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雪麗教授《從MIT到中國製造：台灣如何推動中國經濟起飛》一書，從外國人角度觀察分析兩岸經濟互動。透過這本書的閱讀，能夠同時理解戰後台灣經濟發展和中國經濟起飛的歷程，還有兩造間相互交流的過程。以下分述本書各主題大要。
台灣經濟高度成長累積的經驗
本書共有10章，前4章描述台灣歷經1960年代起的經濟高度成長階段，創造出一批以製造業為主又充滿活力的中小企業。這些企業主以替國外品牌大廠代工的方式獲取利潤，並在台灣創造出產業群聚模式。作者在書中除了具體討論大眾熟悉的台灣雨傘和製鞋業之外，還就早期芭比娃娃在台製造的過程進行介紹。
1970年左右，美國的美泰兒公司（Mattel Corporation）與台灣的華夏海灣塑膠公司合作，在今日新北市泰山區一帶，以不含設計的專業代工模式（OEM）生產芭比娃娃。1983年的全盛時期，當地約有8千名工人（相當於當地三分之一的勞動力）和數以百計的小工廠分包商，受僱生產洋娃娃的頭、驅幹、四肢、頭髮和衣服等，建立起「中心─衛星工廠」體系。然而，1987年美泰兒公司考量到台灣勞動成本提升，決定將生產基地移轉至中國和馬來西亞，這樣的生產模式遂於泰山消失，許多婦女相繼失業。
芭比娃娃在台灣的生產模式，可說是早期傳統產業以工資低廉、勞力密集占得優勢的代表。這跟冷戰時期美國為支持同陣營友邦，故將國內生產成本較高的製造業分享至友邦當地有很大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替國際品牌代工傳統產業製品的中小企業，存在著「家族企業事業」與「超越家人的關係」兩種網絡型態。這類在台灣經由親族或事業連結網絡所建立的信任關係，不僅能在財務上相互支援，還能在製造流程上促使每家工廠的工序保持簡單且專業化，達到產業群聚的效益。
至於當前台灣最具國際競爭力的高科技產業，作者在第5章大致分從兩條途徑說明。第一條途徑為1973年政府成立工業研究院初期即創立電子研究所，並透過美國無線電公司（RCA）提供的技術，建造出台積電的晶圓代工模式。當政府由上而下推動晶圓研發與製造的同時，尚有以當時交通大學（今日陽明交通大學）校友為核心的一群人，投入電子零組件和電腦組裝的製造，又加上新竹科學園區的設立，促使台灣成為電腦製品的生產重鎮。
台灣經驗在中國
1985年的《廣場協定》後出現新台幣升值的現象，加上當時國內工資提升的背景，對在台灣的本地資本與外資都帶來沉重的負荷。1987年台灣宣布解嚴，除了回去大陸探親的人民外，台商也在兩岸人員開始往來的破冰背景下進入中國。
1978年中國進行改革開放後，漸成為世界製造業降低生產成本的好地方。1980年代末期，台灣製造業面臨生產成本過高的困境，以傳統產業為主的中小企業家於是躍躍欲試想將生產基地移至對岸。1990年，台灣政府解除直接投資大陸的禁令，許多傳統企業陸續前往中國投石問路。中國政府仿效台灣經驗的加工出口區，成立經濟特區。台商成群結隊前往中國，沒多久東莞就聚集了百多間台灣資本的製鞋工廠。
台灣的傳統產業移往中國後，仍持續作為全球商品供應鏈的重要一環。台商在中國不免會遇上在地企業的競爭或想參與分工，但台灣的生產群聚體系與網絡幾乎是整套複製到中國，而非在當地有機生成，因此中國在地廠商得以切入的機會並不多。此外，台商彼此間也存在信賴關係，與中國人間的互信則相對薄弱。然而，受僱於台商企業的中國人，還是逐漸學會台灣人的生產方式，開始自行創業。
台商前往中國扎根，在過程中，他們周旋於兩岸之間的微妙關係，未必需要如同國際大廠那樣依循制度和法規與中國政府打交道，而能採取彈性、乃至非正式的手段建立起發展模式。然而，中國地方政府在執法和管理上的模糊空間，有時雖是一種方便，但也可能會帶來投資上的風險。在兩岸主權存在相互認識的矛盾、較難透過外交獲政府途徑解決的情況下，最後，台灣企業家們設立「台商投資企業協會」協助因應。
1991年台灣要求超過100萬美元的投資要得到政府的核准，且不得投資於非勞力密集型領域。1992年中國政府允許包含台資的外資公司在當地生產個人電腦，台灣的電腦與周邊事業固然希望前往當地投資。台灣政府為避免大企業與高科技產業快速前往中國，造成台灣產業空洞化的危機，不僅阻擋台塑集團前往福建設立電廠，還提出南向政策和戒急用忍，希望能減緩大企業前進大陸的步伐。
2000年政黨輪替後，陳水扁反倒提出了「積極開放，有效管理」口號，放寬對中國的投資限制。自此之後，台灣的電腦和部分晶圓產業相繼前往中國投資，但台積電仍將先進製程留在台灣生產。
蛻變與再思考
雖說台商從1990年代以後積極前往中國投資，但不容否認的是，不論是傳統產業或電子產業的代工，均存在著低利潤的現實。以鴻海為例，該公司從塑膠射出成型發跡，後轉往電子代工領域，於1991年在台灣上市，以富士康為名展開在中國的活動，以在巨型廠區進行垂直整合製程聞名。富士康透過在中國的電子代工經驗，又收購了日本夏普（Sharp），提升自主生產商品的種類。從鴻海前往中國再轉進日本的投資路徑來看，能夠看到希望透過併購的方式取得成熟技術，以增加事業集團競爭力的企圖。
值得注意的是，以往大家比較關注1980年代後期製造業前往中國投資的過程。這本書則花了一定的篇幅探討台灣的服務業如何前往當地，例如85度C，進而改變了當地的生活偏好。其次，也以旺旺、康師傅和統一在當地的投資，探討如何尋求市場的契機。而作為小資本的婚紗業，先將台灣的經驗複製到中國，爾後因在地聘用的人員習得技術，且具備在地人脈的優勢，台灣人的優勢進而被在地資本所取代。
在中國經濟崛起的過程，從傳統的勞力密集型產業為起點，成為台灣和國際大廠相繼前往投資的地點。作為後進國家經濟體的中國，逐漸培養出自己的品牌，且擁有廣大的國內市場為前提，期能逐漸走向國際。2015年中國提出了「中國製造2025」的口號，希望能夠推動整體產業升級。但伴隨2018年中美貿易戰、2020年疫情的相繼發生，促使全球部分高科技產業生產的地域分布出現重整，台灣的高科技產業也嘗試在全球政經的敏感環境中尋求利基。
台灣從1987年解嚴迄今，已歷經35餘年，台灣人前往中國從事商業經營可說歷經一代的時光。這本書的優點，可以讓我們深入淺出地瞭解台灣經濟奇蹟所累積的經驗，說明過去身處小型經濟體的台灣商人，前往大型經濟體的中國時，所擁有的利基和面臨的威脅。台商前往中國投資的過程所代表的意義，有別於過去將台灣製造的商品銷售到國際，而是將製造基地轉往中國生產後再銷售到全球，可說進入嶄新的階段；另外，台商有別於歐美大企業的生產與經營模式，也成為中國經濟起飛時當地創業者的參考，可說存在技術外溢（technology spillovers）的現象。
但不容否認的是，台商對中國的投資由於存在兩岸政權主權認知的問題，無法完全視同為一般的國際經濟活動。有別於跨國公司依循當地制度投資，台商在當地從事商業活動時比較有彈性，且能從國土疆界的模糊性中尋求各種機會；但同樣也因兩岸間不時的緊張關係，而潛藏著投資上的風險。在目前兩岸政權存在著潛在軍事對立和主權認識的分歧下，這本書能幫助讀者以冷靜透徹的眼光，回到以經濟為主體的脈絡，思考在中國崛起時台灣從製造業到服務業因過去的經驗所存在的優勢，且將生產或銷售經驗傳授給當地的情形。不論是書中所介紹的企業成功經驗，或是被淘汰的過程，相信都有助於我們檢討台灣企業在這段全球化背景的參與過程，作為下一波前往其他各地投資的借鏡。
（作者為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教授。）
好書推薦：
書名：從MIT到中國製造：台灣如何推動中國經濟起飛
作者：任雪麗（Shelley Rigger）
譯者：馮奕達
出版：春山出版
出版日期：202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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