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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一向以重視勞工權益和工會組織聞名,所以我對瑞典歷史課綱特別強調「勞運歷史」這一點並不驚訝。然而讓我納悶的是,瑞典國內百年來勞工運動的風風雨雨,是被放在「瑞典民主化程序」的脈絡下,在歷史課堂上教授的。

在勞資衝突最深刻的1900年初期,瑞典已經達成了「全民投票權普及」和「司法獨立」這兩個民主化的主要里程碑,算是一個民主國家。那麼,勞工運動到底和民主化有什麼關係呢?請先聽我述說幾個瑞典勞運史上的著名故事。

勞工與「工賊」的愛恨糾葛

現在瑞典工會罷工的時候,勞工通常待在家不去上班。在公司門口,會有幾個穿著「罷工侍衛」背心的勞工輪班站崗,他們有時候演說,有時候回答好奇民眾的問題,或是接受媒體採訪。

不過,1個世紀前,罷工侍衛們的工作沒那麼文明。他們埋伏在工廠門口,只要見到來上班的「工賊」就一陣毒打,打到他們不能工作為止。為了保護工賊,資方時常請警方協助,在衝突中,罷工侍衛被警察打傷的情況也時有耳聞。

1908年,有資方從英國運來一整船的工賊,他們白天在警方的保護下工作,晚上就回船上睡覺。從海外輸入工賊是資方極具挑釁意味的舉措,這表明了不管瑞典國內勞工再怎麼團結,資方也可以依然故我、老神在在。於是,在一個夏天晚上,激進的極左團體在睡滿英國工賊的船艙裡放了一枚炸彈。剛好那天天氣炎熱,大多英國工賊跑到甲板上睡覺,炸彈炸死了1名工賊,13人也因此受到輕重傷。

被炸開的船艙。圖片來源:Dagens Arbete  

炸彈攻擊發生之後,主謀者Anton Nilson被判處死刑。但是民眾開始同情他,越來越多人為他請願。1917年,13萬民眾聯名簽署請願書,希望政府釋放Anton。1萬名勞工在勞動節當天衝進監獄想要「拯救」Anton,警察則威脅民眾,如果不撤退,他們就直接把Anton射殺。最後拯救行動以失敗收場,但這個衝突讓瑞典共產黨等極左政治勢力的聲勢如日中天,瑞典政府終於在年底決定釋放Anton──他後來活到101歲。

這次極左恐攻發生之後,勞工和工賊間的暴力事件不斷重演,勞工運動造成的經濟損失也越來越大。勞工組織雖然受到偏左群眾的同情,但極度反工會的群眾也為數眾多。當時有許多來自中上階層、意識形態偏右的大學生成為「自願工賊」,到各工廠支援資方;也有人在當時的高失業率中看到商機,成為「工賊仲介商」,專門受資方委託提供旗下的「派遣工賊」,並以此致富。還有許多勞工透過工會抗爭卻遭到秋後算帳,在長期失業之後,竟不得不成為「職業派遣工賊」。總括一句,當時的瑞典社會可以說是分崩離析,充滿矛盾。

1986年99歲的Anton Nilsson參與勞工集會。圖片來源:Dagens Arbete  

誰是殺人兇手?

1930年,瑞典阿達倫鎮上的木材製漿工廠接到一大筆來自美國的訂單。為了因應增產,他們擴大員工數量,同時宣佈降低整體工人的薪資。製漿廠工會在夏天向廠方要求進行薪資談判,但是遭到廠方不斷拖延。眼看秋天、冬天都過去了,海上結冰消退,貨船在港口等著出貨,這時阿達倫全體勞工組織進行了橫向連結的「同情罷工」,所有工人都拒絕幫廠方將貨品搬運到船上。已經做好最壞打算的廠方馬上請來一批工賊,並請當地警方保護他們。

出貨迫在眉睫的廠方、深怕遭資方敷衍的勞工、長期失業的派遣工賊,大家都拚命捍衛自己的利益。在警方視線不及的地方,勞工組織多次打傷工賊,著急的廠方向警方施壓,於是警方呼叫了瑞典軍隊支援。當時瑞典軍隊偏向右派,勞運份子「野蠻暴戾」的名聲在軍中流傳已久,軍人們個個精神緊張,嚴陣以待。1931年5月11號,3,000多名阿達倫勞工組成龐大的遊行隊伍,前往軍隊防守的港口示威。在緊繃的情勢下,衝突一觸即發,軍方朝著手無寸鐵的遊行勞工們開槍,造成5名勞工喪生。

阿達倫事發前一天,勞工闖入工賊正在工作的船上,據說打傷許多工賊。圖片來源:Dagens Arbete

現在的阿達倫鎮還可以找到喪生勞工們的墓碑,碑文上寫著:

這裡躺著一名勞工
他在和平的年代被子彈射殺
他的罪名是飢餓
他不應被遺忘

阿達倫事發當天浩大的遊行隊伍。圖片來源:Dagens Arbete

社會主義大致分成兩種路線,一種是激進的革命派,以共產主義為代表,主張以社會主義替代資本主義。而另一種是和平修正派,以社會民主主義為代表,主張運用社會主義來修正資本主義。阿達倫事件之所以在瑞典歷史上具有如此大的意義,在於它給瑞典刻畫出了一條「修正資本主義」的中間路線,也就是後來我們熟知的「北歐模式」。

阿達倫事件的第二天,全瑞典都沸騰了。各地勞工組織都走上街頭,所有政黨都在找罪魁禍首。當時掌權的偏右政黨怪罪工會暴力蠻橫,極左革命派則指責資方和政府是殺人兇手,主張將下令開火的隊長判處死刑。在雙方僵持不下之際,社會民主黨表示:「這場悲劇證明了瑞典缺乏一個有力的規範機制,讓勞資雙方可以在互信的前提下各退一步。」在這麼熱血的時刻,這個發言把左右兩派都得罪了,連社民黨旗下的幾個勞工組織也氣得跳腳。

斯德哥爾摩的勞工遊行,標語寫著「殺人政府下台」。圖片來源:Dagens Arbete

但是在一年後的大選,社民黨獲勝了。經過了幾十年的暴力衝突,也許民眾對勞資雙方的對峙已經疲倦。如果不是因為資方擁有「請工賊」這條退路,阿達倫的工會組織不會需要進行過激的聯合罷工。如果不是因為過激的罷工,資方也不會需要軍警涉入進行鎮壓。各方一味卯足全力,最後效果卻適得其反。

1938年,社民黨政府居中調節,和全國勞資雙方代表坐下來尋求共識。這個會談的結果,就是在勞權歷史上著名的「沙堡勞資協定」。這個協定禁止資方請工賊,並規範談判義務,同時限制勞方的罷工規模,把勞資雙方的力量同時削弱,和平談判也成為可能。這個協定成為後來類似協約的樣本,瑞典也被視為以和平手段提升福利的典範。然而每一條通往和平和文明之路,都是踩著染血的道路走出來的。

想實現自由,我們要能公開透明的坐下來談

那麼,這段勞運歷史,究竟和「民主化」有什麼關係呢?

目前用來評定一個國家是否民主的「民主指數」(Democracy Index)對民主國家的定義是:1.人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受到制度保障。2.統治權不被少數人把持。3.受到監督和制約的獨立權職(行政、立法、司法分立)。4.自由、多元的媒體。這4項都達到標準,就可以被視為一個健全的民主國家。但是,這4個條件,其實是達到民主的手段,也就是民主價值的外在表現。

民主思想主張:與其讓少數人擁有為所欲為的絕對自由,不如確保和規範每一個人的相對自由,這樣才能給更多的人帶來更大的幸福。民主作為一套政治哲學,其中一個關鍵的要素就是「自由意志」。選舉、法治、媒體等,都是讓自由意志普及全民的媒介。然而,不同人或不同群體的自由是會產生衝突的。這時以透明的程序和法制來互相制約、妥協,找到理性、非暴力的方式解決問題,是一個永不停歇的民主化路程。

根據這樣的民主化定義,就能理解瑞典的勞資衝突歷史和「沙堡勞資協定」,為什麼會是一個民主化程序的教科書範例。瑞典在一連串試行錯誤之後,在政府、勞方、資方之間達到了一個最合理有效的妥協。在這個程序中沒有一方是無私的聖人君子,也沒有一方必須向絕對的權威低頭,而是大家為了己利,透過權力的賦予或限制,去找到一個最永續的協商方式,並以此提升民眾福利。

轉型正義並不是針對族群,而是針對公權力

阿達倫事件還有另一個很重要的民主化意義,那就是它徹底改變了瑞典國家武力涉入民間的模式。阿達倫事件發生之後近百年來,瑞典政府再也沒有對民眾出動過兵力,60年代國會更立法禁止。他們瞭解到,軍隊的訓練目標和心理狀態是以攻擊敵軍為主,因此讓軍隊和民眾對峙,絕對不是明智之舉。同時,瑞典警方也不斷革新訓練方式和動員程序,力圖以最少的暴力控制民間的衝突。

911事件發生後,瑞典國會內開始有政黨提出:當瑞典民眾可能受恐怖行動威脅時,政府必須能夠動用軍力。1世紀前,瑞典政府出動軍力控制暴力的勞資衝突,結果是5位百姓再也沒有回家。1世紀後,面對難以預測、界定的恐怖行動,是否應該再次賦予政府這項權力?你覺得呢?說完阿達倫的故事,歷史老師在課堂上拋出了這個問題,引起了學生們激烈的爭論。

在台灣,國家軍警也曾經對手無寸鐵的百姓開火,現在我們每年228紀念日都放假一天,紀念失去生命的百姓。這一天的意義並不是重演仇恨對立,而是在警惕過去的同時,慶祝台灣民主化的成果和前景。

我還記得1997年228紀念日正式成為國定假日時,我對這個事件有多麼陌生。隨著越來越多歷史記憶被還原公開,也釋放出越來越多的對立和憤怒情緒。面對這樣的情緒和指控,不少人再三強調當時外省人被本省暴徒傷害的事實,似乎將暴徒形容得越殘暴,國家的鎮壓就顯得越正當。

就民主化的意義來說,由於國家和百姓之間的力量存在著絕對的不對等,越是民主化的國家,對運用軍警的方式也會越趨於謹慎。在228事件期間,民間確實有本省暴徒傷害外省人的現象,就像瑞典勞工組織的暴徒,也曾經傷害工賊和警察。然而國家向百姓動用軍警武力,則是屬於另一個層次的威權暴力。每一種威權暴力都是民主化過程中,必須徹底公開、反省、改革的膿瘡。

在228事件後數十年的白色恐怖期間,在寧可錯殺、不可錯放的原則下,無論本省、外省人都曾被以「同情共產主義」的罪名受到強行羈押、刑求和處刑。轉型正義的定義是民主國家針對過去公權力曾經實施的不正義行為進行反省和彌補。反省對象是當時的公權力,並不是特定族群。

陳儀和兩蔣時代的台灣是處於非民主政權下的戰亂時期。在面對社會問題時,非民主政權傾向以「平亂維穩」為第一優先,加上長期戰爭使人對暴力麻木,這都使228事件的傷害遠遠嚴重於發生在和平民主時期的阿達倫事件,規模上更接近西班牙佛朗哥政權對偏左民眾的血腥鎮壓。無論如何,此類悲劇的規模有大有小,但是威權暴力的本質是一致的。

這幾十年來,台灣社會對威權暴力的容忍度陡然下降,現在要臺灣政府用軍力鎮壓百姓,或用祕密警察強行羈押處刑民眾,簡直是匪夷所思,這是台灣各政黨共同達成的璀璨成果。

今天的每一個民主國家,包括台灣和瑞典,過去都曾有過大大小小的膿瘡。只有當這些悲劇衝撞出文明的可能性,殞落的生命才不算白費,這也是民主社會當中的一種自我療癒功能。

阿達倫事件發生期間掌權的瑞典右派政黨在徹底反省、謝罪、改革之後,至今仍是瑞典的重要政黨。228事件和白色恐怖是發生在非民主、非和平時期的典型悲劇,今天的國民黨身為一個民主社會的政黨,只要貫徹民主化程序,過去的作為並不一定要威脅到現在國民黨的正當性。真正威脅到其正當性的,是對此議題迴避忌諱,或是對非民主政權表示緬懷欽慕。

不瞭解過去,我們很難深刻體會生在民主和平的社會是何其有幸。台灣曾經是什麼模樣?我們又是如何走到現在?學習過去黑暗的歷史並不是為了激起仇恨,而是瞭解自己民主化路上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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