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有一段時間，我長得像個印尼人，在青春期來臨前的小學5、6年級，胎毛尚未褪盡，又隱約有什麼開始抽長，青黃不接的尷尬階段。我膚色黝黑，手腳細瘦，頭髮捲曲，雙眼皮褶痕深邃，看起來就像個印尼人。
小時候，好一點的同學，我會私下跟他們說，我爸爸來自印尼。「哦……難怪妳長得像印尼人。」我馬上急著解釋父親不是印尼人，是印尼華僑，兩者之間有著莫大區別。印尼人，11、12歲的小女孩，也約莫我小學5、6年級，就已經開始在爺爺家全天候幫傭，我不常看見她們，只知道昨天換下的衣服，今天已經洗淨熨妥折好。吃飯的時候也不常看見她們，只知道等我們吃完，她們會在廚房像老鼠一般，蹲在角落，安靜覓食，僅用右手扒飯，左手汙穢不潔，是禁忌。她們也許會暗中笑我，怎麼擦屁股的手也拿來取食，儘管我坐在前廳，用刀叉吃飯。
印尼人，11、12歲的小女孩，姑姑說不要對她們太好，她們好吃懶做，對她們好一點，以後就難管了。我的堂姊同我差不多大，從小便嬌寵慣了，不吃飯，要傭人一口一口餵；襪子、鞋子從沒彎下腰去自己穿好，都是也和她一般大的小女僕，幫她穿好才能出門。
「印尼人」的一天
印尼人通常幫大多數華人，以及少數有錢的印尼人幫傭，男的當司機，女的做女傭。學業中輟，從很小便開始出來工作，薪資低廉，連不怎麼富裕的華人家中都請得起，比如我爺爺家。
爺爺家的舊房子，在住、商混合的雜亂區域，沒有拓寬的大馬路，叔叔的賓士轎車開不進來，奶奶早已搬離這裡，遷移到小叔高級住宅區的花園洋房。父親每次回來，也住不慣洋房，和母親拎著兩姊妹，幾箱行李，擠上由機車改造成的簡易出租車，風塵僕僕穿過空氣汙染十分嚴重的雅加達市區，來到爺爺家。車還是騎不進去，我們在路口下車，拖著重物，穿過彎曲迂迴的小徑，抵達迷宮的中央，爺爺的小屋，父親的過往。我記得旁邊有一條大河，或者說是泥河，幾乎不流動的水溝，小孩子排隊在水裡大便，母親們排隊在河邊洗衣。爺爺家有廁所，我們不必出去拋頭露面，但是每天的用水，必須一桶一桶向水車買來。
每天清晨5點整，我會被回教徒的禱告聲驚醒，透過廣播器強力放送的激情語言，進了我的耳朵，成了恫嚇。
中午12點，父親領著全家在街邊小攤尋找童年味道，蒼蠅嗡嗡盤在腳邊，日曬正烈，不一會兒，涼的食物也熱得燙手。
晚上8點鐘，回到爺爺家。爺爺家的錄音帶只有張帝和鄧麗君，我和姊姊聽了一整個月的脫口秀和小城故事，日後我回台北，在電視上看到他們，總有一個錯覺，他們其實來自印尼，身上夾帶了揮之不去的泥沼味。
我終於沒成為一個印尼人，印尼人卻開始來到我的島嶼
曾經有一段時間，我不只長得像個印尼人，也將要成為一個貨真價實的印尼人，有一個印尼名字，一本印尼護照。
同樣是在我小學5、6年級，父親花了一大筆錢，為台灣出生的母親、姊姊、我，辦了3本印尼護照。我臨摹歪歪扭扭的印尼名字，描畫了好久，才在護照上落了款，定了讞；去相館照相，膚色黝黑，頭髮捲曲，眼皮深邃，不用假裝，看起來就是個印尼人。
印尼人，右手吃飯，左手如廁。清晨5點整，朝向東邊對真主阿拉虔誠跪拜。中午12點，我最怕吃的榴槤在街上熱得發燙，濃黃的汁液就快噴發而出。晚上8點鐘，聽張帝繞口令鄧麗君唱歌，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印尼人」一天的生活，在11、12歲的小女孩心中，貧乏得可怕。
過了幾年，小女孩長大，膚色變白，頭髮留長，雙眼皮還是雙眼皮，戴上眼鏡之後，不這麼深刻了。護照失效，我終於沒成為一個印尼人，印尼人卻開始來到我的島嶼。外籍勞工或者配偶，前者短暫停留，來了又走；留下來的是後者，結了婚、生了孩子，5年、10年過去，明明老資格了，白紗總除不掉，還是新嫁娘，「印尼新娘」、「越南新娘」的叫。日後她的孩子上學，對親近一點的同學說，我的媽媽來自印尼，「哦……你媽媽是印尼新娘，你是外籍新娘的孩子。」不是個「人」了，只是結婚蛋糕上的塑膠娃娃，人造新娘。只會褪色，不會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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