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歲的長谷川隆志先生，照顧失智症母親已邁入第11個年頭。在問卷中，他這樣寫道：
對於沒有盡頭的狀況感到絕望，愈是思考自己的將來，絕望感就愈重，我也會想著和媽媽一起去死或者自殺。
5月下旬的某個下午，我們在咖啡店中見到了長谷川先生。他懇切地訴說了他人生到目前為止的經歷。
「我照顧老媽已經超過十年了，和社會的關係也變得疏遠……好久沒和人說話了，如果話說得不好還請見諒。」
因為長照失去妻子
在全職照護前，長谷川先生在不動產公司擔任銷售大樓的業務，雖然公司不大，但是營業部門的工作內容卻很充實。「我會去小酒吧跟女生閒聊，現在想來那是最快樂的一段時光。」
結婚後，他們夫妻兩人的生活也很順遂，母親則因為丈夫早逝所以一個人住。長谷川先生38歲的時候，開始感覺到母親的樣子不太對勁，變得相當健忘，長谷川先生因為擔心她會忘記關火，所以覺得不能再讓她一個人住。
身為獨子的長谷川先生決定與母親同住，於是加上妻子開始了三人生活。只是他一樣忙於工作，照護就全部丟給妻子，但妻子也有工作要做，她的負擔變得相當沉重。母親會抓住妻子重複相同的話語無數次，漸漸地妻子感到疲憊不堪。
「太太發出了好幾次求救訊號，但我卻都視而不見。雖然說我工作很忙，但我明明就注意到了，卻還是置之不理。」開始同住的兩年後，妻子提出離婚。
雖然妻子沒有明確告知理由，但長谷川先生很後悔將照護的負擔強加給妻子。
我變成長照機器人了
長谷川先生不得不獨自一人照顧母親。他決定辭去工作，全心全意照顧媽媽，但他並不是因為要照護而被辭退，也不是因為蠟燭兩頭燒，煩惱到最後才離職，他當時是以很隨意的心態辭職，對此長谷川先生也很後悔。
「我對於失智症完全沒有任何相關知識。如今想起來，我真的太小看失智症了，我只想說我要來治好我媽。」
長谷川先生當初認為，只要讓大腦活化就能治療失智症，於是他買塗鴉繪本、想教媽媽使用手機，只要是自己想得到的方法，他都會嘗試看看。但是母親的失智症卻持續惡化，不僅如此，他和無法認知到自己罹患失智症的母親一再地起衝突。
「如今想起來，我用對待小孩的方式對待媽媽，或許傷了媽媽的自尊心吧。」
他也不清楚什麼長照保險制度，他深信這些全部都是身為長男的自己得做的事，所以也沒想過要去公所諮詢。
問題相繼發生。當時母親還能騎自行車，但是她會忘了將自行車騎回家，每次都是長谷川先生去找，所以他責備母親的次數也增加了，親子關係變得岌岌可危。長谷川先生沒辦法跟別人商量，他就好像活在一個看不到出口的世界裡。
他也曾有能跟別人討論的機會。那時，民生委員偶然來家裡拜訪，長谷川先生已經精疲力盡，但是他卻沒有辦法向對方求助。「民生委員看到我的臉，就說『啊，抱歉打擾了』，馬上就回去了。我想他可能覺得，這家的兒子在，所以沒問題，或是覺得兩個人一起住所以沒問題吧。但是我已經到了極限。我想即使內心已經到了極限，只看臉色還是不會知道的。」
長照開始前的自己，已經死了
窮途末路的長照，卻以意外的形式迎來轉機。母親因為腦中風倒下，被送至醫院。治療的醫生對於長谷川先生沒有使用長照服務感到驚訝，勸他去公所接受照護認定。母親認定的結果是「需要照護等級2」，開始一週會在白天去日間照顧中心3次。自從開始利用長照服務後，長谷川先生的負擔減輕了，心境上也才慢慢地有了餘裕。
他也有了空間能冷靜地思考關於生活的事，他們搬到房租便宜、位於郊外的公營住宅，這樣房租的負擔就少了一半。雖然仍只是勉勉強強能生活，但也是一點一滴在改善。
但是，他們還是沒有辦法恢復成像以前一樣的生活。他想過要善用母親去日間照顧中心的時間，拿個照顧服務資格回來。但是如果去照顧服務學校上課，就無法在日間照顧結束前趕回家，最後他不得不放棄這個想法。他也曾和照顧管理專員討論再就業的事情，但是對方感覺沒有想聽他說這個。「這也是當然的，他們的工作內容不包含幫我找工作。」
長谷川先生說，如今的他是扼殺自己的感情在活著。「在長照開始之前的自己，已經死了。我是這麼想的。」
在剛開始照護時，他會因為想恢復以前的生活而不斷掙扎，疲憊不堪。如今他覺悟到已經回不去了，於是決定什麼都不要思考。「我變成長照機器人了。」因為只要這樣想的話，他就能夠接受現在的生活。
一度拋棄母親
長谷川先生的住家位於屋齡有50年的公營集合住宅社區裡，他與母親兩人住在一臥一廳一廚房大小的房子內，客廳同時也是母親的寢室，母親的床就放在一個角落。就在這個房間裡，長谷川先生每天辛苦地從事照護工作，我們的採訪也從這裡開始。
「最辛苦的是沒有自由。感覺就像是手腳被鐵鍊鎖住，身處在牢獄之中，真的令人難以忍受。」
5年前，母親因腦中風倒下失去意識，長谷川先生看著眼前屈膝倒在走廊的母親，卻猶豫著要不要叫救護車。「我就是呆呆地看著。放著不管，老媽死了，長照結束，就終於能夠自由了。所以我才會那樣做。」
我們一開始以為，走到照顧殺人地步的人，以及沒有這樣做的人之間，一定隔著一條界線。但愈是深入採訪，我們就愈發不知道那條界線究竟在哪裡。後來，我們實際的感覺是，原來沒有明確的界線。事件的當事人，也是要嘗試越過了那條線之後，才會意識到自己原來被逼到了這個地步。
長谷川先生正拚命做著讓他快喘不過氣來的照護工作，在他的眼中，那些越過界線的人是什麼樣子的呢？但是，對於現在正在照護中、情緒痛苦的人而言，提出這樣的問題是可以的嗎？雖然我們很猶豫，但還是打算結束採訪。此時，至今為止一言不發，只是盯著觀景窗的攝影師，卻突然出聲詢問：
「你想對那些犯下照顧殺人案的人說些什麼嗎？」
長谷川先生默不作聲。10秒、20秒……然後，他終於開口了：
「我想對他們說：『啊，照護終於結束了，辛苦了。』雖然說『辛苦了』可能有些失禮，但是也不能說『太好了』，可是我又都已經說『結束了』。之後他們必須要贖罪，也必須坐牢什麼的，但比起那些，最重要的是我想先說聲：『啊，照護結束了喔，真的結束了。』」
這是唯有經歷過種種照護辛勞的人才說得出口，來自深淵底部的話語。
與舊友重逢
《NHK特別節目》播出後的隔天，一通電話打到了NHK，來電人是長谷川先生高中時的同學。他說：「我聯絡不上長谷川先生，我一直很擔心，我想要出一份力。」
這位男同學，在長谷川先生住家附近的一間特別養護老人之家擔任院長。我們打電話給長谷川先生，他說那是他很好的朋友。更讓我們驚訝的是，長谷川先生甚至知道他的好友在特別養護老人之家擔任院長，他也曾為了尋求幫助，走到那座設施的門口。但是，他怎麼樣都無法走進建築物中。
「我都這年紀了還無業。朋友都有體面的職位，或許是無聊的男性自尊吧，但我不想被他看到這悲慘的模樣，怎樣都沒辦法去見他。」
但這次，長谷川先生願意以真名且露臉的方式接受採訪，我們覺得搞不好他是想對昔日友人發出那時無法傳達的求救訊號也說不定。後來，我們收到長谷川先生的簡訊說：「我決定去見同學。」
在見同學之前，長谷川先生為了收看節目而來到NHK。因為母親不知道自己有失智症，不能讓她看到節目，所以他無法在自家收看節目。
節目總長49分鐘。長谷川先生沉默地注視著畫面，我們緊張地屏息，盯著他的表情看。
「謝謝你們讓大家看見正在照護的人。」
這是他看完節目後說的第一句話。我們鬆了一口氣，放下心來，然後我們無意間說出「朋友還打電話來真是太好了」，他卻突然說不出話來。
「雖然，我一直想著，很想見他……但怎樣……也沒辦法。」
一直忍耐著孤獨的長谷川先生，第一次在我們面前流下淚來。
隔天，雖然長谷川先生約好要跟同學見面，但他還是用簡訊道出他猶豫不決的心境。「我很害怕自己崩潰。水門一旦開啟，多年來抑制的各種感情，感覺就會像洪水或海嘯般湧出。我自身的感情和思考總是蜷縮著，無論看見什麼、發生什麼，我都只是冷淡地應對，唯有這樣才能穩定我的照護人生。若和同學見面，我就會想從長照機器人做回普通人類吧，我很害怕。」
之後，長谷川先生和同學重逢，參加聚會的同學多達5位。那次的重逢並不像連續劇或電影演的那樣，不是什麼充滿感動淚水的重逢，大家都扭扭捏捏，講話也斷斷續續。為了不要讓氣氛太沉重，大家也硬是避開了長照的話題，始終都在無關緊要的話題上打轉。
儘管如此，對長谷川先生來說，光是能見上同學一面就非常滿足了。比起話語，他更高興的是大家為了赴約，有人跟公司請假，有人花好幾個小時開車前來。他強而有力地說，接下來他想要將這十幾年來與朋友們的鴻溝一點一滴地填平。
與最初見到他時相比，長谷川先生有了巨大變化，他和隨便形容自己是「機器人」的時候不同了。但願與友人的重逢，能成為長谷川先生的力量。
在節目中，對於長谷川先生的畫面，我們以如此評語總括：「我們社會給予照顧者的關注不足。今日仍有人持續且努力地照顧家人。」希望看過節目的人，能向周圍正在從事照護工作的人打聲招呼，即使只有一個人也好，希望大家能打一通電話。即使我們沒辦法輕易地找到根本的解決方法，但或許有人就因為這一聲問候而被拯救。
好書推薦：
書名：我殺了我的家人：「照顧殺人」當事者的自白
作者：NHK特別採訪小組
譯者：顏雪雪
出版：游擊文化
出版日期：20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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