教授指出：「因為人要花很長時間，才能學會自身所處文化的偽善與例外，還有學會分辨該遵守哪些法則，而哪些法則其實不必遵守、可以忽略、哪些法則又值得死命捍衛，哪些惡法則須誓死反抗。」
25 歲之前，年輕人批判思考的能力還沒發育完全，但大腦中渴望新奇事物與刺激的區塊已經形成。於是人就有了尋求最狂野刺激的傾向。「青少年時期最有意思的地方，」薩波斯基教授說道：「在於這是你人生中最有可能成為殺人犯的年紀，也是你最有可能誓言終生成為德蕾莎修女的年紀。這正是一個人形成新宗教信仰觀念的時機。是你愚蠢地一股腦把積蓄全捐給慈善機構、因此嚇壞父母的時機；也是信奉惡毒意識形態的時機。青少年就是這麼極端。」
當教育成為武器：納粹學校如何灌輸種族主義
希特勒本能就知道這點。1922 年 7 月，他於演講上清楚呼籲德國青年加入衝鋒隊，為納粹事業而戰。他說：「我的孩子們，各位若受到詆毀與辱罵，那是你們的福氣！你們才 18、19 歲就如此幸運，能被十惡不赦的敗類所憎恨……這場運動的使命，在於有朝一日能大破大立、重振德國，而你們都是守護這場運動的棟樑……」
1929 年，為了「大破大立」重塑德國，希特勒於紐倫堡集會上提出了殺伐之氣濃厚的新想法──比起成熟的德國人，年輕氣盛的衝鋒隊員更容易受其吸引。希特勒強調，真正重要的是人口的品質而不是數量。他痛批「我們現代多愁善感的人道主義」，代表了「我們努力以犧牲健康的人為代價，只為了保護弱者。」他頌揚古代斯巴達的美德，說那是「歷史上最強大的種族國家」，還稱讚殺死一定數量新生兒的想法：「假設德國每年增加 100 萬名兒童就淘汰 70 至 80 萬的最弱者， 那我們最終是很有機會增強國力的。最危險的行為，就是斷開我們的天擇過程……」
等到希特勒當上總理，政府並未推行這種殺死過半數新生兒的想法。這實在是太偏激了。但納粹掌權後，確實也繼續以德國年輕人為宣傳目標，將政治觸手深入整個教育體系，吹捧偽達爾文主義與煽動對猶太人的仇恨。還有一本名為《學生用遺傳與種族生物學》（Heredity and Racial Biology for Students）的教科書強調，孩童應學習適當留意他人的種族特徵。該書建議學童從報章雜誌剪下「優秀學者、政治家、藝術家等傑出人才」的照片，由此練習辨認他們的「強勢種族」。
這些「功課」被暗暗注入了反猶內容，透過要求學生「觀察猶太人：他們的步態舉止、說話時的手勢和動作。」學生應自問：「猶太人說話與唱歌的樣子，讓你想到什麼？」作者想誘導學生得出的結論，在最後階段的課程設計特別明顯：該份功課要求學生列出「猶太人不會從事的職業」， 接著「根據猶太人靈魂的特質來解釋此現象。」
2015 年發表的研究指出，納粹的教育宣傳大抵上很成功，有份統計論文總結道：「在納粹政權下長大的德國人，如今比在那段時期前或後出生的人更加仇視猶太人」，而且「（宣傳）效果最好的很可能是納粹學校教育，不是廣播，也不是電影。」納粹的教育宣傳在「利用原有偏見」的情況下，成效特別好。報告的作者指出：「這表明確認偏誤（指人傾向於採信符合自己既有信念的新知）可能大大加深了民眾對少數群體的態度。」
尤其可惡的是，納粹整體教學的核心宗旨，就是要讓孩子自我感覺良好。舉例來說，孩子們學到的「種族玷汙即種族滅絕」，就是在強調自己高人一等。「人們會自負地說德國人很特別，說德國人應該成為純種人……理當凌駕於其他民族之上，」艾爾娜．克蘭茨（Erna Krantz）回憶道：「我得說那頗有感染力。我們以前常會說，要是你每天都告訴一個年輕人：『你很特別』，那對方到最後就會信以為真。」
少女眼中希特勒的魅力
隨著課綱調整，男孩被鼓勵加入希特勒青年團，女孩則被鼓勵加入德國少女聯盟（Bund Deutscher Mädel，BDM）。兩個團體都是在 1939 年才改為強制加入。像克蘭茨雖然很享受納粹治下的德國生活，但她並未加入 BDM。可是決定參加的人（通常是出於學校老師或父母的施壓）又會面臨更深層次的意識形態灌輸。
除了培養群體的忠誠之外，當時還有「意識形態訓練。這種訓練是為了輔助學校教育，目的不在於傳授知識給年輕人，而是傳授經驗。他們會認識自己的祖國、了解祖國的傳統。他們會從故事和歌曲中認識歷史人物。女孩要了解的是女王瑪麗亞．特蕾莎（Maria Theresa），男孩則應當認識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大帝。」
1930 年代擔任 BDM 主席的尤塔．呂迪格（Jutta Rudiger）曾在多個場合會見過希特勒，也一直覺得他很激勵人心。她記得，希特勒「希望女孩們能透過練習體操及各式活動，長成美麗優雅的人。」而雖然呂迪格聲稱自己的重心並不在於教導女孩如何做個好母親，但她仍相信，「女孩要是長得健康，此後自然會長成健康的妻子與母親。」
她尤其欣賞希特勒向年輕人清晰傳達理念的能力。她記得聽希特勒說過，唯有「頭腦非常簡單的人才會信奉共產主義。他們都會擁有相同的房屋、相同的花園和相同的家具，但他說，一個民族越成熟練達，彼此的差異就越明顯。你越努力，得到的回報也應該越多。」她覺得這與「人民共同體」的概念並不衝突，因為希特勒雖然「偏好私人資本」，但仍盼望人人都能「為自己的人民做出貢獻」。
在許多 BDM 的女孩眼中，希特勒漸漸成為渾身散發性魅力的男人，而不再只是如父親般的形象。一位當時 14 歲的女孩坦言，自己與其他女孩在斯圖加特市（Stuttgart）見到希特勒的時候，「大家都瘋狂尖叫。集體的感染力實在強大！尖叫轉為狂吼……女性尤其被迷得神魂顛倒。她們大受動容，未滿足的性願望和欲念也無疑受到強烈觸動。」另一位 14 歲女孩也「無法自拔愛上了」希特勒，還想要為他生個孩子，只是尚不懂「實際要怎麼做。」
至於貫穿納粹意識形態的反猶太主義，呂迪格聲稱：「雖然黨宣言確實有些反猶太的段落」，但她「並未過分強調這類內容。」確實，深入探討 BDM 的歷史研究也證明，政治訊息幾乎是「潛移默化」地灌輸給成員──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猶太女孩不得加入。
參與希特勒青年團體，也並非人人被洗腦
可是，參與過BDM 或希特勒青年團的學子，也未必人人都會長成納粹事業的忠誠信徒。舉例來說，法蘭茲．雅格曼（Franz Jagemann）的體會就截然不同。1917 年，他誕生於當時的普魯士波森省（Posen），而此地在《凡爾賽條約》簽訂後則成為波茲南（Poznań），屬於重建的波蘭國度。雖然雅格曼一家當初為了逃避波蘭統治而搬到德國，但他還是「非常清楚自己的波蘭血統與情感歸屬。」
雅格曼父親的祖上是波蘭人，但他娶了個德國女子，並且「接受德國大學教育，還擔任普魯士公職。」他兒子表示，雖然他「根本不喜歡國家社會主義，」但還是設法融入新的德國，並順理成章加入納粹黨。而為了進一步表示自己對納粹政權的忠誠，他還為兒子報名了希特勒青年團。
雅格曼那時是個聰慧敏感的青少年，不多久，他就發覺希特勒青年團不適合自己：「希特勒青年團員的相處模式很粗俗──非常惹人厭又暴力的行為是家常便飯。像是有人曾告訴我們：『你們的老師要是還沒跟上新時代，那就賞他們一巴掌！』」而雖然「一開始夜間越野演習之類的活動很有趣，但我越來越能清晰感覺到，他們背後真正的態度，其實是非常暴力、非常殘忍、非常粗野的。根據元首的原則，你得服從那些和你同齡、卻擺出長官架勢的人，不得有異議。唔，我一點也不喜歡。」
雅格曼還發現，希特勒青年團員甚至會用同一套惡霸手段來恐嚇老師，這讓他大為震驚。「我就學的時候曾發生一件事，」他回憶道：「那時班上有個加入希特勒青年團的男孩，他在德語作文裡寫了一堆政治宣傳口號，而德語老師並沒有給他高分。結果我的同學馬上去找督學告狀，開始調查老師。」
雅格曼自覺有必要介入。他和兩個同學「被選為班級代表，負責向督學說明那位老師非常客觀公正，」而且因為他是「非常冷靜、理性、可靠的老師，」所以「打出的分數一定是最合適的。」督學的反應出人意料。他「大為震驚，還責罵我們，怪我們沒有好好了解新時代。」
雅格曼加入希特勒青年團 2 年之後，於公投選舉當日被派至「投票所」，負責向選民發放上頭寫著「同意」的「小貼紙」。這樣他們就能為自己貼上「票投希特勒」的標籤了。他能察覺有些選民「打從心底厭惡」這個貼貼紙的想法，但還是無奈照辦了。「我有點同情他們。而在他們面前，我又感覺自己被拉低了身價。我主動把這種事強加在他們身上，他們則被動接受。我們都是在逢場作戲。」
雅格曼的經驗雖然帶給我們很多啟發，卻非屬尋常。大多數加入希特勒青年團的德國男孩都「熱愛裡頭的活動、確實感覺自己受到照顧，而且知道自己畢業後會成為捍衛新帝國的守門人」。例如，休伯特·盧茨（Hubert Lutz）小時候便加入過希特勒青年團的從屬組織「德國少年團」（Jungvolk），他覺得佩戴制服隨附的匕首是一種「榮譽」。「如果你做了非常惡劣的事」，團內的懲罰甚至是沒收你的匕首，還有團員們獨有的圍巾。讓你感覺自己是團體的「棄兒」。
盧茨和他的朋友回顧自己在納粹德國度過的童年，認為那是「人生中最精彩的時光……我們那時什麼都不懂。想想看，納粹掌權的時候，我才 5 歲。我就是這樣長大的，那種生活對我來說理所當然。」
納粹成功洗腦年輕德國人，誰造就了這一切？
各種希特勒青年團體，結合學子接受到的種族教育，無疑對 1930 年代德國年輕人的心理有巨大影響。截至 1938 年，德國介於 10 至 18 歲的青少年有 900 萬人，其中就有超過 700萬孩童加入納粹青年組織。
英國大人物也對納粹政權培養德國人才的做法表示讚賞。「這 3 個月來，我一直在德國各地觀察年輕一代的工作與娛樂情況，」1934 年 7 月，英國國會議員阿諾・威爾森爵士（Arnold Wilson）在柯尼斯堡（Königsberg）致詞：「我很欣賞國家社會主義激起的熱烈能量。我敬佩德國青年的愛國熱忱。貴國各級校院追求國族團結之深度和誠摯，激勵著各位，那全然無私美善的精神，我深感認同──幾乎是帶著妒意。」
威爾森的判斷是大錯特錯。納粹青年計畫根本不「無私」也不「美善」。恰恰相反。該計畫對德國社會造成諸多傷害，其一就是讓年輕人變得偏激，進而撕裂他們的家庭。有位寡婦便擔心自己的兩個兒子「成天泡在希特勒青年團，時時刻刻受到煽動，反對自己的母親、反對宗教，反對一切。」另一位母親也因兒子如此「熱衷納粹」而憂心忡忡，「父子倆再也理解不了對方。」更多家長則擔心，要是在孩子面前批評政權，自己可能會被舉報。
這片混亂都是納粹成功洗腦年輕德國人的結果。可這又是由於希特勒成功當上德國總理才成為可能。要不是德國有權勢的菁英階級以為，將希特勒送進官邸於自己有利，那這一切都不會發生。
書名：納粹心態：12個來自歷史的警告
作者：勞倫斯．瑞斯（Laurence Rees）
譯者：黃妤萱
出版：台灣商務
出版日期：202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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