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傑瑞剛開始在州立監獄當獄警時，維吉尼亞州並沒有死刑──當時全美都沒有死刑。在1972年的「弗曼訴喬治亞州案」（Furman v. Georgia）中，美國最高法院將死刑判別為殘酷與不尋常的懲罰，因此將全國所有死刑判決無效化，改為終身監禁。那段時期，全美各地的法條都依照最高法院的指導方針進行了修改，全國處於暫時中止死刑判決與執行的狀態，各地監獄試圖找出一致且（理論上）排除種族差別待遇的終身監禁執行方法。後來，1976年的「格雷格訴喬治亞州案」（Gregg v. Georgia）重開了美國各地行刑室的大門。
維吉尼亞州是原始的北美十三州之一，該州有著悠長的死刑歷史，歷史學者公認的美國第一次死刑就是發生在維吉尼亞州詹姆斯鎮：1608年的肯德爾船長（Captain George Kendall）被控密謀背叛英國、投靠西班牙，結果被行刑隊射殺。不過到了1977年，傑瑞的上司邀他填補「處刑團隊」的空缺時，維吉尼亞州並沒有死刑囚，該州上一次處死犯人已經是1962年的事了。
傑瑞當時年僅24歲，那時的他支持死刑，認為一個人奪取他人的性命，自己的性命也該被剝奪。他記得自己14歲時參加一場派對，因為太害羞而沒去和派對上一個女孩子搭話，結果突然有人走進屋裡，開槍射殺了那個女孩。他對那次事件的不公印象深刻。於是，傑瑞接下了處刑人的工作。他從不領取行刑獎金，因為他不想改變自己從事這份工作的目的。「我的工作是拯救人命。」他說：「你知道我多常為了救受刑人或是獄警，賭上自己的小命嗎？」
「是因為有人鬥毆嗎？」
「嗯。持刀傷人啊、各種事件都有，都是在監獄裡發生的事。」
傑瑞不知道上司還問過誰，不過在接下處刑人職務後，有天夜裡他和另外8個人在監獄地下室見面，立誓將自己與其餘團隊成員的身分保密。除了處刑團隊成員之外，沒有人知道團隊上有哪些人，傑瑞甚至沒對太太透露這件事，他擔任處刑人那些年，一直對所有人三緘其口。
美國每一個有死刑制度的州分，都有任命處刑人的一套辦法。在中止死刑之前，有些處刑人甚至不是監獄職員，而是自由業「電工」，這些人的專業就是按按鈕。紐約州一些處刑人算是公眾人物，其中一人收過恐嚇信，還有一人的家遭受炸彈攻擊。有些處刑人靠這份工作賺了不少錢，他們在各州接案，每結束一條人命就能領到一筆錢。也有一些處刑人匿名工作，其中一人在半夜出發前往新新懲教所之前，還會先在車庫裡換上另一塊車牌，以免被人認出或追蹤。佛羅里達州的電椅操作員甚至從清晨5點鐘在家門口等人來接時，頭上就已經戴著頭巾了，車子往返行刑場所與工作期間他都戴著頭巾，一直到下班回到家中後他才會取下頭巾。
電椅處刑：「類似煮肉的」滋滋聲
1976年恢復死刑制度後，全國各地組織了新的處刑團隊，學著使用過去留下的器材：毒氣室、電椅、絞刑架與槍械。維吉尼亞州原本那張電椅，是在1908年由受刑人用老橡木製成的。他們在1982年用電椅處決了弗蘭克．詹姆斯．柯波拉。38歲的柯波拉曾為警察，他在一次搶劫案中用百葉窗拉繩綑綁一名女性，多次抓著她的頭撞擊地面致死，最後帶著3,100美元現金與一些珠寶首飾逃離現場。根據在場一位充當證人的律師所述，處刑過程並不順利。老舊的機器使柯波拉的腿燒了起來，煙霧飄到天花板、瀰漫著整間行刑室。第二次持續55秒的電擊過程中，律師聽見了「類似煮肉的」滋滋聲。
柯波拉並不是第一個電椅死刑出問題的人，獲得那頂「電線冠冕」的人是1890年在紐約被處刑的威廉．凱姆勒（William Kemmler）。凱姆勒經常酗酒，在一次酒醉後和情婦發生爭執，用斧柄擊打情婦頭部25次殺害了她。若撇除測試電椅用的老馬不算，他就是史上第一個被電椅處死的人。他也是第一個證明人類頭部與皮膚導電度不佳的人──在《紐約時報》於處刑隔日刊登的驗屍報告中，病理學者寫道，移除凱姆勒背部燒焦的皮膚後，他們發現他脊椎附近的肌肉狀似「過熟的牛肉」。汗液的導電性倒是不錯，它的主要成分是鹽水，電離子含量比純水高，而大部分被押進行刑室、綁在電椅上的人都是滿身大汗。處刑團隊學到了教訓，開始有人將浸了鹽溶液的海綿放在受刑人剃光了頭髮的頭頂，放在肌膚與頭罩之間。傑瑞告訴我，現代許多電椅處刑失敗，都是因為處刑團隊用的不是天然海綿，而是人造海綿，以致通電後受刑人頭部著火。
維吉尼亞州處刑團隊處死柯波拉2年後，林伍德．厄爾．布萊利坐上了同一張橡木椅。在1979年當中七個月期間，布萊利和兩個弟弟於里奇蒙市多次行搶與殺人，官方統計的死亡人數是11人，不過警調人員懷疑實際受害者人數超過20人。那天首席處刑人請病假，於是傑瑞接下了行刑的任務，將布萊利綁在電椅上、將海綿沾濕後放在他剃光了毛髮的頭上、站在簾幕後按下按鈕，讓電流竄遍布萊利的身體，讓他的心臟停止跳動。維吉尼亞州從重新開始執行死刑至今處死了113人，在第一人過後接下來62人都是由傑瑞行刑，其中25人用電椅，另外37人則是注射死刑。
身為劊子手，「我會專心做該做的事」
我們跟隨傑瑞的車到紅龍蝦餐廳用晚餐。我才剛坐上雅座，他就告訴我，是上帝讓他來到殺人的職位上，所以我如果想問他為什麼被選為處刑人，那還不如直接去問上帝。「祂有祂自己的理由，我也沒問為什麼，反正就接下那份工作了。那不是我自己選的。你想想看，那時候我才24歲……而且還是黑人男人喔，竟然要做這種工作？」他露出了疑惑的神色。「可是──」他聳了聳肩：「不管我做不做，都得有人去做的。州政府就是可以把人處死。」
歷史學者弗里德蘭德（Paul Friedland）在《執行正義》一書中寫道，我們現代人將處刑人視為執法人員，負責執行上頭判決的結果，不過這其實是啟蒙運動時期革新者刻意提倡的觀念，他們試圖建構一種與以往不同、理性而制式化的懲戒系統，將責任與罪過分散給了龐大系統中所有的螺絲釘。在那之前的法國，劊子手一向被視為不同尋常的人物，被社會排擠，是人人厭惡的存在。社會大眾認為劊子手的手「會玷汙他所觸碰的一切事物，在觸碰他人或物品時就造成深深的改變」。
那個時代的劊子手都居住在城鎮邊緣，和同行家族通婚，孩子長大後也會繼承父業──你光是體內流淌劊子手的血液，就等同親自放下了斷頭台的利刃。劊子手去世時，遺體會葬在墓園一個特別的區塊，以免他們死後的存在汙染了其餘人。他們在市場購物時甚至必須用長柄杓子取物，不能直接用手觸碰商品，而他們的衣著也與常人不同，以免被誤以為是「高尚之人」。弗里德蘭德寫道：「在早期現代，以及法國大革命期間，將他人道德汙名化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指控他們和劊子手共進晚餐。」
「受刑人知道按按鈕的人是你嗎？」我問道。關在獄中的受刑人有不少時間想東想西，他們想必會觀察典獄長與獄警監，私下揣測誰會是他們的處刑人──處刑人畢竟不是全職工作。
「不知道。」傑瑞搖頭說：「有些人會自己猜，到最後會跟我說：『吉文斯，我賭等下按下開關的人就是你。』我就會說：『猜錯啦，兄弟，不是我。』我怎麼可能直接告訴他們就是我！所以就只能開玩笑帶過去。『不是我啦，兄弟。不是我。』」
傑瑞擔任處刑人那段時期，處刑時間都是半夜11點，時間盡量壓在那天即將結束之時，讓人做最後的上訴，但也保留1個小時緩衝時間，免得器材故障，而要是錯過午夜的期限，你就得等法院再定下新的處刑日期。在11點到來前，傑瑞有不少清醒的時間思索那件事，看著時鐘一分一秒轉下去，等待暫緩處刑或行刑的命令下來，等待那生或死的瞬間。這時候，他的工作就是為受刑人與自己做準備。
「我會幫別人為生命的下一個階段做準備。」傑瑞一面說，一面在服務生將餐盤擺到他面前時插起一條炸蝦。「我不知道他會去哪裡，那是他跟造物主，他跟上帝之間的事，不過我的任務是幫他做好準備。一個人要怎麼準備受死呢？我會觀察他，跟他說說話，陪他禱告。這些都是他的最後一次了。」
傑瑞在獄中幫助死囚安排心靈上與實務上的身後事時，死刑倡議者便會聚集在監獄外頭賣T恤、舉布條與歡慶，而廢死倡議者則會在附近圍著蠟燭默默守夜。對準備受死的人而言，數小時就像數分鐘一樣飛速過去。對處刑人而言，每一秒鐘都拖得天長地久，時鐘指針似乎卡住了。你身為獄警照顧了一個人這麼久，現在卻要結束他的性命，你能怎麼做心理準備？
「我把一切都屏蔽在外了。」傑瑞說道：「我會專心做該做的事，不會對任何人說話，甚至不去看鏡子，因為我不想看到自己作為處刑人的樣子。」
殺人時，將宗教當作盾牌
每一州的制度不同，不過一般處刑人的身分不僅對受刑人與證人保密，就連處刑團隊也不是很清楚處刑人究竟是誰，讓團隊成員免於獨自承擔重責大任的辛苦。有時他們會有兩人同時按下兩個按鍵，由機器隨機決定哪一個才是真正下達命令的按鍵，而後機器會自動刪除紀錄，如此一來就沒有人確切知道是自己啟動了電擊或化學藥劑所致的死亡。只要用機械將自己與行為隔開，你就能欺騙自己，說服自己那件事不算是真正發生過，就和操縱無人機襲擊敵人一樣。
有些時候，處刑人自己會避開那份責任：1920年到1941年在新新懲教所擔任典獄長的拉威斯（Lewis E. Lawes）監督了200多名男女的死刑，卻每次在電椅開關被開啟時別過頭，之後聲稱自己從未目睹過受刑人被處死。
然而，傑瑞的團隊雖然和其他處刑團隊一樣分工，不讓一個人獨自承擔重責大任，按下控制板上那個按鈕的人還是只有傑瑞一個。只有傑瑞一個人目睹致命藥劑從自己手裡的針筒流入導管，進入綁在輪床上的男人靜脈裡。然而，儘管確定行刑者是自己，或者正是因為他能肯定行刑者是自己，傑瑞仍在自己與殺人行為之間擺了一道屏障：上帝。
無論是死囚或典獄長，或是拒絕赦免受刑人的政治人物與法官，都將沉重的責任推給了上帝。我一向對這種將宗教當作盾牌或替身的態度感到疑惑，在我看來，這些人選擇不去深入思考自己的所作所為，是因為他們認為自己做什麼都無所謂。他們認為實際決定權在別人手裡，自己不過是遵照上帝的旨意去做罷了。在維吉尼亞州行刑室裡，「上帝」成了所有人的柔焦鏡頭。
一般人在討論死刑存廢時，極少討論監獄職員長期下來的心理健康問題，人們往往只將焦點放在正義、報復與未經統計證明的嚇阻效果上。但只要你仔細去找，還是能找到前監督官寫的文章，他們提到自己一再練習殺死別人而產生壓力與焦慮感，他們擔心行刑出錯，卻必須在行刑順利時帶著這份認知繼續活下去，以致數十年來經常失眠。
一些前處刑人後來成了廢死倡議者，有的寫了回憶錄，有的到世界各國試圖說服上位者停止殺人。作為自由業處刑人在美國6州處死共387人的艾略特（Robert G. Elliott）在回憶錄《死亡代理人》末尾寫道：「希望在不遠的某一天，美國能立法禁止全國上下的電擊、絞繩、毒氣和其他合法殺人方法。」這部回憶錄出版於1940年，當時的合法殺人方法還不包括注射死刑。
受刑人早就死了，但處刑人仍焦慮活著
在政府開始使用電椅與注射死刑之前，死刑往往是公開的絞刑，不過美國最後一次絞刑已經是1936年的事了。不少人認為美國若認真想殺死民眾，就應該在眾目睽睽的公開場合殺人，甚至可以在電視上轉播行刑過程。我們如果看不到死刑，就不可能真正理解死刑，相關爭議也只會繼續在司法系統的表面下化膿、潰爛。平時聽到有人被處死，我們對死刑的看法可能不會改變，但當我們親眼看見一個人在制度與規劃下受死，對於死刑的看法可能就會改變了。
法國文豪卡繆寫道，他父親支持死刑，有一天父親目睹兒童殺人犯被斷頭臺斬首後回家在床邊嘔吐，從此之後態度就變了。卡繆表示，法國若真正支持殺死被證明有罪的囚犯這種做法，那就該像從前一樣將斷頭臺擺在民眾都看得到的位置公開處決犯人，而不是躲在監獄牆內處死犯人，然後到隔天早上才委婉地報導新聞。卡繆認為，假如法國真的堅信這一套做法，那就該讓大眾看見處刑人的雙手。
傑瑞用牧師說教的語氣告訴我們，他在4年後走出牢房時，想法完全改變了。「全世界每一個人都被判了死刑。」他平靜地說道：「死亡是對我們每一個人的承諾，是必然，它總有一天會發生。可是，我們不必用殺人的方式來讓全世界知道殺人是錯誤的。這種事情我們本來就知道了。」現在，他相信司法系統不僅不公且有缺陷，連死刑也毫無意義。傑瑞提出的替代懲罰是將犯人一輩子關在監獄裡，讓他們下半輩子都為自己曾經的罪行承受心理煎熬。「在被他奪走性命那個年輕女孩子的忌日，牢裡的老男人一定會想起這件事。」傑瑞說：「死人會和他一起住在牢裡，他會越來越覺得自己沒辦法呼吸，感覺像被活埋在墳墓裡一樣。他們以前都是這樣告訴我的。他們都說：『吉文斯，我感覺就像被活埋一樣。』」
出獄後，傑瑞找了份新工作，為一家在州際高速公路旁裝設安全護欄的公司駕駛貨車──他認為自己還是在拯救人命，只不過這回其他人也會認同他的看法。自從身分曝光後，他公開了自己的故事，現在經常到全球各地演講，談論死刑的不必要性，以及這份工作對處刑人造成的影響。
傑瑞現在特別關心處刑團隊，反對死刑也是為了監獄職員著想。在談論同僚承受的痛苦與折磨時，傑瑞的話語清晰許多，我總覺得他同樣經歷過自己所描述的創傷。「你得把很多東西憋在心裡，可是一般人沒辦法這樣憋著。」他說：「他們很多會自殺，有些人開始酗酒，有些人開始吸毒。人家受刑人早就死了，一個人等死刑等了20年，在心理上早就死了，他們早就準備好要接受後面的事情，早早結束了。那剩下來就是負責行刑的人了，他們得執行他的死刑，一直到死都會記得他的死。這會變成他們的一部分，過一段時間以後他們終究會崩潰的。」
有不少人還真崩潰了。哈維爾副警長是紐約州最後一位處刑人，他和前一任處刑人不同，身分一直沒有曝光，所以大眾並不知道他的名字，他也沒收到恐嚇信。哈維爾就是每次開車出門、前往新新懲教所行刑前，都會特地調換車牌的那一位，他在1990年於同一間車庫燒炭自殺。1913年到1926年擔任紐約州處刑人的約翰．赫伯特後來因精神衰弱退休了，3年後在自家地下室用點38左輪手槍自盡。為密西西比州毒氣室調製有毒藥劑的唐納．霍克特頻頻作噩夢，在噩夢中殺死受刑人之後看到還有兩人等著受死，他在55歲時心臟衰竭而死。
「從這之中解脫的感覺真的很棒。」傑瑞說：「如果說完全不受影響，那你一定是有什麼問題。如果你做這些都沒感覺，那你一定有問題。被判死刑的人已經走了，不用再煩惱這些了，可是你還得煩惱、你還得呼吸，你還得天天想著自己做過的這一切。」
傑瑞在2020年4月13日因Covid-19病逝。傑瑞去世不到一年後的2021年3月25日，維吉尼亞州正式廢除了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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