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寬敏的父親叫辜顯榮。在日治時代，光靠他這一代就讓辜家成為財閥，可謂讓辜家發跡的始祖。這位成功人士甚至當過日本的貴族院議員，不過也因為他利用自己與台灣總督府的密切關係來獲得財富，因而惹來「漢奸」（賣國賊）的罵名。
辜顯榮有一則有名的小故事：1895年，台灣因為清朝甲午戰爭戰敗而割讓給日本，日軍從北部的基隆登陸台灣。當時，清朝殘兵的長官逃回大陸而群龍無首，全湧入了台北，狀態非常混亂。於是台北有權勢的商人向日軍派出使者，委託他們整治秩序。辜顯榮那時年輕，就毛遂自薦處理此事。
辜顯榮靠著與生俱來的膽識與交涉能力，贏得了日軍的信賴。日軍在台灣各地掃蕩土匪時，辜顯榮也當過嚮導。他創下的功績，讓他收到許多軍隊、總督府有關的工作，快速確立了政商地位，更曾獲日本政府授勳。
戰後最早主張台灣獨立的人是辜振甫？
辜顯榮於1937年亡故後，辜寬敏同父異母的兄長辜振甫，年紀輕輕就接下了辜家的事業。而他，同樣也不是個簡單人物。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包括辜振甫、台灣的有力人士，與日軍參謀在台北近郊秘密集會。他們與日軍的中宮悟郎、牧澤義夫等人，討論能否動用仍部署在台灣且狀態良好的日軍，讓台灣獨立。
這場密談究竟是由哪方先提出的，則有各種說法。雖然台灣許多書籍都指出此事由辜振甫所主導的，不過辜振甫在日後親自表達此事是由日方所提出。不管真相如何，此事經過數次密談，也號召了其他台灣的有力之士後，辜振甫於8月22日出發前往總督府。他在這裡與最後的台灣總督，同時也是第十方面軍司令官的安藤利吉會面。他請求安藤轉讓日軍的武器，協助獨立計畫，但遭到安藤斷然拒絕。
同年10月25日，安藤將台灣的統治權移交給就任台灣省行政長官的陳儀。在他被列為戰犯受審時，於上海監獄自盡。
雖然人們普遍認為日本放棄台灣，是依照羅斯福、邱吉爾、蔣介石三人的《開羅宣言》所促成，但當時中華民國因為忙於大陸的戰後處理，並無暇處理台灣事務。因此若有戰力近乎無損的在台日軍出手協助，要在「兩個月的空窗期」內建立起獨立政權，理論上應是可能的。若是這個計畫得以實現，那麼辜振甫應該會成為台灣的新領導人了。台灣的歷史學家中，也有人指出「戰後最早主張台灣獨立的人就是辜振甫」。
1946年，辜振甫遭到逮捕，他因「共謀竊據國土罪」被判刑2年又2個月。出獄後，他置身香港。後來又回到台灣，進入了辜家曾經金援的台灣水泥任職。從那時候開始，他發揮了經濟人的才智，藉由台灣水泥、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等主要企業，再次復興辜家。接著，他又與希望在台灣統治上借助辜家之力的蔣介石政權和解，成為台灣財經界的巨擘。到了90年代，辜振甫更順著李登輝的意，肩負兩岸對話窗口的大任，並於幾年後逝世。可以說國民黨利用了辜振甫，而辜振甫也利用了國民黨。
而在各種意義上，辜振甫也是個相當幸運的人。他被逮捕入獄時，二二八事件正好爆發。要是當時辜振甫還在外頭，不知曾經參與過獨立計畫的他，會是怎樣的下場呢！正因有刑在身，反而安全受到保障。這讓我實際體會到，強大的運氣，果真是成為歷史人物所不可或缺的條件。
九二共識
辜振甫的存在，對於當今的兩岸關係、台灣政治也留下了舉足輕重的影響。2015年11月，中國的習近平與台灣的馬英九在新加坡舉行了兩岸歷史性的會談。而兩者對話的基礎，就是「九二共識」。
九二共識的主軸是兩岸皆遵守「一個中國，各自表述」，雙方在「包含台灣，中國只有一個」的想法上一致； 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台灣（中華民國）互不承認對方主權，默許彼此立場的不同。這個概念有些難以理解。
這個術語是在1992年於兩岸之間使用的字眼，當時辜振甫還是台灣對中窗口「海峽交流基金會」的董事長。然而，台灣的民進黨、獨立派，就連當時的總統李登輝都不承認九二共識。他們都批評這不過是透過傳真確認意思的文書資料，與官方的共同意見還差了十萬八千里。
不過令人深感興趣的是，辜振甫自己也說過九二共識根本不存在。據說，辜寬敏曾向他同父異母的兄長問過：「什麼是九二共識？」而辜振甫則這麼回答他：「你在說什麼傻話？既然各自的定義不同，那就代表不是共識啊。」「我這一生就只有那麼一次，被振甫兄那樣罵過。」辜寬敏笑著，如此回想。
有些台灣的政治專家也認為，九二共識是為了改善兩岸關係而無中生有的東西。雖然真相如墜五里霧中，但至少能夠確定，辜振甫仍持續對台灣政治帶來深刻的影響。
政治立場不同的辜家
不過，辜家在戰後與國民黨順利相處，辜家難道不會因為一人舉著台灣獨立的旗幟，而發生兄弟間的不合嗎？對於這個疑問，辜寬敏馬上表示不會：
「確實，我哥哥辜振甫位居國民黨政府的重要職位，在經濟界也具有代表台灣的地位。因此我台獨的主張，的確與他的立場差距甚大。打從一開始，我就不太喜歡中國人的想法和行為模式。所以我經常被問到我們兄弟之間有沒有正面衝突過？不過答案是沒有。這或許就是我們家族的特徵。父親是父親，兄長是兄長，而我就是我。」
辜家的小孩在少年時代就生活在徹底嚴格管教的環境，在餐桌上必須等到父親執筷之後，才能用餐。不過也因為這個關係，兄弟間的情誼相當穩固。「辜振甫小時候，父親特地從大陸找來漢文老師教他漢文，深受濃厚的中國文化的教養。而我，媽媽是日本人，受的是日文教育，我直到二戰結束前都不懂中文，頂多是戰後去上海留學學了中文的程度而已。不過，兄弟之間的關係，總比他與國民黨之間的關係還要強大吧？在兄弟關係的前提下，不論哥哥是國民黨、弟弟是獨立派，都是另外一回事。」
不過就我的觀點來看，辜顯榮、辜振甫，以及辜寬敏，三人有一個明顯的共通點。那就是他們都為了公共利益，有不惜一「賭」的氣概。他們敢於反對政府，但同時也兼具向權力倒戈的柔軟性。
長年研究辜家歷史的台灣師範大學名譽教授吳文星也指出：「辜家的每個人，都流有善於見機行事、勇於冒險、不畏風險的政商之血。」
來自日本政府的「密命」
在辜寬敏與蔣經國會談後約莫一年，辜寬敏又接到了一則來自日本政府的「密命」。這則委託來自時任日本外務大臣（外交部長）、後就任首相的大平正芳。
年輕時就喜歡打高爾夫球的辜寬敏，透過隸屬東急集團的親友五島昇介紹下，加入茅崎市內一間叫「Three Hundred Club」的超高級高爾夫俱樂部的會員。1972年某日，辜寬敏打完18洞，前往俱樂部會館路上的休息小屋時，看到大平的手揹在背後，來回踱步。他一看到辜寬敏，便走過來開口道：「辜先生，我有事情想和你談談。」
大平希望辜寬敏明早7點半到他家。雖然兩人的關係，不過是在俱樂部會館遇見會點頭致意的程度，但辜寬敏立刻就說好的答應了。「因為他是外務大臣，所以我想再怎樣也該騰出時間去打擾他，而且我也知道大平先生家就在我朋友家後面。不過我想到他要在7點半迎接客人，就代表7點就必須起床，覺得日本的政治家也太辛苦了吧！嚇了一大跳呢！」
隔天早上，辜寬敏拜訪了大平。不過大平要討論的話題內容，卻超出了辜寬敏的想像。沒想到竟是討論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後，緊接著該如何處理台灣斷交的問題。大平是這樣和辜寬敏說的：
「日本和台灣勢必只能斷交，因為總理（田中角榮）打定主意要和中國恢復邦交了。不過因為至今與台灣的關係，卻又讓我非常困擾。困難的程度足以讓人徹夜難眠。雖然日本不得不和台灣斷交，但日本尊重到目前為止跟台灣的關係，今後也想盡可能維持關係。所以我想拜託辜先生，可不可以替我告訴台灣，我答應台灣會抱持誠意來處理這件事。」
面對大平的請託，辜寬敏回答他：「現在台日之間還有外交關係，直接和台灣說如何？」「要在離婚前講離婚後的事，很難啟齒啊。」大平用婉轉的說法緩和了場面，但表情非常認真。
辜寬敏答道：「我知道『誠意』對日本人來說是相當嚴肅、慎重的辭彙，不過，我不知道對來自中國的蔣介石這樣的人說『誠意』二字，他會如何評價？」「那該怎麼做才好？」面對大平的詢問，辜寬敏提案：「更具體地一條條寫下日本的處理方式，然後交付給蔣介石政府如何？」
不過，大平表示要製作成具體的文件，並不是自己一人就能決定的事情。於是，大平向辜寬敏說，等我10天，我會和橋本恕（時任外務省中國課課長）討論。這天早上的密談就結束了。
以上的故事均來自辜寬敏的回想，並未記錄在大平的回憶錄中。這雖是一則隱藏在歷史背後的篇章，也難以確認真偽。不過，我認為辜寬敏的話有具體的真實性，就算事情有些加油添醋，或記憶上的變化，大致上應與事實相差不遠。
日本為什麼找獨派討論國家大事？
真正令人想不通的是，身為日本外務大臣的大平，究竟為什麼會想去找辜寬敏討論這樣的國家大事。因為日本政府視台灣獨立組織為激進團體，並對其提防，而辜寬敏除了當過該組織的首腦外，也是台灣政府黑名單中榜上有名的人物。關於這點，辜寬敏也幾次歪著頭想不透：
「不管怎麼想，這問題我至今也無法回答。畢竟我當時也沒問大平本人為什麼找我來談。」
不過我們在某個程度能這樣推論。辜寬敏與大平的愛將宮澤喜一是交情很好的朋友。而前面也提及，辜寬敏與外務次官法眼也接觸過。大平應該知道這些來龍去脈，此外也可能聽說過辜寬敏出身台灣名門望族，才可以加入日本財政界上流人士才能加入的高爾夫俱樂部。
我們也無法否定，大平可能沒有台灣的人脈。二戰後，在日本的政治圈內，台灣的人脈都掌握在佐藤榮作或岸信介等人手上。若以派系來說，那就是與今日安倍晉三首相有關聯的「親台派」，也就是自民黨派系「清和會」所掌握。至於大平屬於池田勇人開創的「宏池會」，以及後來改組成「經世會」的田中角榮集團，都與台灣之間的關聯不深。當時，田中內閣將日本與中國的外交正常化訂為政權的首要目標，並不斷往前推進，但這件事同時也受到自民黨內台灣派系的嚴厲批判。
二戰結束時，蔣介石提出讓中國大陸上的200萬日本軍民快速、安全歸返日本，以及反對廢止日本天皇制度和領土分配等等「以德報怨」的政策，不管怎麼看都被認為是對日寬容的政策主張。因此保守派認為，與中國建交、捨棄台灣這種背叛蔣介石的做法，有悖於他們所重視的「大義」與「友情」。
這股聲浪，在自民黨內形成了不能忽視的力量。因此還有另一種可能，就是大平煩惱苦思不已，覺得到了這個地步，只能死馬當活馬醫找上了辜寬敏。
日本與台灣正式斷交
雖然辜寬敏被台灣政府限制入境，但他並非完全無法回到台灣。他與其他獨立運動成員相比，在這一點上有微妙的不同。不僅如此，他還有台灣大使館的人脈。他向大使館告知10天後他會回到台灣，並獲得了回國的「許可」。然而，就在他回國的前一刻，卻收到日本政府「請再等我們一天（以完成公文）」的聯絡訊息。於是，辜寬敏只能先回到台灣，然後由中華民國大使館的幹部拿到外務省中國課課長橋本的信件後，再直接上飛機送至台灣。
當時，擔任台灣外交部長的沈昌煥才剛上任，留宿在台北市的某間旅館。拿到日本外務省信件的辜寬敏，就在那間旅館的大廳與沈昌煥見了面。辜寬敏一面將這封自己也是第一次看到內容的信件翻譯成中文，一面念出來給沈昌煥聽。沈昌煥則邊舔著筆，邊將辜寬敏口中的內容仔細抄在筆記本中。沈昌煥的模樣，讓辜寬敏感到不悅。
「這文件不是只要從我手上拿過去之後，再找人翻譯就行了嗎？外交部裡面也有可以翻譯的人吧？這麼小氣又沒肚量的人當外交部長真的沒問題嗎？」辜寬敏心裡這麼想，但沒有說出口。
不過我也可以理解，沈昌煥與一身是膽的辜寬敏不同，身處權威主義體制底下，不過是一介政黨官員，他在拚命抄寫會左右國家命運問題有關發言時的心情。
「那一張紙上寫著一條條的項目，我印象中是7條。」辜寬敏的記憶所及，日本政府書寫的這張紙上，似乎寫著這樣的內容：
- 斷交只限外交關係。
- 斷交後，人員的往來、貿易，一如既往，不受影響。
- 空運將盡早於近期內以民間協定的方式恢復。
- 船舶往來一如既往。
- 放棄日本政府在台灣之所有財產。
- 台灣於日本持有之財產不轉讓中共。
- 日本政府放棄台灣向日本之借款。
這些條款，已足以讓對日本疑神疑鬼的台灣安心。因為原先連日塞滿報紙標題的批判日本論調，都在一時之間變得鴉雀無聲。畢竟1970年代初的台灣，正處在經濟終於起飛的時候。不論是投資，還是技術的引入各方面，早一步高度發展的日本企業都有強大的影響力。斷交影響到的經濟層面，也會殃及進入台灣市場的日本企業活動。而辜寬敏也想像到台灣也希望能避免這樣的事情發生：
「我的力量有限，我只是個什麼都沒有、一文不值的浪人。不過若是受人所託，為了台灣，我認為還是應該超越黨派，提供協助才是。這也能理解為何組織視我為叛徒，覺得我的做法與組織衝突，要把我逐出門。不過，即使在國民黨的統治下，台灣經濟的成長，還是能直接帶給台灣人民財產的增加哦！」
在講到「台灣人民財產的增加」時，辜寬敏的語氣特別強烈。
書名：漂流日本：失去故鄉的臺灣人
作者：野島剛
譯者：林琪禎
出版：游擊文化
出版時間：202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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