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

教育界為何豢養狼師?傳統校園的父權體制下,我們更需要性平觀念

父權體制下權力關係的傾斜,日積月累成為校園霸凌、性霸凌與性騷擾最肥沃的「養份」,卻依然很少被關注。 父權體制下權力關係的傾斜,日積月累成為校園霸凌、性霸凌與性騷擾最肥沃的「養份」,卻依然很少被關注。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層出不窮的性騷擾、誘姦等案件,跟反同、反性平有著一樣的源頭,只是內涵上有著部分差異。雖然性騷擾、誘姦案件並非一定是生理男性對生理女性,但依統計,仍以具權力的生理男性為主要加害人,生理女性或較不具陽剛氣質的生理男性較可能成為被害人。

性騷、誘姦的根源,則是在強化鞏固父權體制過程中,一則異性戀男性被鼓勵用「女人」作為成功的標記,例如同時能夠「把多少妹」、以三妻四妾或後宮嬪妃數千人,彰顯自己的男性權力與氣概。再者,父權體制製造出以男性支配、男性中心的權力結構,在這種結構下,性騷擾、性侵、誘姦是權力的一種展現,包含個人與機構性權力的組合與共同作用,對地位較低或較沒有權力者以性或性別為武器進行的行為表現,更是父權社會下,男女之間權力不均等的一種性別歧視(sexism)呈現

然而,父權體制的鞏固,每個人皆參與其中!例如一位自認為油麻菜籽命的老年女性,卻還是認為女孩子只要長得漂漂亮亮、「嫁」個好先生就好,因此將家中主要教育資源給家中男孩。婆婆媽媽,性別結構中的弱勢者,在權力結構中內化了既有價值,加入既有權力鞏固的行列之中。

教育,本身就是一個非常性別化(gendered)的行業,教育界或學校層出不窮的性別平等事件,也跟這樣的背景脈絡有關。在女性教師比例居多的中小學中,女性教師若不具性別意識,很容易就落入鞏固既有父權結構的角色之中。

為何教育界能夠豢養「狼師」?

性別教育,在教育領域中一直處於邊陲或不受歡迎的位置,不管從1990年代的濫觴到最近性別能否進入12年國教討論過程中的種種阻力。台灣性別教育的發展是一股由教育圍牆外而內的婦女運動,而非下而上的教師自覺草根性運動,才有機會將性別議題推進校園,這也是性別教育在校園的推展一直困難重重的歷史脈絡因素。

台灣性別教育的發展必須回溯到1980年代婦女運動的興起,婦女團體尤其抓住教育改革運動(1994~1996)的機會,將性別議題奮力切入教育領域中,並讓立法院在1997年1月通過《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規定各級中小學每學年至少有4小時以上的性侵害防治教育課程。2004年,立法院通過《性別教育平等法》,性別教育達成法制化的目標。

儘管立法通過了,儘管性平法的核心在於符合性平精神的教學、課程、學習環境等,尊重多元性別差異,消除性別歧視,但各級學校及教育單位卻只把重點放在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的處理,忽略性平事件的源頭,例如性別素養的培養等,才是性別教育的基礎

換言之,對於校園性騷擾事件來說,校方不能只是「處理性騷擾事件」的本身而已。父權體制下權力關係的傾斜,例如課程中對男子氣概(masculinity)與女子柔弱的建構與強化、處室辦公室資深男性老師自以為風趣的性別笑話等,日積月累成為校園霸凌、性霸凌與性騷擾最肥沃的「養份」,卻依然很少被關注。

校園少了性別教育,少了對父權體制的檢視反思機會與能力,性騷、誘姦等性平案件只會更層出不窮。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學校性平教育作了什麼?

許多教育人員認為自己「沒有性別歧視」,因此並不需要性別教育研習;一般認為性別教育「只是一種意識形態」,只是「接受」或「不接受」那麼簡單而已,當然不認為那是一門知識體系。因此,在性別教育研習場合,有些老師繼續低著頭改作業,裡面有些人「不想接受這『意識形態』」,有些人說「改一下觀念就好了,沒什麼好聽的」。

性別教育不是一種意識形態,那是一套由邊緣出發的理論與實踐,因此具有爭取平等的運動與改革特質,要能具備對行政、教學、課程、輔導與活動等加以重新檢視的能力,才能真正做到「友善校園」。不具性別意識,就無法具備檢視能力,「友善校園」也只能淪於口號。

根據性平法第15條規定「教職員工之職前教育、新進人員培訓、在職進修及教育行政主管人員之儲訓課程,應納入性別平等教育之內容;其中師資培育之大學之教育專業課程,應有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然而根據教育部之相關規定,「性別教育」僅被列為「選修」課程。民間團體統計102學年度全國4,000多名師資培育生中僅988位同學修過性別相關課程,比率明顯過低。一旦教師職前培育的性別教育課程比率不到四分之一,如何期待基層教師具備性別素養?這也成為性平法難以落實的根源之一!

「歧視」是結構性的存在,存在於社會體系之中,而非由「心理感受到」來決定是否「有歧視」妳/你可能感受不到「歧視」,但不代表「歧視」不存在,它存在於我們日常生活、存在於不具性別敏感度的制度設計或政策之中。尤其社會主流群體習於用「不足」、「低下」或「缺憾」的觀點看待非主流群體的差異性,包含非主流性別關係(例如LGBTI或單身、離婚、無性戀等)、勞動階級文化(例如語言使用、教養方式等)與弱勢族群語言文化(例如東南亞語言)等,無形中就產生歧視性的對待。就如Allan Johnson在《性別打結》一書所言:

在有些情況下,對於性別歧視的「不瞭解」,就是伴隨性別支配而來的特權的一部分。男人在日常生活之中,不需去思考性別歧視如何影響著女人,就像白人不需要關心種族歧視的後果,以及上層階級不需要注意貧窮與中產階級的焦慮一般。「不瞭解」也是護衛男性特權很有效的一種方式,卻將喚醒意識和理解現實的苦差事留給女人……不論女人花了多少精力要男人去「瞭解」,通常都不會有多大的效果,除非男人們自己願意去理解……

另一部分是學校官僚體制習於包庇文化。就如一位性別史學者在2017年9月中山女中性騷事件被媒體揭露時,在社群網站的貼文「誰包庇袒護這位狼師?我們該如何教育孩子讓他們勇於拒絕、勇於揭露,不讓此事不斷重演?學者研究清代的檔案,發現不少族長為了『家醜不外揚』,包庇、私了姦案。家門、校譽,彷彿一座座巨大的牌坊!」

性騷/誘姦/反同/反性平,其實同源,那就是無所不在的父權體制!校園少了性別教育,少了對父權體制的檢視反思機會與能力,性騷、誘姦等性平案件只會更層出不窮,讓性平會窮於應付性平案件,也就離《性別平等教育法》立法精神愈來愈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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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邊緣教育學:寫給教育新鮮人的導讀書
作者:李淑菁
出版:五南
出版時間:2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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