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K羅琳（J. K. Rowling）、吉羅斯（Bear Grylls）、查爾斯三世──過去30年最成功的作家、登上聖母峰的電視節目冒險家，以及英國國王──這3個知名人士有什麼共通之處？他們的畢業成績都是2：2。以大學教育結果來說，他們的成績普普，但從他們更全面的技能或是出生條件來看，這樣的結果並未阻擋他們日後的發展。
這種跟戴斯蒙．屠圖大主教（Archbishop Desmond Tutu）姓氏諧音（「屠圖」跟「2：2」〔Two-two〕）而被稱作「戴斯蒙」的成績，越來越代表水準以下的低成就。英國那種讓人搞不清楚的排名分級共有4等：第一等（1st）、二等上（2：1）、二等下（2：2）以及第三等，另外還有未通過的這個分類。近年來，對大部分的學生來說，以2：2或是更糟的第三等畢業，已成為重大的失敗。
英國大學「成績通膨」危機
在2010～2011年間，以及2021～2022年間，英國學生得到第一等的比例，從16%增加到32%。二等上的人也增多了，以至於第一等或二等上的佔比從67%增加到78%。至於戴斯蒙、第三等和未通過者則成了越發罕見的珍禽異獸。5個大學畢業生中有4個不是第一等就是二等上，因此英國的高等教育管理單位學生辦公室（O_ce for Students，OfS）警告說，成績通膨是一個恐怕有損公眾信心的重大迫切問題，同時也質疑大學在使用給分權力時是否有負起責任。
大量給出第一等級的學校，有些是英國最卓越的學府，包括倫敦帝國學院（48.5%）和倫敦大學學院（47%），這些學校吸引來自世界各地越來越多的優秀學生；但有不少名氣沒那麼大的學校也出現第一等激增的情況。安格里亞魯斯金大學（Anglia Ruskin）的第一等佔比從2010～2011年的14.5%，一口氣增加到8年後的36.7%；布拉德福德大學（Bradford）的這個數字從10.8%變成35.1%。京斯頓大學（Kingston）則在同個時期內，從14.6%變成33.6%。
這要怎麼解釋？情況到底是：1.更聰明、更努力的新生在更完善的機構中接受更好的教師以有效率的方式教學，導致他們在學業上爆炸性的進步？更好的學習方法和更優越的教學，是否導致Z世代的成就超過前面所有的世代？又或者是：2.大學的給分標準出了嚴重問題？
首先，客氣來說，大學生活確實變得更專業了。學生更重視表現，學校也更重視優質教學。新的線上技術也讓學習變得更加便利，然而學生在那麼短的時間內真的進步如此神速嗎？不論是課堂作業還是考試答案，都無法以實證方式證明變得更好或是更不好（因為用來比較的工具就是成績本身）。但是坦白說，學生的成果和水準並不像有什麼巨大革新，我反而常聽到相反的說法。根據我的經驗，來自不同學校和學門的老師都在哀嘆學生沒花時間閱讀、寫作程度不佳、缺乏技能或創造力不足。
所以答案真的是給分的方針變了？學生辦公室對各種標準表達了憂慮，並強調「分數必須經得起時間考驗」，尤其要能夠進行跨時間的比較：「程度分類必須對學生和雇主都有意義。」有鑑於成績大量通膨，認為今日的第一等學生跟10年前畢業的第一等學生完全相符，是不切實際的說法。
為了排名與滿意度，大學正在犧牲誠實的評分制度
是什麼在驅動這種成績的膨脹，為什麼打分數的人和學校要讓成績逐年提高？就個別教師來說，他們必須完成教學、研究和行政等不同領域的承諾目標，在面對日益繁重的工作量和壓力時，給分就成了一個容易走捷徑的地帶。對於一位過勞的教師來說，微妙地向上修正有著多重好處：這讓學生更快樂，打消了抱怨，促進了樣板式回饋，並且減少了需重新給分的重考數量。
就學校的層面來說，也出現一個把學生成績往上堆的文化轉變：重新制定給分標準，制定規則降低低分的比重，以及來自高層的吩咐、鼓勵教職員讓學生對自己的學習經驗感到滿意，並讓他們的學歷更好看來提升未來在就業市場上的展望。最後一點，也就是想要改進滿意度的欲望，成為大學經營者的首要目標，因為高滿意度提升了該校在排行榜上的位置。
校系比較在決定大學活力方面有越來越大的影響。從全球規模來看，《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這份雜誌發表了各樣排名，不只包括世界大學排名，還有新大學排名以及全球聲望排名。另有《美國新聞》（U.S. News ）以及QS（英國教育升學就業專業公司）在彙編其他的全球校系比較。那些天差地別、跨越眾多無法相比的學科、經濟和社會背景進行各種教學研究的大學，都不斷被排出高下。每所大學都渴望成為世界一流的大學。
大學教師最喜歡的報紙《衛報》或《泰晤士高等教育》的個人專欄，偶爾會譴責大學領域市場化的蔓延，以及目標設立、相互比較和訂下衡量標準的反效果和士氣低落效應。必須揭示這種社論立場的矛盾，因為同樣這批媒體零售商絕對很清楚，想上大學的學生以及他們的家長如何熱切渴望消費排名，而排名更是給他們的網站帶來可觀的流量。
大學排名的遊戲
這些比較的一個共通點，在於學校的排名都落入預先設定的先後排序。你很難找到一個不把劍橋或牛津排在榜首或至少接近榜首的排行榜。解釋這種情況的一個因素，就是自我實現預言。基於觀點的主觀指標，往往複製了舊的排名。這裡的現實是，替學校給分的帶頭學者中，很多都是劍橋和牛津的校友，他們正面地回想自己幾十年前的大學經驗，強化了母校的地位。去認識其他沒那麼知名的學校裡有什麼革新和變化，恐怕不符合這批大學教師的既得利益。
牛津劍橋的研究成果世界一流、教學品質一流──這點無庸置疑；但這些結果本來就在預期之內。他們的學院招收家世背景極其優越的最聰明學生，其經濟資源讓其他地方的研究設施相形見絀。有可能其他大學辦得「更好」嗎？有些學校從劣勢背景招收更多學生，協助他們開拓全新知識視野和工作展望，邁向上一輩只能夢想而無法實現的未來；或許這些學校用了較少的財務資源卻對教育做出了更大的貢獻，因此更令人刮目相看？或許像伯貝克（Birkbeck）這種學校，提供成年學生改變一生的學習機會，更應該獲得讚揚？又或許，支持新想法和新興學門但沒那麼時髦的學校，像是伯明罕大學創新的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其實更應該得到讚譽，因其研究留給他人更多益處？
出了領銜的牛津劍橋之後，其他學校的排名就不太一致。舉例來說，在英國的最新排名中，我所在的倫敦國王學院在《每日郵報》排行榜中位居第9，在《泰晤士報》的指標中排名18，在《大學完全指南》中排名第24，而在《衛報》排名第29。造成這種差異的理由是：對於衡量什麼或是該如何衡量並沒有一致的共識。是什麼成就了好大學或爛大學？該如何在下列這些不同屬性中權衡：入學標準、滿意度、研究品質和畢業後的展望？不同的發布者以不同方式權衡這些因素的輕重。這個資料也「充滿了干擾訊號」，而且年年大幅改變。
在《衛報》排行榜上，國王學院的名次在2020 到2023 年間從63名跳到29名。它光是其中一年就爬升了21名！但我很清楚學校並沒有出現什麼突飛猛進的根本變化，而其他大學也沒發生什麼造成大幅下滑的事情。排行榜的年年變動，讓它在判斷短期趨勢上根本毫無意義。
有鑑於國王學院在英國大學的排行榜上從第9名到第29名不等，我們可以理所當然地假定說，它在全球排名中離頂尖大學很遠。然而，2023年《泰晤士高等教育》竟把它排為全世界第35（以及全英國第6）、QS 排37（全英第7），而《美國新聞》則將它排名第33（全英第5）。一個國內地位如此平凡的大學，怎麼會在國際上表現優異？很顯然地，這些國際排名使用的方法，跟英國內部的比較方式很不一樣。對國王學院來說方便的是，可以專挑幾個最好的全球排名拿去當作宣傳素材。
誰決定什麼是「好大學」？
但這樣的比較真的有用嗎？這些統計數據都有的問題是：試圖將多方面的資料取出一個進行整體排名。從國家學生調查和研究卓越架構這類資料來源取得的不同變項──研究、教學、畢業展望等，全部被簡化為一個簡單的排名。各個大學在上述幾個面向上的表現並不一致，所以如果你改變了（好比說）教學和研究的評分比重，新的排名就誕生了。
到頭來，你就是沒辦法給眾多面向的資料做個排名，就如量化社會地理學教授哈里斯（Richard Harris）所言，大學的比較和排名沒有萬無一失的方法，排行榜再多也無法解決這個問題，「它就只是揭露了每項排名有多武斷而已。」
儘管這些比較統計數據是人為製造的，卻真的產生了影響。在排行榜頂端很棒，在底端則很失敗。最低分的學校就算提供了良好教學、高品質研究，並且憑自己的實力做出了對社區的貢獻也還是一樣：在評比結果下，它仍舊是個失敗。然而，在比較中評比較差的大學，就跟那些給自己的舊學歷加上警語的成年人一樣，他們的差也都有充分的理由。或許他們招收的是弱勢學生、教授具挑戰性的科目，或在處理在地環境中的難題。這種關聯性十分重要，但那種產出看似扎實證據、實為簡單數值的指標，卻與此脫節。
在荷蘭有間頂尖大學，一反英國高等教育部門那種無止盡增生、以指標衡量表現的趨勢，主動退出了全球比較排名。先前全球排行第66的烏特勒支大學（Utrecht University），藉由不提供任何資料給《泰晤士高等教育》，自信滿滿地脫離了這本英國雜誌的2023年排名。烏特勒支大學表示，該排名「過度強調給分和競爭」，主張科學研究的合作與開放性更為重要。他們進一步強調，把一間複雜的大學降格成一個簡化的分數十分荒謬，因為「幾乎不可能用單一數字，來衡量一間有著眾多不同課程和學門的大學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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