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煉金術》：東南亞國家建立的過程中，姓名如何成為一種治理工具？｜安東尼．瑞德（ Anthony Reid）／獨評讀好書

在講究全球化與融合的現代，姓名成為世世代代保有認同的重要手段。一旦同化政策成為處理移民問題的最主要手段時，改名換姓、讓姓名顯得更「正常」，就成為加速這種同化過程的重要辦法。

雖然，後來的新多元文化主義鄙視這種為求同而改變原有姓名的作法，不過仍然接受許多妥協。比如說「混名」，也就是移民在社會中使用一個名字，與家人相處時則使用另一個名字，比如特莉莎．阮（Theresa Nguyen）、亞伯拉欣．陳（Ibrahim Chen），這種案例呈現了所謂「文化共存」（bi-culturalism）的可能性。因此，想深入理解想像的社群與疆界，「如何命名」是個非常重要的關鍵，然而相關研究卻始終不夠充分。

華人姓名難轉換，在變動環境中亦然

然而，華人與阿拉伯人的姓名，在變動的環境中特別難以轉換。以華人的例子而言，原因是父系家族的重要性，以及中文姓名的不可變化的性質。中國人遠比世上其他民族更加相信應該用姓氏維護父系家族的傳承。根據傳說，每個人都必須有「姓」的政令，早在公元前2852年便已經頒布。

儘管源遠流長，中國的姓氏並不多，而且大家都對它們耳熟能詳。根據一般說法，中國只有100個姓（百家姓），但實際上的姓氏或許有200、300個。儘管隨著時代與地點變化，這些姓氏的讀音或有不同，但使用的文字不變。在動盪不安、流離失所的環境下，就算失去華語能力，華人也一直不願放棄他們嚴謹的中文姓名系統。或許也正因為姓名讓華人念念不忘他們殘存的「華人意識」，東南亞政府有時還會向華人施壓，迫使他們放棄中文姓名。

這些中文姓氏同樣也用於越南與韓國，不過它們的讀音差距，比起中國方言的差距還大。越南在20世紀初期推動的姓氏羅馬拼音化政策，比如「阮」姓轉寫為羅馬拼音的「Ruan」、「范」姓轉寫為羅馬拼音「Pan」。這項政策造成越南姓氏與中國姓氏在形式上的極大差異，也讓越南人與中文世界漸行漸遠。

中國的姓氏源遠流長，儘管不多，但大家都對它們耳熟能詳。圖片來源：Rawpixel.com／Shutterstock

東南亞的姓名，可以在不同人生階段改變

阿拉伯姓名的原因則不同。自古蘭經用神聖的阿拉伯語表達，並透過阿拉伯文、而非白話方言譯本進行研究與記憶以來，古蘭經上的姓名與文字就沒有改變過。另一方面，基督教的聖徒名字則歷經「民族化」（nationalisation），比如拉丁文的「Jacobus」（雅各布斯）變成法文的「Jacques」（雅克），西班牙文的「Iago」（伊阿古），德文的「Jacub」（雅庫布），英文的「James」（詹姆斯），與義大利文的「Jacopo」（雅格布），這與穆斯林世界不成對比。

也因此，對採用伊斯蘭教或阿拉伯命名系統的東南亞人而言，除了他們姓名中呈現的伊斯蘭認同以外，看不出其他任何認同（他們將阿拉伯文的「ibn」〔某人的兒子〕稍加變化，改為「bin」，如此而已）。直到20世紀，伊斯蘭命名系統的使用逐漸普及，成為馬來人、亞齊人與望加錫人的主要型態。但在爪哇人中，使用這種命名系統的人數相當有限，大多數爪哇人直到今天仍在姓名中標示他們的族裔。

東南亞普遍使用的命名系統，是一種雙邊世系與母系系統，與中國的姓氏與父系標記正好相反。除了華人與越南人，或是在本書第6章討論的巴塔克人中有一些例外，東南亞的命名系統普遍不會經由父系將姓氏代代相傳。東南亞的姓名，可以在不同的人生階段改變，甚至可以針對不同的人使用不同的姓名，沒有人認為一個人的姓可以傳到下一代，或傳給另一人使用。

現代採用姓氏系統，是為了方便國家治理

不過，現代民族主義採納姓氏系統，確實為許多文化帶來一種模仿歐洲人與華人的擔憂。然而，當局往往這麼做，是因為這能夠讓人民感知到「國家」的存在，套用詹姆斯．史考特（James Scott）的說法：這麼做能讓人民「看得懂」。

舉例來說，西班牙總督克拉維利亞（Claveria）在1850年宣稱，每一個菲律賓人都必須取一個姓氏，因為「沒有姓氏就不能讓人為他們的家族負責，從而造成司法行政、政府、財務與公共秩序的困惑」。克拉維利亞發行了一本收錄數以千計姓氏的《姓氏名錄》（Catalogo de Apellidos）供菲律賓人選用，上面的姓氏事實上多屬本土姓氏，不過精英們一般都選用西班牙姓氏。

這是一次由國家主導、非常成功的轉型運動，菲律賓人也因此成為非漢化東南亞人中，第一個擁有明確姓氏系統的族群。因此，這段史實難免讓人認定，菲律賓認同的出現，以及家族政治之所以在20世紀的菲律賓舉足輕重，都與這本《姓氏名錄》密切相關。

當年泰王拉瑪六世下令，每一戶的男性戶長必須選用一個姓氏。圖片來源：Wikipedia

繼菲律賓後，泰國也有自己的家族姓氏

而在泰國，西式類型的泰國民族主義創始人、泰王拉瑪六世（Rama VI，Vajiravudh，1910-1925年在位）也在1913年下令，每一戶的男性戶長必須選用一個姓氏，由男性子嗣代代相傳，「以確保政府的出生、死亡與婚姻紀錄都能明確而可靠」。毫無疑問，拉瑪六世的部分動機，就像菲律賓的克拉維利亞總督一樣，為的也是方便國家治理。但是不只如此，從拉瑪六世的評論中也可以明顯看出他的國家主義用意：「現在我國人民都有了姓氏，因此可以說我們已經趕上了文明標準。」

拉瑪六世似乎很怕別人認為他在抄襲中國的作法，因此他說，華人仍處於容易造成分裂的氏族姓氏階段，而真正的現代民族應該有屬於個人的姓氏。他相信姓氏「有助於維護家族傳統。還能發揮激勵作用，讓每個人都能在追求個人榮耀的同時，也為家族榮耀而努力。」拉瑪六世親自把名字送給社會精英，但也鼓勵平民百姓取名字。

就這樣，儘管在日常生活中極少使用，泰國人繼菲律賓人之後，開始有了家族姓氏。至少在與非泰人打交道時，這些姓名有標示國家界線之效，使泰族的族裔壟斷地位更加明確，也使不肯效法的少數族裔更顯疏離。在1940年代泰國國家主義發展到高潮的期間，華人與穆斯林也面臨採用泰國姓氏的巨大壓力。因此，泰國國家主義能否成功對抗重大競爭對手，端視這項過程能否成功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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